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学家吴天墀

　　西夏史学家吴天墀　　文／常崇宇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吴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问世，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素不相识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致函吴天墀，认为这部著作是“近年来国内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不止是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增添了异彩”。１９９４年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也评价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这部专著于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９７年分别获得四川省政府及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并经国家教委定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吴天墀先生还致力于宋史的研究。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９８年，在长达６７年的时间里，吴先生关于西夏史、宋史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及论文，多达５０余（部）篇。然而吴先生研究西夏史，却是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艰苦环境下着手的。解放初期有一段时间，他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人的生活是靠他拉板车，从事体力劳动自食其力挣钱维持。幸而遇到了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才使他重操旧业，回到历史研究的工作岗位上。
　　吴天墀是四川万县人，１９１３年出生在一个以经营瓷器为业的小商家庭里，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１９２６年春天，吴天墀考入万县中学附设的师范班，每逢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靠奖学金购买书籍文具及缴纳杂费。１９２７年寒假他的母亲因病逝世，他从此失去了家庭的依靠，无家可归了！这时最要好的同学何其芳邀请他到何的家中去住。吴天墀将母亲草草入殓后，大年三十这天，举目无靠的他，手提一个烛光飘摇的纸灯笼，在凄凄寒风中孤身行走了２０多华里，在二更时分见到了焦急期待着的何其芳○。又过了几个小时，就传来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春节到了！
　　吴天墀在何的家中住了半个月，然后一同到万县中学报到。他与何其芳以及另一位云阳籍的同学孙琴侠编在同一个寝室住。不料孙与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生冲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学校挂牌把他们三个人全部开除。三人不得已转学到重庆江北治平中学继续求学，从此吴天墀见识了大城市的大世面。
　　１９２８年冬吴天墀从治平中学毕业，在涪陵的乡下和县城教了两年半书，随后在母舅和表哥的帮助下，来到成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的文科。１９３４年高中毕业后，经过激烈竞争，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进校时，川大的校长是王兆荣，１９３５年王辞去校长职务，由任鸿隽继任。不久任与地方当局的关系不融洽，提出辞职，推举张颐代理校长，张又聘请朱光潜担任文学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吴天墀就在张颐和朱光潜的关怀下博览群书，受到朱的教育和熏陶。
　　在大学读书期间，由于对社会现实不满，同时他所熟悉的知名教授中的许多人，如何鲁之、魏时珍、周谦冲、彭芸生等都是青年党人，受到这些名教授的影响，吴天墀也加入了青年党，不过只是挂个名，并没有参加什么特别的活动。
　　１９３８年５月，吴天墀行将毕业，张颐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告诉他邓锡侯主任要选派一名成绩最好的学生去绥靖公署工作，学校推荐他去。所以一等到毕业，他就到邓的绥靖公署上班了。很快他就发现这项工作既枯燥又乏味，每天写点公文，跑跑腿而已。吴天墀很想读点书，多研究些学问，他在邓的门下只当了两个月的干事，就向朱光潜院长反映，要求调回学校，于是朱就设法把他调回川大历史系。历史系本来不设助教，朱破例在系里增设助教，让他当上了历史系开办以来的首位助教。
　　好景不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王世杰辞去教育部长，蒋介石委派ＣＣ系陈立夫继任教育部长，陈任命国民党原驻德国大使程天放接替张颐当川大校长。为了抵制ＣＣ派推行党化教育，压制学术自由，四川大学文学院长朱光潜、理学院长魏时珍、农学院长董时进联名掀起反程运动，致电教育部反对程接任川大校长（法学院长曾天宇也签了名，实际上是全校一致反对）○。成都地方绅耆也通电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然而陈立夫一意孤行，竟致电张校长称：
　　“查简命校长，权在政府，该院长、教授等，身为学生师表，应知服从政令，何能出位干政，败坏学风…”。
　　程天放还派ＣＣ系骨干、川大秘书长孟寿椿夺取川大印章，强行夺权，为此川大师生罢教罢课长达十八天之久，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三位院长及周太玄、林如稷等教授愤而离校。吴天墀因为参加拒程风潮，次年聘期届满后也不再续聘。
　　１９４０年秋，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从《史学季刊》上读到吴天墀发表的文章后，聘请吴作他的秘书，为他撰写讲演稿。《史学季刊》是由顾颉刚、蒙文通等著名学者创办的，吴天墀也名列创办人名单之中。刘文辉擅长讲演，乐于表现，讲演时并不照本宣科，这就要求撰稿人翻阅古今中外的资料，充实讲稿内容，但仍然不脱官场俗套。随着刘文辉讲演的次数日益频繁，吴天墀的工作量随之加重，经常熬夜，吴的身体日渐消瘦。这样的秘书工作吴天墀一干就是三年半。
　　１９４３吴天墀兼任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１９４４年７月调任芦山县县长，兼任县立中学校长。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离开芦山回到成都，年底在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哲学系教书。１９４６年齐大复员回山东，川大历史系前系主任何鲁之教授在上海创办中国人文研究所，需要帮手，吴天墀便应邀到了上海，作了研究员。
　　１９４５年底，在中国青年党第十届代表会议上，吴天墀被选为该党的检审委员。１９４６年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强行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为了粉饰“民主”，拉拢青年党作为陪衬，给了青年党一些“国大代表”名额，吴天墀便经青年党提名当上了“国大代表”，并参加了大会。吴天墀是青年党的检审委员，可以列席该党的中常会议，在一次由该党党魁曾琦召开的会议上，曾琦一心想讨好国民党，在会上夸夸其谈，吹嘘他的东北之行。很多青年党人对曾的发言不满，这时候吴天墀起立发言：“曾先生你是在大学讲授法律学的，不可能不知道国有国法，党有党章。你既然是代表青年党去东北，为什么你的发言表态，中常会的人事先都不知道？我清楚在座的许多中常委对此都有意见。我是一名检委，应该如实相告。”说得曾琦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会后李璜专门约见吴天墀，对他说：“你今天在会上所提意见很好，许多人因为和他有几十年交情，不便开口。你这样做，是很对的。”
　　１９４７年经徐中舒教授联络及冯汉骥教授多方奔波，吴天墀重新回到川大，在历史系担任专任讲师，此后又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三台川北大学教书。
　　１９４９年底成都解放，青年党与国民党同样被宣布为反动党派。１９５０年吴天墀按规定主动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此后他失去了工作，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立即成了问题，于是他改行拉板车，靠体力劳动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拉板车的事被他的老师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教授知道了，认为长此下去，会荒废学业，鼓励他抽空研究西夏史，他便在徐、蒙、王的支持下，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那年头还没有复印机，他亲手抄写了五、六万字的资料，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１９５６年吴天墀重新回到川大历史系，当了一名高级资料员，从此他研究西夏史的条件大为改观，但因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研究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体已经完稿的《西夏史稿》，终于在１９８０年底得以出版。徐中舒教授为这本书作了序，称赞“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全书附有大量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计有注释２８０条，近九万字，对正文作了补充，对史料作出考订。《史稿》问世一年半后，又再版一次。此后吴天墀又发表了多篇关于西夏史和宋史的论文，本文不一一列举。
　　改革开放后，吴天墀由高级资料员升为副教授，到升任正教授时，已经是七十高龄了。他同时担任西夏史硕士研究生和宋史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１９９０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天墀是一位博学多才、感情丰富的学者。１９６１年老伴去世，后来埋葬在崇州市白塔山公墓，他不顾年高体弱，每逢清明节，常远行百里，前去祭奠。大约是在２００２年，他从校园内绿阳村搬到校外的川大花园住，居住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家中虽然请了保姆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但每逢我们去看望他时，老人总是亲自动手接待。２００４年初，当我和家兄常崇宜教授再度去看望他时，他的亲属悄悄告诉我们，吴老近来身体不好，经医院检查，患有癌症。这消息真像是晴天霹雳，但又不知道他本人是否已经知晓，没敢多坐就起身告辞。不久就接到通知，吴老在九眼桥附近的一家餐厅设宴招待，他的意思是与其把钱花在身后，不如生前请大家聚会，做最后的交流。这次他请了杨正苞先生（省文史馆馆员）、王权才先生（三环出版社编辑）、家兄常崇宜教授（省秘书学会名誉会长）等数人，我和老伴也名列其中。席间吴老说古论今，谈笑风生。面对死神，他是如此豁达，令人万分感动，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午餐了。
　　２００４年６月８日，吴天墀在成都病逝，终年九十二岁。

