玉龙人寻找“不死鸟”的故事

玉龙人寻找“不死鸟”的故事

                    王德奎

说到盐亭有两只“不死鸟”，引人注目的是嫘祖和盘古的传说，他们代表了盐亭人民的自强不息精神。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12日下午，半个盐亭县万人空巷，近十万蚕农扶老携幼，自发地赶到玉龙、高灯、金鸡、金孔、八角及林农等场镇和沿途嫘祖景点的公路、山坡两旁，夹道欢迎寻找“不死鸟”的160多位来自北京、台湾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场面壮观、感人。

可能也许有人会认为，嫘祖和盘古，这只是远古时代的人。其实在近代和现代，盐亭玉龙也有许多这样追求的人。这里说的故事，是在上世纪战火纷飞的二、三十年代，盐亭的许多年青人，曾形成分头到共产党和国民党队伍去寻找“不死鸟”的现象。而在此首届海峡两岸嫘祖研讨会期间，国共两党曾浴血奋战过的将军就在嫘祖故里同游。

我们采访台湾来的邓永树将军，他是盐亭玉龙镇人。邓永树说在台湾还有一些盐亭出生的将军，如天垣人的胥立勋将军就是他的朋友。天垣胥家沟除胥立勋外，还出了一位共产党将军胥树香，解放初曾是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胥树香将军在1950年代一次回家探亲，就曾说过，盐亭在解放后还有二、三十位在世的共产党的将军干部。而邓永树将军也说盐亭在解放前也有二、三十位的国民党的将军。

王剑清老人是原玉龙区利和乡木耳湾人，1936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冀东日报》编辑组长、采通部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人民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报》编委、农村部主编；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至1960年大跃进的“浮夸风”、“高产风”，使得王剑清的家乡盐亭县利和乡和永兴、古来、安家乡等农村，发生大量的饥饿、肿病和死人现象，她得知情况后，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并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使肿病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他的前任党史办主任龚荣忠同志，当时就在利和乡作党委书记。1998年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能召开，王剑清老人是推手之一──是她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８３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斗转星移，看到国共两党曾浴血奋战过的将军在嫘祖故里同游，邓永树的身份是台湾来的学者、企业家、老将军。我赶去采访他：“邓将军，听说你是嫘祖故里人？”“是的，我就出生在这里玉龙镇。”“那你认识30年代从这里离家，后任台北警备司令的胥立勋？”“他是我的好朋友。”“邓将军，为什么你们这些退役的老人对嫘祖这样情深？”他顿了一会儿，提高了声音：“邓小平先生生前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共同的主题，这不是大家要找的‘不死鸟’吗！”

我又采访了胥光义将军：“胥将军，你是哪里人？多大年纪？” 胥将军一脸高兴，他说：“我就生在盐亭的近邻的巴中县，徐向前元帅在通南巴创建红四方军时，我就参加了红军，今年已经83岁了。”

盐亭革命老区的苦难辉煌，研究“盐亭革命老区”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我是盐亭中学高65级学生，班长杨崇汇带领我们在每晚下自习后，都要教唱这首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老区史。

但1964年传来说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惹了风波，已被停映，当然影响到了不再提写《梓江怒潮》；文化大革命更清楚电影《怒潮》为什么被批判。现在想来杨崇汇那时为什么对《怒潮》情有独宠，原因也许杨崇汇是从龙潭中学1962年初中毕业，升入盐亭中学高中的。他的家在玉龙区三河乡杨家沟，对1925-1935年期间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的事情，1960年代在他上龙潭中学的地区，上了年纪的人中，是尽人皆知。

后来杨崇汇先生成为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还先后曾任重庆医学院团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重庆市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党组书记；中共雅安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中共云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这可以说是龙潭中学的骄傲。而这种骄傲，就还有解放前从龙潭中学走出的女革命家王剑清老人。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是1911年盐亭县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辛亥革命在盐亭本土领导斗争的骨干人物。

