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的生命来自何处？ 城市规划的目的是什么？是谁毁了我们的城市？怎样来挽救我们的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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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雅各布斯以其鲜明的建设性的批判立场，于1961年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宣言般地提出了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正是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乌托邦的城市模式和机械的、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扼杀了城市活力。要挽救大城市活力，必须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的生活，必须理解城市中复杂多样的过程和联系，谨慎而精心地，非粗鲁而简单地进行城市的改造和建设。

　　雅各布斯关于城市的思想和对策是具体而日常的，却恰恰是与正统的城市规划背道而驰的。如：街边步道要连续，有各类杂货店铺，才能成为安全健康的城市公共交流场所；街区要短小，社区单元应沿街道来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孤立偏僻的公园和广场反而是危险的的场所，周边应与其他功能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城市地区至少有存在两种以上的主要功能相混合，以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来满足对一些共同设施的使用；巨大的单功能的机构和土地使用将产生死寂的边缘，当行政中心、音乐厅等大型设施与城市的居住区和其它功能相分离而独立成区时，必将会出现死寂的边缘带；贫民区并不一定如正统规划人士所认为的“城市的毒瘤”，相反，可能是城市最具活力和安全的区域，不应采取大规模投资改造和搬迁的方式来进行消灭，而应通过鼓励和培植自我更新的能力来逐渐脱贫；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修更多的道路来解决，那只能使城市最具的活力区域不断受到侵蚀，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机会的方式来解决，包括提高使用汽车的难度以及提供多种出行选择来慢慢减少人们对进城汽车的依赖；城市应该分解成高效的、尺度适宜的社区单位，通过这种社区单位使市民能在城市规划和改造中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大型旧城改造工程，特别是救济式住房项目，不能与城市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城市的视觉设计必须反映城市功能，城市的秩序是城市功能秩序的体现；等等。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面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值得每一个开发商、规划师，各级城市的规划、建设及管理者，尤其是市长们时时能关照一下自己的行为。

　　雅各布斯强调城市规划必须以理解城市为基础。正是从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出发，雅各布斯发现城市生命和社会经济的活力在于城市功用的综合性和混合性，而不是其单一性。因此，城市规划的第一要旨在于如何实现多种功用的混合、为各种功用提供足够的空间。城市功用的丰富多样性，才使城市有了活力，城市文明才得以延续和繁荣。
 

　　而在当时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正统规划理论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实践，恰恰无情地扼杀了城市的活力。《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矛头所指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主导西方城市建设的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方法论，主要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理论，以及始于19世纪90年代流行于北美各大城市的城市美化运动（更确切的说是城市化妆运动）。合起来，它们被雅各布斯讥讽为“光明田园城市美化”（Radiant Garden City Beautiful）的“伪科学”。它们不是从理解城市功能和解决城市问题出发，来规划设计一个以城市居民的生活为核心、富有活力的城市，而是以逃避城市和营造“反城市”的“田园”为目标，用一个假想的乌托邦模式，来实现一个纪念性、整齐划一、非人性、标准化、分工明确、功能单一的所谓理想城市；凡是与这一乌托邦模式相违背的城市功能和现象，都被作为整治和清理的对象。

　　确切地说，雅各布斯所激烈抨击的是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特别是二战之后十多年里那种无视城市社会问题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和重建方式。在雅各布斯之前，这种批评和反思已经在许多社会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中悄然兴起，但雅各布斯的抨击是最无情而有力的。尽管有争议，且并非出自专业规划理论家之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仍被认为是二战之后最重要的城市规划理论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代表了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城市被理解为建筑的延伸，或是建筑的放大；城市规划被理解为物质空间的设计，尤其是美学意义上的城市整体设计；误认为一个优美的城市图案和空间设计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城市规划过程被认为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规划师（常常是建筑师）依据一个乌托邦模式，设计他认为理想的城市；规划成果最终体现为作为终极成果的、类似建筑物施工图的蓝图。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后（更确切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城市逐渐被清晰地被理解为一个系统，有着复杂的结构和丰富多样的功能，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 而城市规划是一个建立在对城市的理解基础上的系统的调控过程，是城市中复杂关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协调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过程，绝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规划不是以技术蓝图为终结，而是一个多解的过程和一个不断根据系统的反馈进行调整的动态的城市管治过程。

