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知府与宋代蜀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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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深刻教训，确立了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从而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及其后继者赵光义，虽都出身武夫，但都深深懂得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于是以文化成天下，就成为宋廷的国策。这个国策大大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也就推动了包括蜀学在内的宋学的繁荣，“宋代蜀学是中国古代臻至鼎盛的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地域文化，也是宋代的主要学派之一，对当时儒学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推动作用。”在宋代蜀学的发展过程中，成都知府发挥了什么作用，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肤浅的探索。
　
　 一 尊师重道
　
　 宋廷实行以文治国的方针，把尊师重道作为自己的文化理念。其尊师重道的主要内容是以崇儒为中心，儒、佛、道并存。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拓宽了以文治国方略的实施范围，为其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代统治者，实行以儒学为主，揉合佛、道两家思想的政策，比过去主张灭佛、灭道的统治者智高一筹，这样做不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且更有利于为封建统治服务。”宋廷对不亲自参加祭祀的地方首长，要给予惩处，“景德四年(1007)，同判太常礼院李维言:‘按(开宝通礼》，诸州释奠，并刺史致斋三日，从祭之官斋于公馆。祭日，刺史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今诸州长吏不亲行祀，非尊师重教之道。’诏太常礼院检讨以闻。’
　
　 成都知府对孔庙的修缮和为先贤兴建祠堂，是宋廷尊师重道文化政策在地方上的具体落实。宋英宗时，赵抃对犀浦(今属成都市陴县)的孔庙进行了修葺，“朝廷自庆历中诏郡国皆立学，学必有孔子庙。犀浦旧为县，肄成治平间，府尹清献赵公始葺而新之，县令冯接为记。”宋仁宗时，田况把《仪礼》、《公羊》、《谷梁》三传刻于石壁，使九经得以齐备，“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吾朝皇佑中，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仪礼》、《公羊》、《谷梁》传，所谓《九经》者备焉。”仁宗时，宋祁将灰尘遍地的文翁祠堂修葺一新，“嘉佑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则区位秋逼，埃蚀垢蒙，不称所闻，大惧礼益懈忽，神弗临享。其明年，乃占学宫之西，改位鸠工，弗亟弗迟，作堂三楹，张左右序及献庑，大抵若干间。……自公以来，蜀之人自视若邹鲁。”宋哲宗时，李之纯在周公礼殿的东面，为仁宗庆历兴学的建议者范仲淹修建了祠堂，“元佑戊辰，宝文阁直学士李公尹蜀，诚于应物，乐于为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举之。客有告曰:‘蜀有学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学自范文正公始。……愿正公祠，使天下为善者劝。’李公乐其请，命公成之于礼殿之东，与石室对峙焉。”
　
　 南宋时期，成都知府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宋宁宗时，吴猎修建了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三先生祠堂，并将朱熹和张栻配殿其中，“开禧三年(1207)，蜀盗既平，诏遣刑部侍郎长沙吴公猎谕蜀。始至，则以崇化善俗为大务。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学官见诸生讲授经义。退语寮属曰:‘古之教者，既为之建学立师，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学。成都典治，为西南剧。鼓箧学官者，盖六十州之士咸在。顾倡明绝学以承孔孟，如濂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来有像设，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会余表兄高文卿亦以书请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偏天下，况周子尝仕合阳，传闻蜀之贤人君子皆喜称之。二程先生则尝侍大中公，游于广汉、成都。最后伊川久居涪，著录甚众，今其遗风余泽，犹被诸人。春秋奉祠，安可独后?’则以属知华阳县度正、郡教授杨寅恭、新简州教授王祖孙度地，于汉文翁高联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氏、广汉张氏配。……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遗书于学。蜀自昔号多士，学于京师者，至此比齐鲁。”可见，宋王朝尊师重道的文化政策在成都府是得到了贯彻的。成都知府大力播扬尊师重道的文化理念，为宋代蜀学更加健康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前景。
