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濮

微软雅黑 size=7>说濮

　　濮，曾称作“僰”。有文字史藉可考，这是一个早在四千多年前即生息、每繁衍于川西南、滇、黔以北广大地区及古蜀身毒道沿线的古老民族。本文对濮族的来龙去脉，悬棺、椎结、凿齿、穿耳环习俗及铜鼓、农事、商务活动等作了一些拾遗补阙的探索。
作者题记：万一二（即濮人）

前言
　　文字记载“人们对曾经在自己国家里生存过的最高贵、最勇敢的人都记不得了。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就是那次灾难中少数幸存者的后代。但你们对它已经一无所知了，因为那些幸存者以及他们后来的许多代人都死了，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

──梭伦

　　公元前六世纪，古雅典那位被后来史学界称为“具有正直的品德、不会扯谎的”执法官梭伦，在谈到关于迈西里和希腊的城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突然消失的故事时，他讲的话中的这一小段用于这篇文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这篇文字所写的内容全是有关一个突然消失于四百三十多年前的古老民族的来龙去脉，那次灾难中少数幸存者在封建王朝的高压震慑下被迫换名改族，不敢再用本民族的称谓，不能沿袭固有习俗，又因十数代人之后，对于祖宗只留下依稀的记忆于代代相授的口碑之中了。

　　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国南方曾兴起两个强盛的族集团，一个是“百越”，一个是“百濮”。由于它们支系多，分布广，非一隅一事所能概括，故以“百”冠之。百濮族在川、滇、黔，百越在两广及苏皖。濮族在春秋战国时期，族人曾撒布于江汉流域至南方丝路的滇缅沿线的数千里地面，披荆斩棘，垦殖农田园林，在古先民中是个勤劳的农业民族。他们曾武装抗击开明王朝保子帝的凌侵，起兵参与推翻商纣暴政的牧野之战，联合其它少数民族兴师反抗周厉王的倒行逆施，为保卫乡土跟明王朝官兵从洪武打到万厉，他们是个不屈不措挠的勇敢的民族。他们改良的荔枝、桂园从川南遍及至岭南，是蜀人的杨贵妃在长安时的宫廷珍果；他们制作的蒟酱、麻布（亦称夏布）、邛竹杖曾同蜀地丝绸等远销阿富汗、印度等地。在开辟和经营南丝古道商贸中濮族功不可泯。在史籍中，他们没有任何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侵犯其它周边民族的记录，他们与赛族、蜀族、彝族、滇族、昆明族等世代友善相处，是个爱和平讲道义的民族，却遭到外族屡次伤害，乃至归于佚亡。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叙南悬棺再次公诸于世引起中外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的兴趣，同时也引来了附庸风雅的专家们。本文作者为明视听、辩是非、将我们自己十几年探讨濮史的一得之见（确实仅仅是一得之见，一家之言）撰写成文奉献于读者诸君，以拭宝鉴。

　　川南五地市（今宜宾、泸州、内江、自贡、乐山）滇北的昭通地区、黔西北的遵义、毕节地区（西汉时的牂牁郡夜郎国故地），西昌和凉山部份地区曾在汉以前都是濮族世居之地。在灭商纣后，周天子封为濮侯国；战国后期秦灭蜀后，对濮侯实行国与郡县并存制，李冰任蜀郡守时，沿岷江疏通河道，筑五尺道深入濮地，此时灭侯国，川南地区的五地市规蜀郡，置濮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按李冰时的五尺道“通西南夷”；汉武帝遣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后置犍为郡。秦汉之际汉族与其它民族已在濮地杂居共存，但主体民族依旧是濮。濮族之仰幕中朝礼仪，文教，与汉文化的输入是分不开的。濮族之所以被历史称为“夷中最仁者”，无疑是接汉文化的礼教结果。民族之间彼此在于取长补短，共求进步与发展。