　　城市是个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而价值观和社会道义，更确切地说是尊重和关怀普通人的价值观和道义是这个生命过程中跳动的心脏和灵魂。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和西方的城市规划及建设的思想早已沿着雅各布斯所呼唤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向大大前进了，雅各布斯当年提出的许多思想和原理早已成为西方城市规划教课书的内容，并被广泛作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导则而付诸实施。

　　斗转星移，快速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的幽灵从西半球来到了东半球的中国。今天不妨也将雅各布斯的那面城市生与死的明镜高悬在大江南北各大城市的上空，照照我们的大城市。我们会发现，非常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从美国和西方城市的生死试验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利用城市化这一个3000年难得一遇的良机来建设美好家园，而是变本加厉地在扼杀我们城市的活力、毁灭城市的特色。

　　如果说学习西方先进思想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把雅各布斯女士的那面城市生死之镜,比作《红楼梦》中那面贾瑞从神秘道士那里得到的、警幻仙姑所制的“风月宝鉴”，它正可照见风花月夜,最终却使人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命归黄泉；反则可照见骷髅朽骨，却可以救人于膏肓，有起死回生之效。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师们，尤其是市长们，已经或正在用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代价，在乐此不疲地为了片刻的短暂欢愉，挥霍着城市肌体的生命：
　　看那，各大城市的的科技园区、大学园区、中央商务区、文化中心、大剧院如雨后春笋出现，创造了多少“干净整洁”的死寂边缘和毫无生机的单一功能区，而原有的故居民宅被推土机早已“三通一平”彻底抹去；
　　看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城中村”是如何被无情地“铲除”消灭，并以此为城市建设的政绩被广为赞颂；
　　看那，街边针扎着生长出的小摊小贩们，或者是形形色色的特色零售街、艺术家村，是如何被警车和推土机当作有碍市容的垃圾，被周期性地铲除，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无不在美化和净化的名义下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断受到遏制；
　　看那，我们的一个个居住小区是如何被围困在各自的铁栏围墙内，与城市和街道分的清清楚楚，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正在被抛弃，隔阂与冷漠正在城市中滋生；
　　看那，宽广的城市车行干道无情切割着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恨不得让汽车开进城市的每个角落，步行和自行车空间一再被挤压，使城市的人性空间和活力不断受到侵蚀；
看那，十几甚至几十公顷的巨大硬地广场、远离居民和其它城市功用的大型体育设施、奥林匹克中心和会议中心正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剪彩，谁曾思考，它们除了纪念性的展示，对城市的活力会有多大的贡献？
看那，我们的每个城市的财力和物力是如何被集中挥霍于城市总体规划所描绘的XX轴和XX中心等形式的蓝图，当年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的故伎、当年希特勒所热衷的城市轴线，是如何通过当年帝国建筑师的徒子徒孙们和狂热的信徒们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上演。

　　借用雅各布斯“仙姑”的“风月宝鉴”，希望我们的民众、规划师和市长们能看到一个个正在走向病入膏肓的中国城市，果能如此，则城市生命由此走出膏肓。

　　所以，让我们再次聆听雅各布斯的告诫：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城市活力，城市规划必须围绕促进和保持活力来做文章：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催生和促进大城市的不同地区中的人及其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而要实现城区功用的多样性，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必须有两种以上主要使用功能；小街区；不同年代的旧建筑的同时存在；足够的人口密度。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促进连续的街道邻里网络的形成，它是城市孩子们可以安全健康地成长、大人们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空间结构。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打破对城市物质和社会结构有破坏作用的真空边缘带，它们往往由功能单一的设施和机构所造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市民对大城市和城市分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通过为原居民的就地脱贫和发展创造条件，来实现城市贫民区的脱贫，而不是靠阉割手术式的、集中安置和大规模拆迁来解决，那样只能使贫民区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扩散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治标不治本。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珍惜和呵护已经形成的基于功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避免某种强势功能排斥其它有共生关系的弱势功能，导致其向功能的单一化趋势演化。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彰显反映城市功用的城市视觉秩序，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与功能不符或者有碍功能的城市化妆。