　
　 二 荐举贤士
　
　 如果说尊师重道是大政之策的话，那么荐举贤士就是实施此国策的重要措施之一。成都知府所荐举的贤士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执意不仕者与乐于出仕者。
　
　 成都知府所荐举的贤士中执意不仕者是少数。宋仁宗时，杨日严向朝廷荐举隐居在家并教授生徒的代渊，他却绝意仕途，潜心著述。后来田况将其著述奏献朝廷，仁宗优赐他为祠部员外郎，“太常丞致仕代渊为祠部员外郎。渊，导江人。性简洁，事亲以孝闻，尝举进士甲科，得清水主簿，叹曰:‘禄不及亲，何所为!’即还家教授，坐席满堂。王拱辰安抚两川，遗书欲起之，托疾不往见。杨日严知益州，又荐之，遂致士。谢绝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杂说》十篇。于是，翰林学士田况上其书，诏优加两官。”仁宗时，四川著名隐士张俞先后被文彦博、田况、杨日严、宋祁四位益州知州荐举，他始终不愿出仕，“今西洛丞相文公、左丞田公、故三司使杨公、故尚书宋公，相继守蜀，咸谓俞不可自弃于时，每欲论荐，俞必陈诚尽辞，冀安性命，不然远适吴越，污迹自全。”南宋孝宗时，范成大荐举孙松寿、樊汉广二位名士，但他们也执意不仕，“淳熙元年十月，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高宗庆寿赦，举引年致士而才力不衰者。公奏名士樊汉广年五十九、孙松寿六十六，先已纳禄，尤宜族异。诏令赴阙，二人俱不至，遂除职赐服，蜀士归心焉。”但这次荐举收到了蜀士归心的作用，“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成都知府们在举荐贤士中确实遇到了少数不愿出仕的学者，但这并不是对他们工作本身的否定。实际上，这一工作对当时的士人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就是那些被荐举的不愿出仕者也是心存感激的。他们因此反而更加潜心著述，为宋代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也或多或少包含了成都知府的辛劳。
　
　 两宋时期，成都知府为朝廷荐举了不少贤士。宋仁宗时，文彦博向宋廷推荐龙昌期，使他得到守秘书省校书郎、充益州州学讲说的官衔，不过后来被指斥为异端，连已经获得的绯鱼赐服也被剥夺了，“(龙)昌期者，尝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老子》，其说诡诞穿凿，至诋斥周公。初用荐者补国子四门助教。文彦博守成都，召置府学，奏改秘书省校书郎，后以殿中丞致士。著书百余卷，嘉祐中，诏取其书。昌期时年八十余，野服自诣京师，赐绯鱼，绢百匹。欧阳修言其异端害道，不当推奖，夺所赐服归罢，卒。”南宋宁宗时，崔与之向朝廷推荐游侣、洪咨夔、魏了翁、李性传、程公许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其治蜀的重要辅佐，他们在宋代蜀学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公善知人，平生荐引惟游侣、洪咨夔、魏了翁、李性传、程公许，后皆为公辅。”李心传对南宋时期成都知府荐举贤士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蜀帅例得荐士。其始，胡长文所荐如吕周辅，范致能所荐如胡自远亦不过一、二人，皆幕中之士。盖以蜀去天日远，士非大帅荐扬，无由自进。……其后留仲至为守，遂荐黄文叔、冯传之、李君亮、费戒甫、范文叔等五人，论者翕然以为当。……仲至执政，赵子直继之，独荐刘德修。子直去，京仲远为代，荐费戒甫、游子正。又荐刘仲洪、张子良。”
　
　 通过成都知府们的引荐，使不少四川学者走出四川，把四川的学术文化传统向外域传播，同时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其他各地的文化元素，其中的不少学者成为了蜀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而促进了宋代蜀学的发展。
　
　 三兴学养士
　
　 宋王朝实行“以文治国“的政策，高度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宋一代卜自皇帝、大臣，下至各地州县.普遍重视教育，各类学校众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办学制度。这与宋代文化的发展关系极大。”。北宋地方官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北宋初期，地方官学很少，而且不许随便立学，仁宗景佑四年(1037)，准许藩镇建立官学，自仁宗庆历四年(l044)开始大规模兴学，全国各地学校纷纷建立。成都府学是在北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将益州州学升格而成，直到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因宋、蒙交兵而废，“成都府学，嘉祐四年升益州学置，端平三年废。”成都府学是宋代四川培养人才的中心所在。
　