　　过去，由于汉代撰写史者失误，错把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僰”作为西南大部的农业民族──“濮”，其实在汉以前的史藉上，就明确记载“南濮”这一民族。所谓“僰侯国”、“僰道”、“僰人”的“僰”，凡是指西南的这个民族，都应当作“濮”才是对的。混淆僰、濮曾给史学界造成极大的混乱和迷惑，史学界现在是应该给濮一个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僰侯国”、“僰道”当改正为濮侯国、濮道。根据今天文字学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字学形成的理解观念的要求，是可以把南濮与西僰区别开来的，以免再给后来者在史学研究过程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与困惑，对错误的过去来个纠正。两千年积重难返，暂时可能不习惯，慢慢总会理顺的，也会自然的。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对濮人的了解产生了个人对濮民族的感情，我们在文字中流露出对濮的缅怀，这可能犯了史学者的大忌，有了感情倾斜，就难免产生偏颇。但我们在最后的设想最有吸引力，就是共同努力使濮民族复兴！一个佚亡了四百多年的民族重新屹立于世，这确实画古末闻，震动世界之壮举。不过要做到并不容易，除非有事业心极强领导者将此作为坚定不移之目标，不计风险为之奋斗，及史学界更多学者都来关心濮族，否则难圆好梦。

 《李戴张冠两千年──为濮正名》

　　张三不是李四、西僰不是南濮　　懒惰的汉儒，顽固的汉儒

　　“濮”的同声字，变体字何其多也　　积习难改，积重难返

 

历代的中国史籍，都将生息在古代犍为郡和牂牁郡的少数民族称作“南蛮”，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谓“南夷谓犍为，牂牁也。”而牂牁原本是犍为郡之一隅，夜郎国故地，主要是濮族居住的区域。此外，云南中、西部，四川东部及江汉流域等地，也曾主要有濮人大力经营。

濮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商、周之季便有史记载，在出土的甲骨文及青铜铭文　　　　中也记叙有“濮”的史实。记叙最早有关“濮”的文字是在五帝时代，系新石器时代末期。例如：五帝中居第二位的颛顼帝，他的母系氏族就是“濮人”，秦汉间儒者将颛顼列为五帝后，司马相如《五帝本记》沿用其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帝王世记》：“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景璞（《易系辞》引作”昌仆），“蜀山氏之女。”《大戴礼记-帝系》：“黄帝居轩辕之丘──昌意降居若水，昌盛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这里都是记载昌意之妻，颛顼之母，同一个人、同一个氏族名称，不同的史书就出现了不同的文字 ，如：昌仆的“仆”、景璞的“璞”、昌濮的“濮”。但当司马迁在记叙《西南夷列传》时以上的三个“濮”都“不见了”，南夷中突然“钻”出来一个“僰”。由此将原本的“濮侯国”变成了“僰侯国”，“濮道”也成了“僰道”。直到今天“濮人悬棺”，仍写作“僰人悬棺”，“濮族”仍写作“僰族”，难道说撰史者都喜欢写错别字么？非也。

追究其原因，以僰代濮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而造成这一误会的是一些懒惰的顽固的汉儒。本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字同文”以前，各诸侯争霸称雄，文字就不统一，一个地名、人名，齐、楚、燕、韩、赵、魏与秦的写法往往似是而非，甚至于完全不同。到了汉代，在整理记叙史籍的工作中难免就会因此产生一些谬误。“濮”与“僰”二字音近字不同，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在甲骨文、钟鼎文中是分别有记载的。西汉的儒家却马马虎虎错把濮族与僰族认为是一个民族，又把“濮”与“僰”当成是同义异体字，既不从内容去判断判别是否正确，又不从濮与僰存在的地域（生存空间、环境）和存在的必要件（生存手段、生活习俗）去探索。即使后来发现弄错，也顽固不化将错就错。结果，就如像一把大茶壶上配了个很小的茶壶盖，把事情搞得很不像样。