　　感慨爱因斯坦的名言所揭示的：“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永恒的，其一是宇宙，其二便是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前者我还不敢确定”。但我更愿看到中国古老寓言所期望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愿中国的城市不会落得《红楼梦》中贾瑞的结局，在狂欢与庆典中走向灾难。

参考文献
 
Jacobs,J.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Random House，1961
Taylor， N., 1998, Urban Planning Theory Since 1945.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方可 章岩，2000，《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魅力缘何经久不衰？──从一个侧面看美国战后旧城更新的发展与演变，《读书》，第3期
金衡山（译），Jacobs,J著，美国大城市死与生， 译林出版社，南京。
俞孔坚 李迪华著，2003，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简介：俞孔坚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她改写了北美城市发展史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的作者、城市社会学家简·雅各布2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

　　多伦多市长发表书面声明说，雅各布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了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雅各布于1916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做过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后嫁给一位建筑师。从1968年起，她和丈夫为抗议越南战争离开美国，后在多伦多长期定居。

　　1961年，雅各布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阐述了她对城市规划的看法。雅各布认为，现代城市需要错综复杂且相互支持的多样性，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她还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街道空间的安全感，提出了“街道眼”的概念，主张在旧城更新中采取以社区和居民为主体的小规模社区规划。该书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对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的规划生产了重要影响。

　　简·雅各布：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2005年，译林出版社引进简·雅各布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犹如直指今日的中国城市规划。

　　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简·雅各布的理论谈了纵深看法。

　　她颠覆了既有的理论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王军：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记者：简·雅各布打碎了众多的传统观念。

　　王军：对，简·雅各布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记者：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这本书的出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王军：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记者：那么，“人，诗意地栖居”在城市还有可能吗？如何成为可能？

　　王军：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大城市”本身没有错

　　记者：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王军：王军：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燕舞）

　　简·雅各布关于城市的主要思想和对策：
　

　　街边步道要连续、街区要短小、要有各类商贩杂铺，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

　　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应与其他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

　　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

　　城市地区至少有存在两种以上的主要功能相混合，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使用一些共同设施；

　　巨大的机构和单一功能的土地使用将产生死寂的边缘；贫民区并不一定如正统规划人士所认为的城市毒瘤，相反，可能是城市最具活力和安全的区域，不应采取大规模投资改造和搬迁的方式来进行脱贫，而应通过鼓励和培植自我更新的能力来逐渐脱贫；

　　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修更多的道路来解决，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来解决；

　　城市应该分解成尺度适宜的高效的社区单位，使市民能在城市改造中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大型旧城改造工程不能与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

我曾在那里找寻城市的秘密

引言：在中国的城市还在像无头苍蝇一样寻找城市规划发展的可持续之路时，美国大城市的祖母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简·雅各布斯，作家、思想家，将穿透性的眼界与天才的洞察力带入其自身所在的格林威治乡村的人行道建设，并写出了一本挑战并改变人们审视城市视角的巨作，昨天死于多伦多，她1968年移居于此，享年89岁。

　　在她1961年成就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女士的巨大成就在于，她超越了自身原有的对20世纪城市规划的干瘪的批评方法，代之以建设性的全新的城市再造准则。
　　──《纽约时报》，2006年4月26日

