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韩愈与苏轼散文的比铰看北宋古文运动的成就

 从韩愈与苏轼散文的比铰看北宋古文运动的成就

韩愈与苏轼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最重要的两家。如果说韩愈的散文体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散文则体现了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将这两家散文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从中可见到唐宋古文运动的渊源关系，可见到宋代古文运动发展的主要倾向及其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
宋初自柳开、穆修对韩愈文集的整理印刻和对韩文的提倡．开始了宋代的古文运动，但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主盟文坛高举韩愈的旗帜，北宋古文运动才呈现一个崭新的局面。继欧阳修之后苏轼成了北宋古文运动后期的领袖，继续主持文坛，他沿着欧阳修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巩固了这一运动的成果，夺取了运动的最后胜利，从此确立了我国优良的散文传统。
苏轼对韩愈及其古文的评价是前后颇为矛盾的。唐宋时所谓的古文是指行文与谋篇布局都很自由、富于变化、散文单句，不为声律、对偶、事典、陈辞套语所拘的一种较为通俗的、新的散文文体。它虽以先秦两汉文为典范进行仿效而号称古文，实际上则是在传统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体。苏轼少年时代"与弟辙师父洵为文"。苏洵为文古朴凝炼，纵横驰骤，雄辩滔滔，苏轼得其雄辩。苏轼最喜好庄子、贾谊、陆贽之文，而当时流传的庆历新政诸公及欧公之文也对他产生了影响。据李■说："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记事；读《庄子》学说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昌黎先生集·叙说》引)这清楚地表明苏文的渊源并不象柳开、穆修、欧阳修等人提倡的主要向韩文学习。刘熙载也说："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情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艺概》卷一)总的说来，苏轼所受韩愈的影响，不如受其父苏洵及宗师欧阳修的影响大。北宋嘉佑六年(1061)，苏轼应制举作的《扬雄论》和《韩愈论》，都是从理论上反对韩愈的。其《扬雄论》不在于论扬雄而旨在批评韩愈的《原性》。其《论韩愈》中批评韩愈以复儒道为己任而作的《原道》，以为"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学而不知"，并举了其《原人》、《原性》以说明韩愈在理论上的混乱。可见青年时代的苏轼不是盲目尊韩的。但在元佑时期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时，则颂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了。苏轼后期对韩愈的历史功绩更有所认识，特别是对作为文学家的韩愈更是充分肯定的。他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引)又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就古代散文的发展来说，宋以前极古今之变而集大成，韩愈足可当之。但苏轼才华横溢，自不会不加批判地盲目崇拜。韩愈的《画记》精整而很具格力，文笔奇特，一一描述了画中人物、禽兽、器物。传说欧阳修自称"吾不能为退之《画记》"。苏轼根本不相信这个传说，认为："此大妄也。"(《昌黎先生集》卷十三《画记》注引)在他看来那并非不可企及的。而他自己作的《十八大阿罗汉颂》，正如茅坤所云："此等文字，韩、欧所不欲为；此等见解，韩、欧所不能及。由苏长公少怀禅宗，及过南海后，遍历劫幻，以此心情超朗，乃至于此。可谓绝世之文矣。"(《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卷二七)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藉李愿之语而发表议论，"极力形容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而隐居之高尚乃见，行文浑浑，藏蓄不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引刘大■语)苏轼于韩文所特别欣赏的乃是此篇。但他说："欧阳公言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余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日：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昌黎先生集》卷十九引)近人林纾对此解释说："实则文之妙处，在'愿之言日'四字，一团傲藐不平之慨，均出李愿口述，骂得痛快淋漓，与己一些无涉。在昌黎集中，稍近粗豪，然却易入人眼，宜东坡之称赏不置也。"(《韩柳文法研究》第十五页，民十九年商务版)苏轼称赏它，是因为其笔酣墨畅、痛快淋漓与自己艺术气质相近。而苏轼又自负地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超过韩愈的成就。事实也证明苏文足与相匹敌。以上可见在苏轼散文的渊源中，韩文是其来源之一，但不是很主要的。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苏轼对他虽尊崇而并不迷信。