僰族活动于中国西部边陲，本写作“棘”。《礼记-王制》：“屏之远方，西方曰棘。”郑玄注：“棘当僰。棘之言偪（今作：逼），使之逼寄于夷戎。”可是僰是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史载僰的族情况不多，但知道是一个居无城邑，市无定所，开化稍迟，以游牧为生的民族，他们常年逐水草而居，往复迁徙于春季牧场和冬季牧场的风沙、冰雪途中。他们在同蝗灾、兽害、饥馑的斗争中和反抗外族掠夺畜群和俘虏妇孺作奴隶的战争中（也包括他们去掠夺外族人畜的战争中），养成了勇武、强悍的性格和弓马骑射的拼杀本领。他们只遵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把战争与狩猎统统当成畜牧以外的“副业”。

南濮与西僰迥然不同。南濮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业民族。农业民族的基本特点是落地生根，不轻易流动，更不会每年按季节迁徙。因为农业的特点是春种秋收，作物生长季节较长，人和土地的关系紧密。而且地力的培殖不是一年半截就能做到，把生荒改变成沃土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时间。虽然在远古的农耕活动十分粗犷，但是在其他一些民族尚处于渔猎和采集野生种籽为食物的状态时，能够以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已经是个了不起的社会进步。南濮聚族而居，形成村落，在村落群较多处形成聚邑。山寨村落往往以家支血缘关系而组成一个支族集团，有他们自己的首领和共同遵守的各种规矩，这些规矩往往是祖宗留下来的，虽不成文，但必须做到的民族习俗。当然，一个支族的某些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也不是随意可改的。它不是整个濮族的规矩，但也不能与全族的共同习俗背道而驰。濮族实行男耕女织，善于耕作和营造果林园囿，培育良种。他们还种植桑麻，豢养禽畜，发展水利。总之，凡一个农业民族当时能做的事，他们都做得很好。

对照西僰各南濮，从选择生存环境，生产内容及生活方式，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汉儒将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族当成一个民族，在整理、撰作史籍中，统统留“僰”去“濮”，合二为一，给后世史学、民族学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如果翻开《史记》、《汉书》就会发现，“濮”这个古老的民族不见了。今天为濮正名，就是要纠正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让人们都知道：濮与僰是相隔千万里的两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存条件不同，生产内容不同，文化内涵不同，族源背景不同，民俗习惯不同，历史际遇不同──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也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在两地不同的分支。我们要说的是南濮，虽然由于历史的误会在一此史藉上把濮写成了“僰”，但在历史的社会进程中濮族依然生龙活虎地一直存在到明朝中叶。汉儒这一错就错了两千年，从因懒惰到错，错了不改，从将错就错到一错到底，误事不少。

诚然，汉儒抹掉了“濮“字，与濮的现实存在无关。并不能造成濮族的不良影响或灾变。但给后来的史学工作者造成许多混乱。如史学家要给濮族编撰一部古代史，由于“濮”“僰”不分，只好一一按年表叙。辛苦折腾了好些时光，翻开一看，懵了！昏了！糟了！简直无法卒读下去了。同一年里，这个民族既在西部荒漠上的草原湖边，跟大雁、鹈鹕为邻，牧马放歌，驱策牛羊。怎么忽然又跑到蜀南山乡栽秧播谷，绩麻养蚕，搞起农业来？上月还在西疆跟鞑靼人拔刀相向，下月又随同马帮，跋涉在古身毒道的万水千山之中！──这种事情可能吗？他们难道说有飞行术或分身术？可以任意往来于万里之外，秦塞汉关也无所阻挡。如果这也算是史实，岂不是活见鬼么？这种“濮”“僰”不分的结果，造成两个不同的民族相互混淆史实不清，把研究、撰写有关史料的人拖入五里雾中，搞得南辕北辙，越研究越糊涂，甚至大闹笑话。如果碰上个急性子，更是难免越忙越错，越错越急，把人气个半死！

