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到了史无前例“革文化命”的1966年夏天,在省城来串连的红卫兵煽动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都带上红袖标造反去了,校领导和老师不是挨批,就是挨斗,惟独王海龙因家庭出身好,父亲是老革命,没人敢动他。他听从老爹劝告,没跟着造反派瞎起哄,当起逍遥派。他不忍心让勤工俭学的菜地丢荒,让圈里的猪、羊挨饿掉膘,说服几个因家庭出身红卫兵组织不接收的学生,承担起管理菜地和养猪、羊的任务,继续执行供菜合同,按时给盐场送蔬菜。他编快板发抒此时心中的郁闷∶ 毛主席北京一声喊,学生响应齐造反。 校长、主任挨批斗,老师、教工受牵连。 菜园荒草半人高,猪、羊掉膘没人管。 革命怎能误生产!造反吃饭不吃饭? 随着运动的深入,革命的“铁扫帚”扫到“快板王”家里,他再也逍遥不起来了。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浪潮中,“老革命”王荣昌被诬为叛徒,抓去省城锒铛入狱。在群众称为“黄得痛”的“革命干部”黄德栋领导下,公社革委会坚决贯彻“文化大革命旗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指示,大抓“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群众开垦的“自留地”;强行限定农户饲养家禽、家畜的数量,多出的一律充公;不准农民去自由市场出售自产的蔬菜、禽蛋、水果,对敢于违抗者,轻则没收产品,重则关押批斗,整得鸡飞狗跳。澳头中学勤工俭学基地,也被“黄得痛”定为“坚持资本主义尾巴的顽固堡垒”,菜地被铲平;圈里的猪、羊充了公,孝敬了公社造反派的“五脏庙”;“快板王”出面阻止被打得鼻青脸肿。乡亲们的遭遇,父亲和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促使他闭门深思许多问题,并用快板记下心中的疑惑∶ 英明领袖毛泽东,为啥支持“共产风”? 文化革命升了级,猪、羊、鸡、鸭全归公。 年年不停搞运动,斗了地、富斗贫农。 1970年春,他不该向好朋友胡籁老师倾诉自己的想法,招来一场横祸。胡籁出身不好,妻子在广州,长期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他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正在找机会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快板王”的谈心,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前脚将“快板王”送出宿舍门,后脚就到“黄得痛”处告密。“黄得痛”正为开展“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右倾、反翻案、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抓住阶级敌人感到脸上无光,胡籁的检举无异于瞌睡来时送上枕头,立即让“群专队”抓人。 “快板王”懵懵懂懂被五花大绑抓到公社革委会时,还不知是哪河水发了?直到“黄得痛”连夜提审他,并让胡籁当面揭发,才明白自己被出卖了。他清楚地知道,按《公安六条》量刑,只要沾了对共产党、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的边,就是死罪。他也明白“狗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没药治”的道理。所以他对胡籁的揭发矢口否认,并以攻为守,指责胡籁诬陷他。他侃侃而谈自己出身贫农家庭,父亲是老革命,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绝不会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他的话把胡籁说来搁起,原告成了被告。 胡籁摇动如簧之舌反击,说王海龙出身贫农不假,但父亲不是“老革命”,是叛徒,是“老反革命”。王对父亲的叛徒问题被揭发严重不满,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极端仇视,曾拉拢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对抗,自己挨批斗后就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两个人谈话,没第三者在场作证,各执一词,难定真伪。王、胡二人相互指责,听起来都有道理。“黄得痛”折腾了一晚上,没审出子丑寅卯,只得宣布暂停审讯,并下令将二人关入“牛棚”,等待查清再作处理。胡籁大呼冤枉∶“我是揭发问题的原告,怎么把我也关起来呢?” “黄得痛”冷冷地撂下两句话,让胡籁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地主狗崽子,我们凭什么信你!如果王海龙说的是真话,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的话都是你编的,怎么办?”此时胡籁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什么滋味。 “黄得痛”求功心切,将案情上报县革委,请求县里派人协助破案。县政法委的专案人员到澳头公社住了半个多月,轮番提审王、胡二人,也没审出所以然。正好此时王荣昌拿着省革委专案组的结论材料回家了,“叛徒”问题被彻底否定,又恢复了“老革命”身份。他为营救儿子四处奔走,澳头百姓也纷纷出面声援,王海龙最后被无罪开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