　　我常常在城市中迷失──在北京满是尘土的未来朝阳CBD里，在上海习以为常的延安高架的车流堵塞中或是在广州那无限延伸的混乱的广州大道上──这就是所谓步向美好的城市？

　　勃兴、衰败与重新复活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边际在当下的中国城市，表现得仿如潮汐般迅速变更。我们身边满是那些迅速经历生与死的中国城市部件：它曾是城市最高的楼、它曾是远东最繁华的娱乐场所、它曾是最喧嚣的区域（可它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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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雅各布斯2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地一家医院逝世，享年89岁。她曾以独特、敏锐的眼光洞察其所居住的格林尼治村的人行道，并据此写作了一本挑战和改变人们看待城市方式的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超越了以往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的过时理论，强烈建议一种新的城市重建原则。当时，几乎绝大多数主流规划观点都主张消除城市贫民窟，简·雅各布斯则拥护能聚集各种人群和活动的空间，并列出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即用途混杂，街区小、路网密，不同年代、环境和用途的建筑物并存，建筑密度高。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罗表示，简·雅各布斯并不是一流的讲述街区和社群关系的城市理论家。“但是没有人像她描述得这样辉煌，她代那些需要发声的事物发出了声音。她也将纽约展示为一个带有'庸俗的复仇美学'的城市。”

　　2001年，美国规划学会的刊物《规划》曾提到：“当上世纪50年代，整个城市规划领域朝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主流的城市规划思想所制定的路线、政策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时，也许就需要有人从外围指出这一'当局者迷'的问题，这正是简·雅各布斯在40年前所做的。”

　　简·雅各布斯还不只是用语言实施了影响力。1961年，她离开了当时听命于其所反对的“格林尼治村城市复兴计划”的城市规划委员会。1968年，在一次抗议曼哈顿下城区高速公路修建的公共集会上，她以“暴乱”和“故意伤害”罪被拘留，但反对修建高速公路的人们最终赢得了官司。同年，她因反对越战移民多伦多，不久后又加入了当地一场反对修建高速公路的战争。

　　她因为娃娃脸、顽童似的笑容、运动鞋和玻璃眼镜而成为一名公众爱戴的先锋知识分子，但一些主管房屋建设的政府官员却对她很不感冒。美国公职规划学会（APAO）会长丹尼斯·奥·哈罗曾表示：“简·雅各布斯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

城市规划：回到雅各布斯的立场
　

嘉宾：

　　王受之（建筑设计理论家）

　　王军（《城记》作者、新华社记者）

　　在8月20日刚刚闭幕的“墙：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展览会上，艺术家王劲松的摄影作品《百拆图》，最形象不过地描绘了城市中工地的现状。作为对城市规划和建设问题的呼应，最近不少出版社推出了一些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方面的图书。其中，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为引人注目。简·雅各布斯力主城市的多样化，认为街道建设应该做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清晰”。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花生文库·建筑馆丛书”则推出了《梁陈方案与北京》、《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林徽因讲建筑》和《走向新建筑》等7本建筑类书籍。

　　两年前，因一本展示“北京城的沧桑瞬间”的《城记》而声名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近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坦言，写《城记》是受上世纪90年代初杨东平撰写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启发，并以此感慨“梁陈方案”参与者陈占祥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王军还与前不久推出《建筑的故事》的建筑设计理论家王受之，围绕《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向笔者说出了他们的“大城市观”。

　　简·雅各布斯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
　

　　问：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运动，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推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批评了当时城市建设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近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这部著作，请问两位读了这部著作后有何感想？

　　王军：这本书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读了特别感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非常非常伟大，简·雅各布斯是我非常敬佩的记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一样，都是“拆”字当头。1959年，简·雅各布斯撰写了《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两年后，她推出了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几乎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专业门槛的。

　　王受之：严格地说，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而是“城市学”著作，它专门研究城市和文化、经济等要素的关系。

　　社会矛盾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问：今天的中国城市也正处于大发展的阶段，阅读这本书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启发？

　　王军：是的。今年3月到4月，美国规划协会邀请我去旅行采访，我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正是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书中所批判的“只是把贫民窟搬到了郊区”。郊区大规模的贫民窟里是清一色的贫民，他们失去了简·雅各布斯所论述的城市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失去了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只有面临更大的困境。贫困被“世袭”下去了，这是很大的社会灾难，是需要中国城市引为借鉴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即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王受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现代城市规划，规划最基本的是要讲物理合理性，要考虑交通网络和水资源等众多问题。“城市学”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规划。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不过这本书在西方只是众多“城市学”作品中的一本而已。

　　城市规划应该立法化

　　问：如果我们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看作是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一面镜子，那么你们认为，目前国内城市规划不尽如人意的症结在哪里？