史籍中难免有记叙的谬误，像这样的张冠李戴却不多见。可叹的是两汉以后的一些史家，却把汉儒的错误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正确，以为南濮本来就是“僰”，还牵强附会地为其寻找合理的依据。如《说文》谓：“僰，犍为夷也，从人棘声。”《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志》则说：“僰──有人道，故字从人。”似乎南濮本来就是“棘”，因有人道故写作“僰”。由于代代沿用，“僰”已代替了“濮”，即使在濮侯国故地的宜宾，也只“会”写“僰侯国”而不用“濮”字了。但濮族并不因为人们书写的改变而改变成了僰族，不管这个民族现在是否存在，在它的历史上，毕竟在中国南部有近四千多年的辉煌！它的中文名称曾有过多种的写法，但不论怎样写濮族仍然是濮族。说到这里不妨略举几例，让大家看看历史上对濮族有多少同音、近音的异体字记载，也许这对还原濮人本来称呼的正名有好处：

《史记-五帝本记》：“──曰昌仆，”的“仆”。（昌仆）

《山海经-海内经》：“──昌意降处若水──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的“淖”。（淖子）

《帝王世纪》：“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的“景仆”

《大戴礼记-帝系》载：“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这里的“昌濮”的“濮”又是对的。

《史记-五帝本记》与《大戴礼记-帝系》所记相同，不同的是用“仆”与“濮”。

《帝王世记》：“帝颛顼──昌意之子，母曰景璞（《易系辞》引作“昌仆”）这里作成“璞”。

《史记-周本纪》“二月甲子昧，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及庸、蜀、──濮人”的“西南八部族”，司马迁在这里又写成正确的“濮”。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写为“僰道”。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邓、笮、冉、浦者近蜀，道亦可通。”在这里将“濮”写成“浦”。

《国语-楚语》：“巴、浦之犀。”《逸周书-王会解》：“卜人以丹砂。”在这里将“濮”写成了“卜”。

《华阳国志-蜀志》：“獠僰”在这里的“獠”和“僰”开始连称，过去有史家认为：这种连称都是“濮”的替代名词。

《华阳国志-南中志》：“滇僰”。“夷僰”。这里的“滇僰”、“夷僰”都系百濮民族。

此外，还有“蹼”、“蒲”等等写作。在这些不同的写作中，有的是，同音借代，有的是语音关系造成近音借代，有的是因为历史时期不同产生的称谓的变化。如“獠僰”，“滇僰”，滇与濮本是不同的两个民族，但在三国、魏晋时期，一部分川东的濮与賨族，巴族的一部分别融合一起，组成了新兴的僚族，其中一支迁至南滇，与滇族相互融合，原来的滇与濮就是百濮集团中的分支，在战国末期庄跻王滇以后加入了几万楚人，在西汉中叶后徙往西双版纳等地，留下的部份滇族又与僚融合。所以，后来的史家称“獠僰”、“滇僰”都不算错。但其中的“僰”字就错了，这是历史错误的延伸。

再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

夜郎是濮区域，“羌僰”所指孰南濮孰西僰呢？

《后汉书-杜笃传》：“捶驱氐僰。”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交贡职，不敢怠惰。”“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　　

这几处的“羌僰”、“氐僰”、“西僰”，就得认真研究才能定夺了。概言之，历史上的西僰没有南来，南濮末曾西往，要区分它们只有一个办法，看叙述的事件研究是否有西、南之分，如在西陲，就是僰；如在南疆，就是濮，这样大致就错不了了。