　 许多成都知府对成都府学进行了修建或者扩建。宋仁宗时，蒋堂在原府学旁新建西学，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因此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侯始兴学，绍文之余。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聿来，昼经夜史。盎然西南，号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区即毁。侯惠在人，已肤而髓。子产相郑，先谤后歌。”宋英宗时，韩绛在蒋堂所建西学被毁的故基上加以重建，也有相当的影响，“成都之学，郡国莫先焉，士人之众，四方鲜拟者。其讲堂旧痹隘，不足以容诸生，金谓予曰:‘蒋侯尝建西学，后辄毁撤，其基尚存，盍兴筑焉?’因相其所，图构广厦，为十有三筵，度深称是。”南宋高宗时，王刚中对成都府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修理，“绍兴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书舍人都阳王公出镇全蜀，……。且言:‘……成都，西南大府，当是时，学校荐祭无位，肄习无所，其何以仰承圣明休德?’亟命度材计工，涓吉肇事，力不民役，费不民取，易腐败而新之，与新作而补其阙，凡四百楹，皆敞豁靓深，精坚严贲。”宋孝宗时，范成大用一年多时间，也对成都府学进行了全面修缮，使之成为西南之冠，“成都学宫自汉至今，千余岁，祠殿讲室岿然独存。其西蜀延三百楹，壮丽廓大，是为祟宁新学。而岁久弊漏污甚。……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阁待制范公自桂林移镇全蜀。始至，谒先圣，率诸生列拜庭下，览古叹息。顾见屋室多剥，木老石腐，则慨然欲兴废。于是诹画讲度，核经费虚实，选吏程督，刮绝蟊蠹。自礼殿、石室与今学官讲诵之舍、师儒之室，黝暗缺落，风雨人而鸟鼠宅者，皆彻而新之。盖逾年而役休，沈沈翼翼，严靓宏固，为西南冠。”宋光宗时，京镗也对成都府学进行了大修，因此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官校，“上践祚之岁，敷文阁待制、豫章京公自工部侍郎来牧全蜀。夏四月始至成都，即学延见诸生，阅实具得其状，则叹曰:‘屋大而干弱，是愈葺愈弊。若损十年之费，撤而新之，可得大治，且持久不败。’于是，决意庀事，风雨奋发，役不累月而就。……其尝经行四方者，以为举郡国所无有。”其实，除上述几位外，两宋时期还有不少成都知府对成都府学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整。
　
　 成都知府在经费上大力资助成都府学。宋神宗时，吕大防向朝廷提出增加学钱和学田的申请获得了批准，“诏:‘岁于蜀州拨州学钱二百千、导江县百千，与成都府赡生员;其见管田增给为十顷。’从知成都府吕大防之请也。”南宋高宗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沈介增加成都府学的学田千五百四十九亩及校舍十六区，比以前扩大了一倍，又拨给现钱四千緡，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诣学宫，延访诸生，考察艺能，升堂者五百余。……问所仰以为养，皆曰:‘一岁之人，不周于用。……’。公于是慊然，求所以滋殖之。一年乃济，有田千五百四十九亩，屋十有六区，广狭之度，多寡之入，私有契券，官有版籍，截命付之学官。计所增益，视囊者又倍焉。公曰:‘是足以传远，而不足供一时之急。’则又举库钱四千緍充之。”。
　
　 一些成都知府还亲自指导学子们学习。宋仁宗时，宋祁亲自指导府学诸生学习，并注重因材施教，“始至葺文翁学，自为记刻。西南学者奔走请业，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所偏。”。宋英宗时，韩绛与府学诸生一起研习礼文之义，还举行了颇具规模的讲礼盛会。此前，其父韩亿在仁宗明道年间也作过类似的事情，“今上嗣位之年，昌黎公守蜀之五月，修文翁讲学之事，乃治学馆，就与诸生讲习礼文。又三月，遂大作讲堂。明年三月甲子，乃会僚佐及学官、生徒等三百人，行讲礼于堂上。是日，府县士民及四方之客追万人，咸来观听，且谓:蜀之学远矣，肇兴于汉，历晋、唐至于战国，……。明道二年，公父太师由枢密直学士、谏议大夫守益州，崇学尚文，振礼让之声。”南宋高宗时，张熹给学生们讲解经书要义，“初焘开府，……修文翁旧学，时与诸生讲论经旨。”
　
　 成都知府对少数特异之才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宋真宗时，张咏担心彭乘会产生骄傲，于是采用了特殊的激励方式，这对他后来更好的成长有促进作用，“张尚书镇蜀时，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业为赀，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一日果来，鉴以彭文呈之。公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投掷于地，彭公大沮。后将赴阙，临歧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年少，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凌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緍抄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勉之。’后果尽然。”宋仁宗时，蒋堂赞称年仅十三岁的吕陶的文章达到西汉文学家贾谊的水平，体现了浓浓的赞美之意，“蒋堂守蜀，延多士入学，亲呈其文，……曰:‘此贾谊之文也。’陶时年十三。”仁宗时，文彦博将文同的文章遍示成都府学诸生，大加表扬，“公讳同，字与可。……遂博通经史诸子，无所不究，未冠能文。庆历中，今太师潞公守成都，誉公所赀文，以示府学，学者一时称慕之。再举乡书第一。皇祐元年，登科第五。”也是在宋仁宗时，张方平对即将出川，到京师游学的苏辙与其兄苏轼，给予很大的勉励，称赞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这种特别的关爱，对这些异常聪慧的四川学子，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他们后来都为宋代蜀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特别是苏轼和苏辙对宋代蜀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思想方面，他们(指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虽然没有达到在文学领域那样的高度，或赶不上同时代的程颢、程颐等人的学术造诣，但在辉煌灿烂的宋代学术园地里，也占有重要一席。在宋代蜀学发展史上，它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宋代学术演进历程中，它与王安石‘新学’、二程洛学长期并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可以说，成都知府的兴学养士，为宋代包括蜀学在内的四川文化的发展，培植了比较丰厚的文化土壤。
