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卢升弟
汉代时成都郫江和检江上有永平桥、长升桥等七座大桥,因布局颇似 北斗七星,又称七星桥。此外,城北有升仙桥、城南有龟化桥。城区之内,桥梁更多。画像砖“车马过桥”上的木桥,可能就是当时成都众多桥梁中的一座;骏马香车,则是汉代的时尚。
河流纵横桥梁密布
两匹高大威风的骏马拉着一辆马车,在一名骑士的护卫下,从远处奔来。所经之处,卷起阵阵尘埃。转眼之间,便来到了一座桥上。于是,像摄影师在瞬间按下的快门,从此定格了这幅长达近两千年的画面:
这辆双驾马车四面敞露,上有宽大结实的顶盖,汉代称为轺车。车里坐有两人,一人手拉缰绳,为御者。另一人宽衣高冠,正襟危坐,似官员。
车旁有一骑士纵马相随。三匹雄健有力的骏马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撒蹄狂奔。
桥为平板木桥,桥板横竖交铺,桥沿两侧有木 护栏。桥身由四排结实的木柱支撑,结构合理,排列整齐均匀,给人以稳固牢靠的感觉。
保存这个画面的是被称之为“车马过桥”的一方汉代画像砖。
汉代时,成都平原河流沟渠众多,不利于车马的行驶,因此桥梁的大量修建是必不可少的。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成都城西南的郫江和检江之上有永平桥、长升桥、冲里桥、市桥、江桥、 万里桥、夷里桥等七座大桥,因布局颇似天上的北斗七星,又称七星桥。除此之外,城北还有升仙桥、城南有龟化桥等。
而在成都城区之内,由于沟渠河塘遍布,桥梁自然就更多了。那时成都的地名、里名就有不少是以桥为名的,至今这种带桥的地名还保留有好几十个。这方“车马过桥”画像砖上的木桥,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国营私营竞相造车
先秦时期,车马大量用于战争,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多少,是衡量其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到了汉代,战车在战争中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同时,社会生产和商业贸易需要大量的车马以从事生产和交流,各级政府需要大量的驿车来传达政令和信息。此外,各级官吏、豪门贵族、富商大贾也需要大量的代步车马,以供其执行公务。总之,社会对车马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
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了汉初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其中马匹尤为匮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的寒磣景况。也许正因于此,汉代人才对于车马产生了一种无法释怀的心情,汉朝廷也下了决心一定要让大汉的土地上车马川流不息、不绝于道。于是,无论在边郡还是内地,一个又一个马场、一座又一座马厩兴建了起来,呈现出“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
在发展养马业的同时,汉代政府还大力发展车舆制造业。成都就是汉政府在外郡设置的造车基地,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政府在成都城西设有车官城,专门负责制造车辆。在车官城的东西南北四面还设有军营保护,受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此外,政府还鼓励民间造车,一些豪门贵族、富商大贾也纷纷加入了造车的行列。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当时还涌现出了一批专门从事车舆制造的私营大作坊主。
在造车业内部,分工之细,工艺之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后汉书·舆服志》中说:“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说明造车业已成为一个集大成的工艺部门。
随着车舆制造业的发展,车马的种类日益增多,专用车马也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有供皇帝及各级官员乘坐的辂车、金根车、安车、轩车、轺车;使者乘坐的大使车、小使车;老弱妇孺乘坐的辎车;用于运货的大车、容车、栈车、棚车;用于仪仗导从的斧车;狩猎用的猎车;邮传用的驿车;丧葬用的辒辌车;囚载犯人的槛车等几十种之多。
当时,对于车马的使用还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从车马的形制、颜色、马匹的数量等等都有着详细的规定,如皇帝乘坐的是六马拉的车,诸侯四马,大夫三马,士二马,庶人一马。乘坐什么样的车马,是当时社会地位的象征,难怪司马相如要发出“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誓言了。
随着养马业和车舆制造业的兴盛,从皇帝到官僚贵族都备有大量车马。出行时纵马列队,车骑相连,动辄千乘百辆。史料中有关记载,不计其数。如《汉书·卢绾传》:“宾客随之者千余乘”,又《后汉书·党锢列传》:“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在四川各地出土的一些画像砖、石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场面:十余辆马车组成的车队,前有开道的伍伯、骑从、斧车,后有压阵的卫从、骑吏,真可谓浩浩荡荡,气派非凡。军队的车马也得到了大量补充,重大军事行动所出动的车马常常数以万计。如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来归,“汉发车三万辆迎之”;东汉永元年间,窦宪率军北征匈奴,其战车、辎重“万有三千余乘”;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张梁所部车马“三万余辆”。此外,用于社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车马也急剧增加,不少富商大贾拥有“转毂百数”,“轺车百辆,牛车千乘”。与汉初车马严重缺乏的局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很追求时尚的一个时代。高大的骏马,富丽堂皇的车辆,是当时最为时尚的物品。如同歌舞豪宴一样,对于车马的偏爱,是汉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似乎可以这样说,“鲜车怒马”就是汉代人对时尚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作者为成都博物院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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