张冠李戴了两千年，可谓积习难改，积重难返。汉儒之过也。今天的史家学者有“将错就错”习惯也。正如石天河老先生八十二岁时所著《爲簡體中文進入聯合國說聲且慢》一文中最后讲道：“所以，多年來，許多作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曾一再提出‘同音合併’是一個原則性錯誤，必須改正。可是，在當代中國，事情就是這麽奇怪，一個明明是作錯了的事，要使人們承認是錯，要改正它，便比登天還難。現在，聽說簡體中文要進入聯合國，我想，這又是一個歷史關口。必須要使簡體中文改正了這個錯誤，才能讓它進入聯合國！否則，將來，錯誤會越積越多，會更難改正。”看来，“同音合并”又在给后代们制造新的困惑哟！

烛天野火焚不毛

　  濮人曾生息过的地方　　从南丝道至江汉流域纵横数千里上下数千年

 　 古代，濮人是农业的倡导者，走到哪里，就把农业传播到那里　　从刀耕火种到逐步精耕细作，是铁制农具普及的结果　　濮人的不断推进是出自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占有土地的野心扩张　　六个聚居地情况，在下文慢慢道来

 

 

　 　　濮至上古时代就是蜀的胞族，大至因农业的发展，人口不断曾加，濮人的分支也在不断迁徙，沿着岷江流域扩展。由于上游、中游已有少数氐羌居留，他们便继续下行（南行），到达下游岷江与沫水汇合口和岷江与金沙江汇合口一带，即今四川的乐山地区、宜宾地区、内江地区、自贡、泸州，西昌凉山的部份地区，云南的昭通地区，贵州的毕节地区，经过一段时期的休整和选择，大部份濮人按其支系分布开去。在今上述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开垦农田种植果木。而在长江汇合宜宾的濮人，以及今称滇、黔二省交边山区的濮人，在滇省方面，濮人发展的方向是沿当时渐渐形成的蜀身毒道（南方古丝路）分别向前发展，向缅甸前伸。从川南宜宾进入贵州的濮人主要聚居在都匀、黄平等地，后为夜郎国主要居民。以上几部分濮人，大略可为濮道、夜郎、邛都、南丝道四部。因在南丝道安宁河、普雄河等不少地方都有濮人的蛛丝蚂迹，“非一事之可循，一隅之是指”，很难以一地统称。何况云南各地原有不少的民族部落，濮仅是其中一部分，故只好以“南丝道”称之，意谓分布在这条蜀身毒道上的许多濮族聚居点。

　　从今宜宾沿长江向下游幅射的濮人支系，可分为川东和江汉流域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濮人在川东和江汉流域经营了千年之久，最后被楚人和巴人在土地争夺战中驱逐，大部分返回到川南及滇黔山区，小部分流散于巴、楚与当地民族融合。有的与外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集团（如獠）；有的与华夏族人融合成为汉族居民了。

　　总的说来，濮族的分布大致可分为以上六个范围，即濮道、邛都、夜郎、南丝道、川东和江汉流域。从地域看，纵横数千里，从时间看，前后四千余年。如要叙述濮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要分别一下才能说清。这里可以总括地谈一点的是：濮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给当地的农业带来一个大大的进步。要知道我们谈的是上古至春秋战国时的濮人，早期的濮部族人口不多，许多土地还末曾开发，（既是已开发的地，濮人也不会停顿下来去经营别族的土地。）因此读者头脑里不能存有现代当地的繁荣景象，要想到那数千年前的原始森林的动物世界，或者说是不毛之地也行，才符合当时的现实。根据上过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四川周边一些的山区，少数民族的传统耕作情况，也几乎停滞在古时濮人的农业水平，在上过世纪九十年代央视还报导了西双版纳部份少数民族沿用刀耕火种的场面（那些边僻山区社会的发展是十缓慢的，甚至是停顿的状态）。濮族的耕作是采用轮种方式，当春雨来临前便将要播种的山焚烧一光，野火过后，灌木、茅草顿成灰烬。待春雨头场下过，便开始撒播种籽，然后用简朴的农具将坭土薄薄的翻起来，使大部份种籽得到复盖，减少鸟类兽类吃种籽造成的大面积缺苗损失。在作物生长过程中，拔除野草和驱捉害虫。到了收获季节，还要同野猪、猴群、鸟类争夺粮食。这种十分粗放的农业和刀耕火种的习俗一直在濮人中沿袭，他们第一年收获后，第二年便换地烧荒，将第一年种过的土地闲置起来。广种、薄收、轮换需要较多的土地才能养活较少的人，今天看来是落后的耕作方法，但在铁制农具还未曾出现到普及的时候，一些民族部落有的还在渔猎，采集为生的阶段，濮族的农业还算是最进步的了，毕竟它有了一定的规模、操作方式和初始的水利要求和四时季节等概念在濮人中行成。到了战国时代至两汉时代，铁器农具的增多，濮人的农业便朝着精耕细作方向发展了。