注：
　○刘复生：《泪别吴天墀先生》
　○吴天墀：《后记──往事悠悠》，载《吴天墀文史存稿》
　○张文达：《忆朱光潜先生》，载《龙门阵》１９９６年３期。

是[原创]吗？

答复:

参考了吴先生本人的自传及其他文献综合写出,不能算是原创,请取消"原创"标志.

抱歉!

抗战时期“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成立时，青年党是“民盟”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由于“民盟”亲共，青年党反共，所以就退出了“民盟”，接着又和民社党一道，参加了国民党炮制的“国民代表大会”。民青两党提名的国大代表，属于“遴选”，即不经选民投票，只要国民党认可就算数，吴天墀当“国大代表”即属此类。即便过去曾与何其芳如何如何，实际上早就分道扬镖了。大约是1946年，我在敬业中学上初中时，校长张宝书（灌县人，青年党份子）曾请吴天墀来校作过一次讲演，吴口才比姜蕴刚差，但反共立场却都一样坚决。吴天墀和张宝书是师大附高中同学，张当校长后吴即举荐一个叫李仲耕的人到敬业中学当图画教员，而把魏时珍当校长时聘的、深受同学欢迎的图画、音乐教员冯止堂先生（即天津著名漫画家朋弟）解聘，使得冯先生一家六口生活无着。同时又另聘了一位姓郑的音乐教员。解放后因工作关系我才知道：那位李仲耕抗战时是国民党成都市政府的密查员，他调查进步刊物《星芒周刊》后写的两份“密报”现在还保存在成都市档案馆。那位姓郑的音乐教员则是中统特务份子（此人与吴天墀无关）。关于吴天墀举荐李仲耕一事，是当年在敬业中学任教导主任的谭正钰先生（解放后曾在一中、工业学校教数学，当过两届市人民代表）告诉我的。谭先生还说，解聘冯止堂一事我曾阻挡过，但张宝书不听，他说这是吴天墀的熟人，非解决不可。

断代史专家要守得住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