　　王受之：重要的还是规划的持续性。纽约的城市规划做得很早，但这么多年变化很慢，就是因为它是专家做出来的，之后通过议会立法确认。专家立法保证了延续性。而我们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往往是行政官员负责制，这造成了“补丁城市”。所以，规划应该立法化。

　　王军：现在许多城市要消灭“城中村”，这正是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它还会有竞争力吗？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的，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视角上来。

　　也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问：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反对者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众多“城市病”，你们怎么看？这一争论对北京等一些大都市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启示？

　　王军：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在1944年针对伦敦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制定了大伦敦规划，立足伦敦所在的区域，发展一系列新城，使其具备就业条件，有机疏散伦敦的城市功能，这个规划获得了巨大成功。大伦敦规划之后，“有机疏散”成为显学。但在上世纪美国的西部，却出现了疏散过头的现象，人们成为汽车的奴隶，对油价的涨落异常敏感，城市运行的成本居高不下。面对这样的情形，以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城市应该紧凑（compact）地发展。可主张疏散的学者反驳道，难道每家每户希望有一个后花园就不是人性的要求吗？

　　我想，也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四合院多是一层的平房，它是连排的，是零地界，是院挨院，能盖房子的地方都盖了房子，没有被浪费掉的土地，而且还保证了日照。

　　梁思成、陈占祥是有机疏散学派的推崇者，但他们并非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汽车城市，他们强调的正是建设一个不引发严重交通问题的城市；另外，我在看“梁陈方案”时，看到这样的表述，即如果大面积拆迁古城，“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需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这让我深深感动，两位学者关注的正是大规模拆迁中的民生问题，以及这种拆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而这正是简·雅各布斯的立场。

　　老社区是安全的
　

　　问：简·雅各布斯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她批评当时的城市规划精英们无一例外都是政府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奴仆”。但是，她的言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1962年，刘易斯·芒福德在《纽约人》上以“雅各布斯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为题，进行回击。在芒福德眼里，简·雅各布斯不过是一个家庭妇女罢了。对此，你们怎么看？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王军：其实，真正使用城市的是妇女，是她们在真正关心下水道是否堵了，自来水是否干净，公园怎么样，孩子是否安全？而男人们则是白天挣钱，晚上睡觉，他们是很难像妇女那样细致地感知城市的。一个小孩子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是踏上人行道，他一上人行道就会知道这个城市对他是否友好。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地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

　　王受之：应该说，适合人居住的是中等城市，因为大都市很难做到“以人为本”。城市一扩大，就会产生交通、物流和分配方面的问题。现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是温哥华、西雅图、巴塞罗那等中等城市。

　　实现宜人化，必须预留足够的公共空间；在规划和建设时要意识到方格的街道是不宜人的，而像北京后海那样弯曲的有机布局才是宜人的；还要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因为城市不仅仅是住人的，还是历史的载体。

　　链接
　

　　《梁陈方案与北京》

　　梁思成 陈占祥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出版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它的内容，不是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而是包含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本书收录了这份建议书和梁思成致周恩来、聂荣臻的信，以及其他评论文章。

　　《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

　　陈占祥等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

　　本书是由陈占祥自己撰写的文章、口述、亲朋好友的回忆，以及1957年“反右”时期陈占祥的文章和对其批评文字的摘录组成，还配有大量陈占祥的生活照片，使读者可以形象地认识一个热爱祖国的城市规划师命途多舛、曲折丰富的一生。

　　《作文本》

　　张永和著

　　三联书店 2005年6月第一版

　　作者张永和是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是年底深圳首届城市建筑双年展策展人，9月即将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这本书收录了张永和过去20年在《读书》刊物谈“文学与建筑”和“文学与空间”等的精彩文章，编选标准是“脱离了建筑的线索也能提供阅读愉悦”。

　　《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周牧之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

　　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和发展模式造成的结构性矛盾。由中国和日本两国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高级官员、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执笔者们，在本书中不仅总结了现行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和问题所在，而且对如何构建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