关于濮人使用铁制农具，有几点可以印证。据地方史载，秦灭六国后曾强迁卓王孙家族和程郑家族到蜀，因为皆是冶铁世家，故遣至临邛。两家的作坊规模都很大，雇用了许多民夫，其中濮僮甚多。《史记、货殖列传》：“贾椎结之民，富埒卓氏。”这里是说郑鼓冶炼铁所用民族特征（古文中往往记载一个民族特征就是发式），“椎结之民”正是指濮人。此外，《天下郡国利病书》、《太平寰宇记》均载濮人使用“双刀”、“鞘刀”、武器和农具同属生存之必需品。犍为县铁山出土过战国时代的刀剑，南丝道出土过蜀郡铁制的农具锄头，这些都可证明在战国中后期濮人已经较普遍地使用铁制锄、犁之类农具。“欲思善其工，必先利其器。”农具的改良促进了农林、水利建设，使濮人的农业从原始状态逐步发展到与成都平原相同的水平。《太平御览》引《永昌郡传》言：“朱提（昭通）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横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口，僰（濮）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僰（濮）道接。”朱提曾是犍为郡十二县之一，其实是濮人在朱提务农者众，当地古代农业同南安（乐山）、僰（濮）道（宜宾）一样都是濮人的农业经营。

　　在谈濮人分布情况时要写上这段濮人的农业，似乎显得东拉西扯，是吧？其实我谈的正是濮人沿江水河谷向前不断拓展的原因。前文提到一个农业民族的特点是同土地有相依为命的联系，有落地生根的特点。那未，这正是讲了濮族的这种拓展与农业民族的特点。农业从粗放耕作，刀耕火种向精耕细作发展，是社会由初级、原始阶段向前进化的必然过度。濮人最初的农业大约要五六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因为每亩的收成不会超过六七十斤。人口的繁衍速度使低产的农业难于满足最低标准的吃饭问题，只有扩大种植面积才能解决人口对粮食的最低需求。于是，除了一部份人留下来继续在原地耕作外，另一部便另寻新的生活空间，这种拓展是从原地向荒地，一步一步的扩大生产范围，当年就会在新开辟的地方烧荒播种。这与举族长途迁徙显然是不同，因为它是逐步缓慢的向前移动，在丰产年，由于粮食的增多便会顿然停止下来，直到再一次发生需求不足时便又开始移动。从商代早中期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千年之久，濮人于川南地区沿长江向下游拓展仅止于江汉流域，人口的增长和对粮食的需求是濮人要迁动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从春秋战国中后期铁器的使用和逐渐普及，使农业从粗犷的原始状态逐步向着精耕细作方向发展，从只求扩大播种面积满足粮食的需求量，逐步改为提高耕作质量来增产粮食。从中外古崖画可知，人类驯养水牛是在六千年前就开始了的。用水牛犁田耕地最迟也在三千多年前便有了，但在使用石木器的远古时代，效率甚低。只有在铁的使用渐广时，用铁犁、铁耙、铁锄头等农具才有可能改变农业面貌。《史记、货殖列传》记卓王孙家族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结之民，富埒卓，俱居临邛。”不论他们冶铸的铁器是“倾滇蜀之民”，还是“贾椎结之民”，顾主的半数以上都是濮人和蜀人。因为当时滇蜀边境正是濮人为主的农业民族在经营，而“椎结”正是濮族，其他民族无此种发式习俗。在南夷中，只有濮族系统才风行这种习俗。不过，卓氏和程郑都是秦时移民，比他们更早的冶铁业，在蜀地也还有战国前的史实可循。在《禹贡》中，称古代梁州（既是四川范围）的贡品中便有铁，有镂。专家考证镂是土钢。此外，《华阳国志、蜀志》也载称临邛之地“有古石之成流支铁甚刚。”还记述了泸沽（今西昌之间渡口）也产铁（原本此地就是今天的钢铁基地之一，直到今天，也是产铜、产金的地区）。至于犍为县的铁山，也开发甚早，也曾出土过战国铁器多种。而犍为县当时正是濮人经营之地，又是南丝路古水道从南安（乐山）到濮道（宜宾）的一个中间站。犍为铁山的铁，更是濮人就近购置农具的好所在。铁制农具的推广使用，使濮人的农业有了质的提高的可能，耕作渐渐精细使收成逐年增多，缓解了依靠扩种来满足人口增长需要的紧张现象，也就放慢了拓展土地的足步。

