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看官感兴趣，请完整阅读，请勿跳读。 说起朱熹，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即使知道的，也是这种印象，我在一本畅销书中看见说起宋朝文化，大意是这么说的，此时理学占据了中国文化，而理学是对中国人性最大的扼杀，理学宣扬“饿死事小，失身事大”，但理学最虚伪，其理学老祖宗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道学先生”，暗地却是道德败坏，不仅和人争强妓女，而且竟然还夜宿两个尼姑。等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事实上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都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么到底朱熹是不是道德败坏呢？ 当然对于学术界来说，此问题很幼稚，因为已有公论,但却不被人所知,正因为官方对传统文化的不支持，所以你还会在各种书上，看见此种各类论调。 关于朱熹争强妓女一事。事见。南宋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而妓女就是指“严蕊”。此详细报道可见此文： “先读一首词：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的作者叫严蕊，是南宋孝宗时天台州的一名营妓，营妓这个词翻译到现在，大概是慰安妇一类的意思吧。当时，严蕊也是一代名妓，据说善歌舞、书画、诗词，天台知州唐仲友，经常在邀请宾客时让她作陪。 那时，有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是那个“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倡导者，他的理论在当时，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唐仲友就抨击过朱熹的学说。就因为这学术上的分歧，朱熹一直怀恨在心。正好那时朱熹担任了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就想借经济审计的机会，给唐仲友安条罪状。可惜查来查去，偏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于是朱熹又想着用男女关系搞臭唐仲友。 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个把小姐陪客人唱歌跳舞可以，上床的话就成了*娼行为了。为了达到扳倒唐仲友的目的，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有狱卒劝她认罪算了，严蕊坚定地说：“我本来就是卑贱的妓女，即使承认与知州有肉体关系，想来也不是死罪。但是非真伪，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来诬陷一位士大夫？我就是死，也决不诬陷别人！” 这件事上报之后惊动了朝廷，孝宗亲自过问，派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处理，岳霖敬佩严蕊的气节，也怜悯她伤病交加，在提审时，让她作词自陈志向，严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首，岳霖当即判严蕊从良，无罪释放。 严蕊死里逃生，唐仲友也躲过了一场风波，兴风作浪的朱熹，易地为官，又满口仁义道德去了，后来还被捧作一代圣贤、道德典范了呢。 有句俗话：“又要作 ，又要立牌坊。”在我看来，朱熹的人品远不如一个妓女，可朱熹立的牌坊却大得吓人，到今天还压得一些人喘不过气来。（载完）
此说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见宋史）而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等出头攻击朱熹。 而关于朱熹六次上文弹劾唐仲友,今人束景南教授在其大作《朱子大传》中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证出世传的《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张岱年在其书序中评语说“关于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多同情唐氏，《朱子大传》以确凿的材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出世传《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也是令人信服的。” 但这一部的关于朱熹的学术权威刊物,发行量是很有限的,与学术刊物敌通俗畅销耸人听闻的小报类刊物，正是一人难敌万口的,正所谓“众口铄金”，可见此种血盆诬蔑朱熹的话，还将流毒下去。 至于“夜宿尼姑”，最早见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指责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还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而史称“庆元党案”。在不孝其亲中说朱熹有好米不给母亲吃。使老太太逢人诉说。“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这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最有意思的是在这六大罪后。又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说朱熹家中的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 而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则说：陈亮和朱熹友善，陈亮游台州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为妓脱藉，唐不肯，亮怒，去见朱熹，挑拨朱熹说，唐说你字都不认，怎么做的监司（大官）。朱熹怒，乃抓当时的名妓嚴蕊，让其供唐仲友强奸她，嚴蕊严刑不招。后来朱与唐一起免官。还有朱熹为风水掘别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亲，标榜俭德，不给自己的母亲吃好米，娶尼姑二人做妾。最后范文澜说，“这些都是南宋人说的，应该可信”。如果真的是南宋人说的就是可信,那么秦桧还说岳飞谋反呢?是否也是可信呢?可见如此根据，不是学术素养不够，而是心术不正的体现。 至于沈继祖说的，“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可惜范文澜还有些脸皮而尚未敢引用。 其实事实是这样，在对道学的态度上，南宋一直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194年（绍熙五年），当时的权相韩侂胄得势，将支持道学的宰相赵汝愚免去相位，赶出朝廷，发遣边地，最后病死衡州。继后为了打击支持赵汝愚的人，又将矛头对准了当时政敌的领军偶像人物朱熹，此时朱熹虽然已经闲职退居在家讲学，韩侂胄乃授意太常少卿胡纮弹劾朱熹。而监察御史胡弦早就起草了一份弹劾朱熹的奏章，但一直不敢上奏，此时觉得时机到了，就将此文给了另一监察御史沈继祖，沈继祖自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就落井下石的上奏了，因此这篇奇文也就面市了。 在束景南教授的大作《朱子大传》中，也对这些罪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证明其全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蓄意诬陷。这里不再多说，本来这些罪状的荒谬已经令人可笑。而对付可笑的唯一正确方式就是还于可笑。因此 朱熹 竟然对这些“罪行”统统招认了。在这里，我想 朱熹 处于百口难辩的不公平的环境，而且对于其中什么儿媳无夫怀孕，以映射自己的无耻之言，又如何辩解呢？我想 朱熹 的做法，可以和今天的一个笑话相比，有人说“ 圆明园是你烧的”，那我的回答就是“对了，阿房宫还是我烧的”。所以对于这些种种无耻、无边的指控，不值一驳，而非要回答时，那就是全部应承下来，这是无奈、也是玩世不恭的，更是不屑一辩的幽默耻笑，而这也是最好的回答。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事实证明了一切，宋宁宗怒贬朱熹，后来韩侂胄又立“党人”碑，打击所谓的“伪学之党”。虽然如此，却丝毫无损朱熹的声名，后来韩侂胄被诛后，还是宋宁宗就开始追封朱熹及其“党人”，直至理宗追封到朱熹为太师、信国公，后来朱熹更是配享孔子庙，而成为千年的又一圣人。其平反后的荣誉也是远远高于同样平反的岳飞，甚至其的影响威震日韩800年，日韩的儒学其实就是朱学。 就是这样一起无中生有、蓄意人身攻击的公案，在今天没有了诚心、没有人了信心，没有了信任、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神圣的中国，则更广为流传。成为我堕落，你也肯定堕落，而人人都堕落，甚至祖宗也早堕落的心安理得和洋洋自得的嘴上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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