　　“规划”的兴衰
　　
　　◎史建
　　
　　“城市规划”和“城市文化”是近来使用率相当高的词汇，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我们已经开始重视或者很懂“城市”，也更不能说明大家说的都是一件事或者持一种观念，因为有关城市的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城市是人的创造物，而一旦它初成，就开始有自身的生长逻辑，规划往往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里的“苍白无力”指的是规划的结果，规划的设想和实施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伟业”之一。当年奥斯曼一声令下，中世纪拥塞的巴黎轰然倒下，一条条通衢大道魔术般幻化，奥斯曼把巴黎从传统城市转化为现代城市，那是发生在19世纪50至80年代的事。奥斯曼的巴黎模式被誉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并被应用于世界每个角落。但是近年来这种构成了欧洲城市基本脉络的范式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他甚至被指责为毁坏了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蹩脚规划师。
　　
　　现代城市规划的两个重要主张──“现代城市”和“广亩城市”设想，就分别出自两位著名的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和赖特，尤其前者，后来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主导模式。当然，建筑师的强力介入也使现代城市规划“受害非浅”，这乃是后话。
　　
　　勒·柯布西耶，在大力鼓吹新（现代）建筑的同时，在1922年提出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方案，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由整齐的路网、摩天楼和大片绿地构成的城市。1925年，他提出了把奥斯曼时代的部分巴黎推倒重来建的“伏瓦生规划”，但是终其一生，他的光辉城市计划在巴黎都毫无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现代城市规划的那些最彻底的实践，都是在非西方国家产生的。当年贯彻奥斯曼的巴黎模式最为彻底的，并不是西欧诸国的古老城市，而是新兴的彼得堡。
　　
　　1951年，勒·柯布西耶受聘负责制定印度昌迪加尔市总体规划，多少实现了他的《明日的城市》的梦想，市中心的建筑全由他设计，阔大空旷的城市广场上点缀着纪念碑般的公共建筑，它们虽然顾及了当地的气候特征，却是为自行车的城市建造了汽车城市的乌托邦。1956年，巴西政府决定在戈亚斯州海拔1100米的高原上建设新都，定名为巴西利亚，这是从平地建设起来的新城，其翼状的城市布局和象征、未来意味浓厚的广场建筑群，轰动了当时的世界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这是一个比昌迪加尔更为极端的城市，由于同样是以汽车和纪念性为尺度，也不幸成为“人性尺度失调和失控”的城市。巴西利亚成为了一个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空前绝后”孤例，它是一个具有伟大理想和抱负的城市，一个完全不顾及国情和城市建设规律的城市。
　　
　　作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往往表现出它的“截短的扭曲”性，就像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尖锐地指出的:“为了忠实它从中起源的生活，它被迫成为激动人心的惊险读物，粗糙而不成熟……这种炽热的激情是西方现代主义在自己的世界所达到的程度很少能够望其项背的。”
　　
　　简·雅各布斯在出版于1961年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用大量的篇幅批判5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公路计划等），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她说，“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热血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热血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她主张“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没有一个市政当局不是在重新焕发城市生机方面“殚精竭虑”，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由政府领导的挽救城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雅各布斯将之归结为对城市多样性和小尺度传统街区的忽视，以及对大规模计划的“一往情深”。
　　
　　就在简·雅各布斯出版《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同时，亚历山大发表了《城市不是树》的著名文章，指出如果城市是以单一主体和意志规划起来的话，那么它的结构必然呈树状，由此开反思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先河。之后，由他带领的研究小组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在实验成果《城市设计新理论》中，把传统城市“天然”具有的这种整体感概括为如下五点:第一，整体化是渐进的;第二，整体化是不可预测的;第三，整体化是连贯的;第四，整体化总是富于感情的。进而，他们重新定义了“规划”概念，并试图再现传统城市有机发展过程的某种规律，最终建立一套可供现代城市规划之用的语言模式。如果我们按照亚历山大的模式去努力，那实际上是以欧洲的模式为终极目标，把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从公共建筑到每一个装饰细节）统调起来，进行一场宏大的、旷日持久的整体化运动。
　　
　　然而，城市虽是人的营造物，但有其自身的生长逻辑。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认为亚历山大不过重又回到了他的起点，即他试图寻找最终途径的努力是徒劳的。
　　
　　城市规划实在是一个没有绝对正确答案的难题，似乎世界都在把欧洲的城市作为楷模，但是美洲和亚洲的城市或者成为汽车城市，或者成为混杂城市，而处于超城市化时代的中国城市，生猛地汇集着、复制着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一切弊病，以至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要联合印发《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强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城市宽马路、大广场的建设，开始清理城市各类广场、道路建设项目。有意思的是通知对道路的宽度和广场的面积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如“各地城市游憩集会广场的规模，小城市和镇不得超过1公顷，中等城市不得超过2公顷，大城市不得超过3公顷，人口规模在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不得超过5公顷”。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件就是最低标准的亚历山大模式，如果执行得好，它能确保不出现“坏”城市，但却不能担保出现“好”城市。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们为什么要被"规划"?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 版本：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 定价：29.50元