茅坤曾将唐宋八大家从文体方面作了一个概括的比较。他说：
世之论韩文者，共曾称碑蒜；予独以韩公碑■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叙事法，故于风神处或少道逸。……至于欧阳公碑■之文，可谓独得史迁髓矣。至王荆公又别出一调，当细绎之。序、记、书，则韩公崛起门户矣。而论策以下，当属之苏轼父子兄弟。 (《唐宋八大家支钞。论例》)
这大致指出了各家之所长，但还有不确切之处。兹试就韩、苏各体散文为例，略加比较，以见两家优劣。在韩愈、苏轼的文集中，除了他们应试的律赋外，韩愈的赋共五篇， 《复志赋》、 《闵己赋》全袭骚体， 《感二鸟赋》、 《别知赋》、 《明水赋》仍沿六朝骈偶，并无创新。苏轼的赋共十三篇，已继欧阳修《秋声赋》而趋于散文化，开宋代文赋的先声。韩愈好跌墓，碑蒜特多，虽盘郁遒劲，词采灿烂。但大都古奥奇蝴，不能说不是一弊。其《平淮西碑》仿《尚书》典诰，更是诘屈聱牙。苏轼的碑■作得较少，并非如一些文论家所谓他拙于叙事之故，而是他不愿作这类文字。他说："平生不作墓■及碑者，非特执守私意，盖有先戒也。"
(《答范蜀公之四》)其少数"不得已"而作的如《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张文定公墓■铭》、《赵康靖公神道碑》等，都全用史传散文笔法，叙事忠实详尽、平易畅达、质朴无华，体现了宋代碑■的一般特点。书、记、序是古文的重要部份，文学性较强、表现力强，可以议论、叙事、抒情、写景，用途最广。韩文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类散文中，许多文章是可以称之为典范的。如《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画记》、 《答张籍书》、《与李翱书》、 《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等都是传世名篇，最能体现韩愈文从字顺、平易疏畅的特点。苏轼这类散文也不让于韩愈，如其《答李端叔书》、《喜雨亭记》、《超然台记》、 《墨妙亭记》、《醉白堂记》、《众妙堂记》、 《黄州安国寺记》、 《石钟山记》、 《范文正公集序》、《六一居士集序》、《太息送秦少章》、《日喻》等名篇，各有短长，而苏文更富于文学趣味。韩愈有短小精悍的《杂说》四篇，文章活泼生动，富于形象，到苏轼而发展为文学性的小品文。如《东坡志林》中的《记承天寺夜游》、《游自水书付过》、《记游松风亭》、《儋耳夜书》、 《梦南轩》、 《书杨朴事》、《记樊山》、《赤壁洞穴》、《临皋闲题》等，最短者几十字，长者一二百字，清新含蓄，逸趣横生。这是苏轼的创新。韩愈力复儒道，排斥异端，写了许多论辩文章，如"五原"及《论佛骨表》便是此类代表。苏轼的史论和政论在理论深度、逻辑力量等方面也可以与之相伯仲。苏轼青年时代的《思治论》、应制举策论五十篇，中年时期指陈时弊的奏议及《上神宗皇帝书》，晚年收入《志林》的十三篇史论，都是宏伟之文，直可"雄视百代"。从以上可看出：仅就文体的一般情况而言，以苏文为例表明宋代散文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和丰富了。兹再就韩、苏散文在气格、文理、文辞、结构等传统散文艺术方面再作具体比较：
(一)我国传统散文的写作首先讲究文章的气格。《旧唐书·韩愈传》首先指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从思想内容上恢复了"经诰之指归"，在文风上恢复了司马迁与扬雄文章之"气格"。可见"气格"于文章是很重要的。"气格"可分解为"气"与"格"。关于"气"，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肓，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这里，"言"乃"文"之义，"气"乃作者内在的思想和艺术修养，所以"气盛"则文之表达皆得所宜，这就是欧阳修所强调的"充中发外"之意。它与文章的关系则如李翱所说："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词盛，词盛则文工"(《全唐文》卷六三五《答朱载言书》)。苏轼在《南行前集序》中也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可见作文须作者内部积蓄深厚，这样"气"才盛、才壮。龚书炽先生解释韩文之气壮云："程伊川所谓集义既久，可生浩然之气。韩愈则用此种修养法，使气与言，即与文章内容杂生，而又养其气，使言因气盛得宜，即所谓'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韩文以气运文行句，别于骈文之讲究声韵、对仗，所为文如'长江大河，千里一道'，不可挫断。此为其特独之文学修养。"(《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第30页，商务民三十四年版)钱基博先生认为，后之学韩文者，"李翱得其笔，皇甫浞得其辞，皆于气上欠功夫，欧阳修得其韵，苏氏父子得其气。"(《韩愈志》第115页，商务1958年版)苏轼善于学韩而得其气，所以其文能如万斛泉源。"格"指风格。韩、苏之文虽然皆气壮，而风格却不完全相同。茅坤曾将两家风格作了形象的描述：