 二是从濮人的拓展特点来考证，大多是先从一个根据地（如宜宾）作为依托点，然后选择江河谷地水源方便的地区作线性发展，如宜宾地区的上游金沙江、安宁河、普雄河。下游的南广河、长江、濮水。西部的北盘江等河谷地带，以及一些长流水的山地，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而他们这种选择，往往会涉及其他民族的世居地，除非双方愿意共处，否则便会引起土地战争。这大约在战国早期，因与巴人挣占土地，在川东曾与巴人交战。因此，濮族的拓展情况也受周边民族的的制约。另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江汉流域，在春秋时代，濮人经过商代和西周两个时期的千年拓展已到达这一地区，但楚族人也早已强大起来，使濮族的自由拓展受到阻碍，甚至开始受到压迫，不可能再前进。在巴境地也同样因土地的共同需求而产生矛盾。这种情况是后来发生较大规模的土地争夺战争的主要原因。而在川南和滇西、滇中则无这种情况。研究其原因，则是由于濮族在周边少数民族中力量比较强大，一些小邑国或作为濮族附属支邦而存在，或因山多地少不适合农业发展和水源的缺少无法从事大面积农业经营而中止拓展，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南丝古道的存在使善于经营商业的濮人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生产外贸物资方面（如邛竹杖、蒟酱、麻布及桐油、荔枝等林园产业），减少了对农业的土地需求量。同时，商品生产占用不少人手去从事织造、手工制作以及马帮、牛帮、背帮等等（运输业）劳作，濮族和南丝古道沿途各民族的土地矛盾都因生存来源的变化而避免了彼此间的流血战争。

　　“民以食为天”。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但中国的农业在慢长的封建时代停滞了很久，历史上不乏天灾人祸引起饥民造反乃至更换朝代的事例。但濮族在其存在的岁月里始终使农业生产放在他们民族利益的前头，他们的农业生产水平也是川滇黔边区最高的。从南丝古道通过印、缅引进的胡椒、胡桃、胡豆，最早栽种的当然就是濮人。《蜀中广记》引《旧志》云：“戎菽，蜀人所谓胡豆也。”而蜀人得种于戎。“戎”是指今宜宾的古称，宜宾却是濮人的老家。而胡桃（今称核桃）今川滇边区仍有大量生产外贸。我们谈古代濮族主要分布地区的同时，了解以上分布的内在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结合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去认识濮人的拓展动因，才能明确而合地解释，他们这种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历史现象。总之，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所有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战胜饥饿，生存竞争决定了他们的民族动向，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习惯。