　　雅各布斯并不擅长于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论思辨，但她的相对优势也在这里：在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切都是从城市生活的直感出发的，分析的起点是最微观的城市元素。阅读中常常感受到她那生活化的思想风格，锋芒深隐在对城市病症的搜寻中。──梁永安（书评人）
 

　　根据专家的调结果，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大栅栏已经开始呈现典型的贫民区景象：人均日消费8元，三口之家挤在不到5平方米的房间里。而在房间外面，则是这一地区寸土寸金的现实──守着个金娃娃，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陷入贫困？

　　大栅栏的人们当然并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居民来得笨一点，他们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整个城市生活已经规划好了，留给个人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多。专家们在调 查报告的最后建议还权利于居民，让他们自己选择生活、改善生活。这样的建议是否会被采纳还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可以想像，在摆脱了规划之后，人们有能过得好一点。

　　这也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带来的结论之一，这本关于城市规划的经典论述出版已经有50年，虽然影响巨大，却一直未能翻译出版。

　　现在这本书姗姗来迟，却有可能恰好赶上中国大城市的又一次大规模规划和建设高潮，虽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美国人（顺便说一句，此书作者简·雅各布斯已经入了加拿大籍）的经验和教训，但多一点东西作为参考，肯定不会错。怕只怕我们的规划者们就和雅各布斯笔下的那些大师和大员们一样，自以为真理在手，全然不顾小民的实际生活境遇。

　　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让人震惊的是作者观察事物的角度。比如书的第一部分阐释人行道的人际交往功能、安全功能、对儿童成长的功能，本来是极端理论化的问题，但在作者充满激情的笔下，完全成为对那些失败规划的讨伐。雅各布斯一再证明，规划得越整齐的街区最后越没有生气，而那些由着人们自己去弄的所谓贫民区，最后倒成了最安全、最有生气的地方。其中的原因无他，只不过是因为笨拙的规划在这里使不上力气而已。

　　中国城市和美国城市完全不同，现在的情况也和50年前完全两样，从技术的观点来看，雅各布斯所质疑的一些东西现在似乎已经解决了。但从根本上来看，单向度的规划永远解决不了城市的根本问题。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交流，交流构成活力，当交流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的时候，城市的功能肯定要出现障碍。作为城市的一分子，人们有理由去问，我们为什么要被规划？每个人都有权利规划自己的生活，或许建立在充分交流基础之上的规划，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钥匙。

美国大城市生与死
──从一个侧面看美国战后旧城更新的发展与演变

　　“简·雅各布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
　　──美国公职规划学会（APAO）会长丹尼斯·奥·哈罗，1962
　　“这本书出版已有35年，但它仍然是一部关于城市如何生存，规划师如何幼稚地破坏良性运行的城市的经典著作。”
　　──亚马逊（Amazon）书评，1996
　　“这或许是城镇规划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
　　──《纽约时报》，1998

　　●小马

　　《生与死》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四点补救措施：保留老房子从而为传统的中小企业提供场所；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从而产生复杂的需求；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减小街块的尺度从而增加居民的接触