吞吐聘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
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
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苏长公也。(《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这生动地说明了韩文的雄伟与苏文的豪放。苏轼曾有意学习韩文气格。韩愈的《平淮西碑》典雅庄重而特别古奥；苏轼的《表忠观碑》学习这种风格，笔力老健古厚，可谓别调，而抑扬流畅又具苏文本色。韩愈的《论佛骨表》叙次论断简明雄健，借鉴史事，直言激切，苏轼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有韩文的优点，全用健笔，更善于概括事实，有形象描述，文字激扬。韩愈的《柳子厚墓■铭》于叙事之后，发抒议论，淋漓感慨，浩气充溢，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以宏伟的议论开始，夸大其辞，虚实相生，事与论结合，一气贯注。韩、苏文在气格上是有一定渊源关系的，某些苏文显然受了韩文的影响。苏轼善于学韩之气，而又不失自己的风格。
 

(二)文理是作者所表达的意旨或所阐发的道理在文章中的整个逻辑关系。韩、苏散文皆以文理胜见长。韩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且不说他阐扬儒学的"五原"，以他的杂记文为例，如《赠张童子序》论科举之弊， 《送浮屠文畅师序》再申儒家道统， 《送孟东野序》亩物不得其平则鸣， 《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发挥儒家乐论，《送齐嗥下第序》论任人唯贤，等等，都很注意文理。苏轼散文更表现了宋人对理趣的偏爱。宋代学术思想有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思想活跃，最好辩论学理；另方面自庆历以来许多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为改变积贫积弱之势，纷纷提出各种政治改革方案，以政论和史论发表自己的政见，互相辩论，促进北宋理论水平空前提高，因而政论、史论洋洋洒洒，丰富深刻。其中苏轼非常特出，所为之文逻辑严密，文义粲然。苏轼除其论辩文章之外，即在文学散文及文学小品中都好发挥理趣，而识入精微与机锋敏锐，反映了宋人的格调。韩愈的名篇《原道》虽为古文范作，但不过是"理瘠而文则豪"(钱基博《韩愈志》)。苏辙曾说："韩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为虚位，而斥佛老与杨墨同科，岂为知道哉！"(《昌黎先生集·原道))注引)韩愈旨在辩明道统，然而对于道之本身的理解是含混的，没有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故缺乏以理服人的艺术魅力。苏轼论道，则比较平易，以理服人，他在《日喻》中以盲人识日为譬。巧妙地说明了"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未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即是说，片面地、主观地去认识道，其方法都是错误的。他又以学习游泳为譬，说明了"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强调了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认识事理--道。苏轼的比譬很能给人以启迪。苏轼晚年作的《众妙堂记》，其中谈论技道两进云； "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也。子亦见夫蜩与鸡乎?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鸡俯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其蜕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慌惚艺中，而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以文学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篇文理奇妙、诙谐有趣的文字。茅坤说："公非由南海后亦不能为此文。"(《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卷二五)这些都最能表现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