“盐亭革命老区史”不是一种摆设，也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一书412-425页《山丹丹花开》一节，写1935年红25军长征到陕北前的陕甘边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特别与当时盐亭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相似，可以作对比拿来参照。例如，这些地区都特别贫穷，各阶层的人们都希望变革的热情高，但上层地下党组织能派出做党、团、工会工作的干部少，除革命老区苏维埃掌握的武装队伍外，乡村苏维埃内的党员人数不多，很多地方是非党员领导了乡村苏维埃。其次，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一书也谈到，上层张国焘领导的四川红军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路线上有分歧。

再读刘统教授的《北上》一书，他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通南巴等地区站稳后，1933年6月张国焘开展了第二次肃反。这一次又处死了一批军长、师长和团级干部，以及一大批基层的高级指挥员，甚至连徐向前在八一检阅后都被捕了。必须要说，肃反运动是与王明左倾路线密切相关的，在该路线下张国焘善于借题发挥。王维舟后来写回忆录说：“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

刘统教授说：张国焘在宣汉双河场杀害了百余名地下党，在清溪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在巴中杀害了两名师长，在黄中埔前线把正在同敌战斗的政委和五十几个排级以上干部杀掉了。张国焘称之为拔萝卜。后来四川的同志在延安说，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一来把整个地方都肃光了。红四方面军转移到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依然执行滥杀无辜的政策，许多游击队、地下党组织身经百战，却死在张国焘手下。在这期间，他还暴露出统一战线理论匮乏的缺点。面对群众，只要是地主和富农都要杀掉，当过保长的大多要杀掉，这就破坏了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面对大小军阀，不懂得利用对方之间的矛盾来分化瓦解，全部视为敌人。

《北上》一书的作者刘统教授，1951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是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作者在书中无声地暗示的书名“北上”的缘由，以及其背后诡谲多变难以预测的时代背景，作者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了10种文献、日记、档案，8种文集，7种报纸、刊物，17种回忆录，20种传纪、年谱，16种专著，3部工具书和9类综合资料，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可见一斑。也正因为作者对自己严苛的要求，读者才有幸读到这么丰厚的著作，才能穿透历史的烟云抵达长征的漫漫征途。

1933年至1936年期间，盐亭革命老区苏维埃掌握的武装队伍和上层派来的县委领导，实际也受张国焘路线控制。上层斗争和路线分歧，使派来的县委领导撤走或撒手不管，甚至有人叛变告密时，直接冲击的是盐亭革命老区本地人中的党员和本地掌握苏维埃武装队伍的党员领导人。但这都被后来者们所忽视。

而从1902至1936年期间，四川各地的存古学校成为省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以盐亭榉溪龙潭地区为例，为什么中共盐亭地下党组织在这里最早最快建立，数十个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群众达数千人，还组织了龙潭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革命的大风暴遭来反革命的疯狂镇压，1935年在盐亭县玉龙区高灯乡嫘祖文明故土上，一次就有300多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2010年盐亭县终于有了被四川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革命老区县的文件正式下达。

一是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特别是三台柳池暴动失败后，省委将三台中心县委迁至盐亭龙潭子，这里临近榉溪河，上是珠瑙沟，下是天垣场。在榉溪河流经的八角、金孔、黄甸、玉龙、两河等区乡，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在1929-1935年间，盐亭有近10万人次参与了游击队、交通线及支援前线等工作。1935年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受到敌29军的残酷清剿，先后逮捕盐亭地下党、游击队和其他骨干成员上千人，共约有800人死于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下。同时一大批盐亭籍战士，牺牲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二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解放通南巴后，盐亭成为川陕苏区防御敌29军进攻的前哨阵地和桥头堡，也是省委和川陕苏区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原属阆南中心县委领导的富村驿（今盐亭富驿镇）区委，1933年划归川陕苏区领导，盐亭成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红四方面军进入盐亭，在这里战斗近百次，歼敌数百人，建立了石牛庙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1933-1935年间，红军战斗活动区域和地下党及游击队活动区，占该县总面积83%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在支援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途经盐亭过程中，该县的三条地下交通线，向川陕革命根据地护送了上千名各级领导和专门人才，向苏区、省委、中央传达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和物资、文件。