不错，顶一下。

蒟酱、蜀布、邛竹杖

──濮人在蜀身毒道的历史作用

[作者  万一二]

蒟酱是濮地特产　　可怜的古代美食家

濮人是天才的生意人　　非棉非丝话“蜀布”

独领风骚邛竹杖　　雾里看花南丝道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偶然吃到蒟酱，感到其味无穷，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人间仙品，鲜美无比。他便千方百计打听这蒟酱的来历。（为了弄清蒟为何物，我也是千方百计打听它的生长地和性状。蒟（音举）是生长在川南、滇北的一种野生灌木的果实，濮人将它培植成林，采摘果子，或与豌豆共制成酱，或与胡豆辣椒共制成酱，也可与麦共制成甜酱，使其香馥味醇，起调味作用。但未闻仅以蒟果制酱之说，只有豌豆酱、胡豆酱、麦酱、甜酱、黄豆酱这些名目。）也许唐蒙所吃的酱是已失传的濮族的制作方法。这样说有何根据？请看看《华阳国志、蜀志》：记濮道县“有荔枝、姜、蒟”。既然蒟是濮族聚居地产的一种人工栽培的经济林木，其采集加工又是简单的传统方法，濮道县又处在蜀身毒道（南丝古道）的东路重镇，善于经营的濮商把这种独具风味的蒟酱运出去卖，实在不足为奇。但对于久居长安的唐蒙来说，偶得蒟酱一尝，似乎乐得三月不知肉味了。也许读者会认为“唐蒙吃蒟酱”未免小题大做，这算个什么呢，值得太史公记入历史？当然，太史公记述的是我国西北，海上两条对外商道尚未打通以前的有关南方古代外贸的情况，用唐蒙在南越吃到蒟来说明南方商道的存在罢了。但唐蒙归国后竞在皇帝面前大谈其吃到蒟酱之事，似乎有点可笑。

写到此处，作者要“感慨”几句。人类越往上古走，物质生活越匮乏。从生食到熟食是个飞跃的进步。从淡食到咸食，又是个飞跃的进步。但在鼎食时期，调味品是极乏品种的。那时除了炖煮、烧烤、笼蒸之外，大概还没有煎炒烹饪一大类。要象《红楼梦》里凤姐儿告诉刘姥姥那种烹调茄子的几十样调味佐料、十几道复杂工序的考究，在秦汉时代根本就不可能。不是官家、财主舍不得花银子，而是根本还没有发明那么多佐料。古代的美食家很可怜，他们大抵只能从原材料去争胜，猎取山珍海味、熊掌鹿脯等。我敢说，要是当时有人能烧出一盘麻婆豆腐或回锅肉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吃得一定开心，很可能也像唐蒙、司马相如一样，弄他个“中郎将”官儿当当！可惜的是在两千年前的人根本就没有做麻婆豆腐、回锅肉的调味佐料。换言之，唐蒙念念不忘的蒟酱如果给清代的刘姥姥品尝，她也未必会认为味道有多好。唐蒙之所以吃了蒟酱要去打听来历，那纯粹是古代食物的味道太单调了。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阿富汗）归国，对皇帝言称大夏有蜀郡商品：蜀布和邛竹杖。他曾问这些商品是怎样来的？商人告诉他：大夏东南方有个身毒国（印度），他们跟数千里外的中国蜀地商人做买卖，这些蜀布、邛竹杖就是从蜀地运到身毒，再转贩买到此地的。看来这条民 商道是通往身毒的。张骞还说，大夏在中国西南，与蜀相通，身毒与大夏近离蜀地必定不很遥远，与之通商，有利无害。可是汉武帝派人探路，却因昆明族阻道，几番皆不能通行。朝廷的差官走不通，民间的商旅却走得通。原因在于差官是用权开路，商旅钱开路。朝廷的权势虽大，对远在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来说，“不服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