(三)韩愈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响亮口号。为反对骈文讲求对仗、声律、事典的浮靡晦涩的语言，古文运动必须实行语言的革新，在散文语言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种不蹈袭陈言套语的、较为通俗的语言。韩愈就是这样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许多语言明白、纯净、准确的典范古文。当时李翱推崇韩文说："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词与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其有过于斯者。"(《昌黎先生集》卷十二《获麟解》引)，但是韩愈的艺术个性又有追求奇险的一面，在某些时候他求古求奇，喜好"奇辞奥旨"的作风固执地表现出来。这与他提倡的古文化大革命新是矛盾的，也是革新不彻底的反映，而这竟会由皇甫■等人加以恶性发展则是为韩愈所始料未及的。韩愈的《独孤申叔哀辞》："万众之生，谁使然耶?辞为何而怨，居何故而怜耶?"这全是仿效屈原的《天问》。 《祭河南张员外文》中的"罚筹婿毛"、"怒颊豕■"、"以我■去"，都是奇险光怪之语。 《南海神庙碑》的"阖庙旋舻，祥飙送强，旗纛旄麾，飞扬■蔼，铙鼓嘲轰，高管■■"，是学汉赋的繁辞缛藻，大肆铺陈。《南阳樊绍述墓■铭》的"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蕃万物，必具海涵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是仿樊宗师为文的奇涩。 《营成王碑》造语学扬雄，使用了大量怪癖字。这种文风的恶劣影响便是北宋的"太学体"，欧阳修主盟文坛予以滁荡净尽，使其后的散文一直保持平易晓畅、明白准确的语言风格。苏轼强调作文在于以词达意，曾反复申说，如言："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平?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通过语言文字充分地、准确地将作者的"意"表达出来，是为文的最大能事了。

苏文在语言文字上明白晓畅，如行云流水，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它与韩文比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更加平易近人，不加雕饰，极其自然，随意倾泻。如《恩治论》："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又如《怪石供》："今齐安江上，往往得荚石，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纹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虽巧者以意绘画有不能及，岂古所谓怪石者耶?"
第二，使散文接近口语，或以口语入文，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如《上文潞公书》："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日：'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又如《临皋闲题》："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蛾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扫
苏轼曾对黄庭坚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滥为奇怪，益出于不得已尔。"(《与黄鲁直书》)他批评李■说："前日所贶高文，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答李方叔之三》)可知，苏轼坚决地保持和发展了欧阳修以来平易通俗的散文语言风格的。
(四)韩文在谋篇布局方面，显出作者的别具匠心。韩愈善于根据文章的思想内容进行创造性的巧妙构思，因而反映在艺术结构上千变万化，神幻难测，为后世散文提供了多种结构型式。大致而言有：用演绎方法沿道析理的论辩文章，如"五原"；凭空发论，再叙以事，发掘事理的，如《送孟东野序》，用比兴手法，■事取譬，达到讽谕的，如《杂说》四篇；继承汉赋设主客问答的，如《进学解》、《对禹问》，仿史传体例，直陈其事的，如《张中丞传后叙》，随意信笔抒写，如话家常的，如《祭十二郎文》。这些主要的结构型式，在唐宋古文中已是常见，苏文中也有学习它们的痕迹。例如"二赋"之学《进学解》； 《日喻》、《稼说》之学《杂说》； 《超然台记》、 《墨宝堂记》之学《送盂东野序》； 《韩愈论》之学《原道》； 《眉山远景楼记》之学《新修滕王阁记》等等。总的说来，韩文的艺术结构就其全体看来是变亿多姿、千奇百怪、令人惊叹不已；然而若就每篇具体文章来看，又常显得结构单调、板滞笨拙而少波澜。如《送孟东野序》大段议论而结尾收束太急，有虎头蛇尾之感，结构不匀称；《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议论完而文止，结构单一；《行难》、 《对禹问》以问答方式进行，显得枯燥乏味； 《画记》一一记述，琐屑平直，细读令人生厌， 《释言》、《讳辩》冗散而无起伏之势。比较起来，苏文每篇文章的结构要绵密曲折一些。《■管谷偃竹记》是作者见亡友文同所赠之墨竹图有感而写的。文章以一段精深的画论开始，强调"画竹必先得成竹子胸中"。画论之后才一笔点明"与可(文同)之教予如此"。接着以"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文笔转折，引出一段关于技巧的掌握须心手相应的体验，以证实文同深得画竹之道。很自然地插入文同画竹的趣事，追记了作者与他的深厚友谊，交代了墨竹图的来历。