但困惑盐亭革命老区史之殇的是，2010年盐亭县虽然被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革命老区县，然而县党史办对1929—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中的盐亭本土人，他们虽然受到敌29军的残酷清剿，先后逮捕盐亭地下党、游击队中盐亭本土人的骨干成员上千人，共约有800人死于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下，很多人是家破人亡，如著名的盐亭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中盐亭本土的骨干领导人何增甲和申秋成，就具有代表性；1980年代盐亭县农业局办公室任元洪主任说，何增甲是他的姑父，八角人，1935年在高灯乡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后，8岁的儿子失踪，妻子跳堰塘自杀。

而申秋成是玉龙区天垣乡申家沟人，据天垣申家沟的人反映，申秋成也是在高灯镇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中遇害，他的家人也被全弄死光。但对此等事实，至今还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特别是1980年代县党史办、县志办设立，县文化馆出版的民间故事、诗词、歌曲三集成，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何增甲和申秋成，以及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等斗争故事，有的也被收集其中，但出版后，又在这类故事后注明作废。

一问，说是何增甲和申秋成等被屠杀的共产党人是“叛徒”。其实这些本地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在1934-1935年间因高层斗争和路线分歧，使派来的县委领导撤走或撒手不管，甚至有人叛变告密的特定时期，遭受川内军阀敌29军的残酷清剿，何增甲和申秋成带领的游击队被包围后，找人说情，假借愿意集体收编，以保全这支武装。

但当困境解除后不久，这支队伍又集体突围重新进行革命斗争。这使敌人恼羞成怒，不遗余力进行捕杀。在高灯乡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大屠杀，就是这样又来的。正是这种大屠杀，194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的地下党、游击队基本被扑灭。10年后的1945年重建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盐亭本土在成都、绵阳、南充等外地读书参加地下党的人，回县里才重新恢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上世纪80年代盐亭县委、县政府重视发展蚕桑，恢复成立的县科协，调进一批本县在外地工作的大学生，他们结合本县“发明栽桑养蚕的嫘祖是盐亭人”的传说，和根据省文史馆何拔儒馆员的研究成果，为弘扬盐亭人的栽桑养蚕精神作科普宣传，到各个区乡协助推动县上发展蚕桑和建立农村科普协会等工作，使这些1949年前后出生的盐亭年青的大学生，把1963年电影《怒潮》激发起的读高中就关注过的盐亭1925-1935年期间榉溪河龙潭地区地下党、游击队进行的革命斗争史，与生产、科学、学术融合在一起，作新的视角联系。

这也是在1998年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我采访王剑清老人的重要原因──鉴于王剑清老人是革命老同志，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亲身经历者──1936年她到延安参加革命前，龙潭中学正是她读中学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以这处梓江榉溪河畔龙潭地区为中心，1925-1935年期间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捐）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她是清楚的；对其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有体验。

所以当我向她说到嫘祖是只“不死鸟”，代表了盐亭人民的自强不息精神，并汇报我们亲自目睹到的解放初期的情况时，想到何不借此机会，向王剑清老人请教“盐亭革命老区史难题”。这个难题是，盐亭作为革命老区，主要是有1925-1935年的十年间的辉煌革命活动事迹。这期间袁诗尧、侯伯英是属主要革命活动人物，他们的革命事迹得到肯定，是应该的；他们的牺牲，值得可歌可泣。但这期间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并不在盐亭直接领导本土的革命活动。但之前他们培养过的学生、战友，1925-1935年的十年间留在盐亭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活动，也大批牺牲的。

如像何增甲、申秋成等党员干部，每个人也应该实事求是得到评价：他们的牺牲，也是可歌可泣的。但市、县党志史等公开材料，说何增甲、申秋成等众多干部和党员，不是叛徒，就是脱党。这道难题，在1980年代我们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们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以前有结论，要改也难。

此时，王剑清老人回忆了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那段革命战争时期盐亭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她对此也很有意见。当时盐亭县党史办是第二任主任刘泰焰同志，王剑清老人曾当面委托刘泰焰主任写报告，找在此参加研讨会的省委退休书记杨超同志，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也不得其果。令人悲痛的是1998年王剑清老人回到北京后，当年她就去世了。而高兴的是，我们写的采访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部分内容的文章《寻找“不死鸟”》，发表在天津市《今晚报》1998年7月3日第17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