　　1961年，简·雅各布(JaneJacobs)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专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以下简称《生与死》），曾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当时美国规划界的“主流”认定这本书“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4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不仅取得了出版上的骄人业绩，而且逐渐为许多美国规划师所接受：《生与死》经常被引用，而一些规划师更坦承这本书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有些人甚至承认是受到这本书的触动才步入城市规划这一行业。
　　此外，《生与死》还被一些著名院校如MIT、哈佛等的建筑系、规划系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并成为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常见参考书。书中的一些观点，如著名的“多样性”和“街道眼”等，甚至还被一般市民所熟知和使用……
　　可以说，这本书在二战后的美国城市规划实践乃至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生与死》一书的由来
　　1916年，简·雅各布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克兰顿，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过一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她来到纽约，并很快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不久，她嫁给一位建筑师，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休斯顿大街，与一家甜食店隔街相望。与此同时，她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为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和国务院写作。显然是受到了丈夫职业的影响，从1952年起，她开始在《建筑论坛》（Ar鄄chitecturalForum）担任助理编辑。
　　雅各布喜欢在纽约的街道上步行，并在步行中逐渐发现城市尤其是她所居住的格林威治村的魅力。尽管雅各布最初的写作多以学校和医院为主题，但随着她在纽约居留时间的增长，她的文章开始更多地涉及到城市设计问题。1958年，雅各布为著名的《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城市中心区的文章《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在这篇文章中，她充满激情地批判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旧城更新项目，同时赞美了曼哈顿现状环境中街道生活的欢乐与祥和。该文随即被一部关于城市问题的颇为畅销的集子《爆炸的大都市》选中，使得雅各布的作品开始引起《财富》杂志、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包括L·芒福德在内的众多纽约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1959年，当得知雅各布想写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书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立即慷慨解囊，资助她去美国各大城市旅行并专注于写作。一年多以后，《生与死》这本20万字的著作问世了。
　　《生与死》的核心思想
　　关于美国旧城更新问题的核心思想《生与死》这部著作在文字上洋洋洒洒，落落大方，它虽出自城市规划的“外行”之手，却是“关于美国城市的权威论述：城市安全从何而来？怎样使城市良性运转？为什么这么多由政府领导的挽救城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雅各布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
　　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功用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Diversityisna鄄turetobigcities）。她犀利地指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将田园城市运动与勒·柯布西耶倡导的国际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在推崇区划（Zoning）的同时，贬低了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而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都是机能不良的地区。针对衰败的大城市中心，她又进一步提出，挽救现代城市的首要措施是必须认识到城市的多样性与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在这一点上，她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如：L·克里尔、A·文丘里等不谋而合，遥相呼应。
　　同时，雅各布还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街道空间的安全感。她观察到，传统街坊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邻居（包括孩子）之间可以通过相互的经常照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潜在的“要做坏事的人”则会感到来自邻居的目光监督。雅各布据此发展了所谓“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Block）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街道眼”一经出现，就引起了美国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人士的注意。一些人乐此不疲地试图将之引为实践标准，甚至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产业和专业领域。
　　雅各布对1950-1960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路计划等）深恶痛绝，《生与死》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对这些计划进行批判。雅各布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1、耗费巨资却贡献不大；2、并未真正减少贫民窟，而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新的贫民窟；3、使资金更多更容易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血液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她主张“必须改变城市建设中资金的使用方式”，“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60年代初正是美国大规模旧城更新计划甚嚣尘上的时期，雅各布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当时规划界主流理论思想的强有力批驳。此后，对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旧城更新的反抗与批评声逐渐增多，如：C·亚历山大《城市不是一棵树》(1965)、《俄勒冈实验》(1975)、P·达维多夫的《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1965）以及A·雅各布与D·阿普尔亚德的《城市设计宣言》（1987）等等。
　　可以说，《生与死》在整个欧美开创了一个对现代城市规划进行反思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生与死》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还具有惊人的实践意义：雅各布在书中为曼哈顿南端所提出的全面规划设想后来就被当局采用并加以实施。

以人权为出发点的城市，一定会有非凡的创造。有生命，有活力，文明的地方，不会动不动就拿所谓的“整体利益”来吓唬人。

本书也可以当做一面镜子,照出中国城市"管理"和"规划"的野蛮和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