顺便又插入一件趣事，作者曾在书信中有诗云："汉州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笱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至此文笔陡转，记作者曝书画见图而忆亡友，不觉痛哭失声，真情感人，文至此戛然而止。全文结构匀称完整，叙事错综，善于穿插，围绕画竹而表现深厚友情，富有生活情趣。《石钟山记》是具考证性的游记，表现哲理意味，发人深思。文章的艺术结构堪称精妙。首先作者根据载籍，探求石钟山得名之由来，而发现载籍与传说互相矛盾，令人困惑不解。这提出了一个地理学上的悬案。第二段记作者游石钟山为释此悬案而亲自考察。记叙中绘声绘色，大肆渲染，描述了一个阴森神奇的夜景：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虎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款且笑于山谷中者。"继而石钟之乐音忽作，"有■坎铛■之声，与向之■■者相应。"最后作者以亲自耳闻目见解答了文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补充了地理文献的记载，纠正了传说的讹误。这篇游记构思奇特，结构谨严，首尾呼应，考据、叙事、描绘、说理综合运用，笔法千姿百态，所以前人认它为"神化之笔"。他如《王定国诗集序》信手拈来，于结构似不经意，自然成文； 《六一居士集序》精思妙论，若走■之珠，圆转一气； 《答李端叔书》随手写出，结构松散，却疏宕深渺； 《太息送秦少章》层层旋转，纡徐往复； 《亡妻王氏墓■铭》妙于剪裁，结构小巧凝聚。这些特点，在韩文中是不多见的。

以上可见，苏轼散文学习了韩文的气格，而文理更加精密深透，语言进一步通俗化而更加平易晓畅，结构也更曲折而富于变化。这不仅体现了苏轼个人的成就，也体现了北宋古文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在艺术上取得的新的成就。
从上述比较，可以说明宋代古文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有三条重要的经验：
第一，宋代古文运动是一个较为彻底的散文化大革命新运动。唐宋古文运动都是在复古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在对待复古的问题上唐宋两代是有区别的。唐代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是力求复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便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虽然他实际上是在进行革新，并建立了一种新的散文体式，但他毕竟是个开创者，有着种种局限，故从口号到创作实践处处都表现了泥古的倾向，使得革新不够彻底，以致产生了晚唐五代的文学倒退，古文运动有频于夭折之虑。宋代的古文运动则已有韩柳作为复古的对象，同时又有着在民族矛盾远比唐代激烈，朝廷实行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等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深入改造文体，使它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仅是时代的需要，而且有成功的可能。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等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反对浮靡骈丽的晚唐五代文，也反对险怪奇涩的时文，从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创造了使文体更加自由、文风更加平易、表现力更强的北宋散文，最终完成了唐宋古文运动的进程。
第二，北宋古文运动对韩愈提出的"道统"赋予了新的含义，更加重视文章的文学性质，提倡文以"载道"、"贯道"、 "明道"，以反对玩弄辞藻、言不及义的形式主义文风，这魁唐宋古文运动的灵魂。但其流弊，则是削弱甚至取消散文的文学性质，这是唐代及北宋初年古文运动未能最终击败骈靡文风的重要原因。而从欧阳修之主张文道并重到苏轼所谓"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才较好地纠正了这弊端，使古文运动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而在欧、苏以及其他北宋古文家的作品中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散文增多了，文学小品文发展起来了，形象性和文学性增强了。这对我国传统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北宋古文运动建立了清新、通俗、平易、准确的传统散文语言。韩愈所提出的"唯陈言之务去"在概念上不很明确，而韩愈自己在文章的语言文字方面有时标新立异、追求奇涩，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深入开展。宋代以欧、苏为代表的散文语言则与之相反，发展了韩愈语言文字平易的一面，并吸取了随着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曲子词、话本等俗文学的营养，为当时较为通俗易懂的散文语言提供了范本。这不能不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