　
　 四 选拔英才
　
　 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提倡尊师重道的基础上，通过兴学这一手段，选拔到大量的治国人才，从而实现长治久安。选拔英才，有推荐与考试两种方式。
　
　 宋代成都知府为朝廷推荐了一些优秀人才。宋太宗时，张咏荐举了辖区内的张及、李畋、张逵赴京考试，三人全部中举，从而激发了四川学子积极进取的精神，“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咏察知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寝多仕宦也。”宋仁宗时，薛奎对年仅十八岁的范镇非常器重，把他带回京城，参加礼部考试，得进士第一名，“公讳镇，字景仁。……薛奎守蜀，召置门下，公时年十八，奎与语，大奇之。还朝，或问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士，异时当日文学节行为世名臣。’故相宋庠与弟祁一见公，称之，祁与为布衣交。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范镇为宋代蜀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苏学自为一家不同，成都三范(范镇、范百禄、范祖禹一)的思想还称不上学派，不过也是这一时期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考试是宋代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方式。成都知府是地方科举考试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他们为朝廷公正客观地选拔出了不少英才。宋仁宗时，韩亿要求考试人员公正选拔人才，因此选拔出了一批良才，他们后来为包括蜀学在内的四川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公敦尚儒雅，平日诱进文士，以倡教育。会诏秋贡士，公戒有司，务公其选，躬视精核，擢章君陈为举首，章遂登甲科，后立朝为闻人;余悉时之髦彦，接武以取名第。西南文章，基此而盛。”仁宗时，文彦博精选考官，保证了选拔人才的质量，使绝大多数送选考生登第成功，“文潞公镇蜀，当贡士。……潞公尤重其人，历计部吏，举无如公者。公未行，众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皆人常所愿其得之者;下帖然无一语。明年登第，十不遗一二，闻者无不嘉其精工。”据田况的统计，宋仁宗时，益州中进士第的人数十分惊人，“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登进士第者接踵而出。天圣、景祐中，其数益倍。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学而登第者，复在数外。”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实行类省试，为确保选拔人才的质量，王刚中请求朝廷指派官员充当考试官，并因此成为惯例，有利于确保选拔人才的公正性，“本司引试四路特奏名进士，乞降敕差官。诏左朝请郎、利州路转运判官苏钦监试，左朝请大夫、知简州房与之充考试官，自是以为例。”通过这样客观公正的选拔，使不少英才走出四川，走向全国，不仅为宋廷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人才，而且其中许多人为宋代蜀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与成都知府的辛勤工作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成都知府作为宋廷与四川联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宋王朝以文治国的国策之下，通过其尊师重道、荐举贤士、兴学养士、选拔英才等一系列文化工作，为包括蜀学在内的宋代四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直到南宋孝宗时，宋朝仍然实行的是四川人不能担任蜀帅的政策，所以，以上所述的和许多没有提到的成都知府都不是四川人，并且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到宋代蜀学本身的发展中来，但是他们给四川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理念，并在蜀地重视教育，关爱人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宋代蜀学的发展，今天的人们是不应该忽视这一点的。
　
　
　
　 官性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博士生，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源自：《求索》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