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21世纪肯定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2006年8月31日上午在北京跨文化传播论坛上的发言

余秋雨


诸位早上好！刚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先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先生、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都作了很重要的发言。这几位先生，多年来做了大量出色的领导工作，是富于经验的实践者。我的身份与他们很不一样，是无职无权的文化思考者。大会主办方要求我紧接着这几位高官发言，当然是要我从一个旁观者的方位说一点不同的话。旁观者往往不知事情甘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合实情，但或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感谢论坛的宽容气度。

我觉得，在文化交流上，最终要排除的并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维障碍。技术障碍看起来很重要，翻译啊，媒介啊，渠道啊，代理啊，缺一不可，但这些问题越到后来越容易解决。难的是我们投入交流的目的和观念。如果套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术”这对概念，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上出现的问题，根子在道，而不在术。

我曾听一位对中国很友好的美国音乐制作人告诉中国传媒：“每一个初次来中国访问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我觉得“文化孤立”的说法有点重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餐饮文化、器物文化，现在又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上的外部沟通确实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有所改进，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基本局面还没有改观。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其实不是，我可以举出中国参加两次世博会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2001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世博会开幕前，新闻媒体曾在当地市民中举行民意测验，题目是你最想看哪个馆，结果中国馆名列第二，可见汉诺威市民毫无政治偏见。开幕那天我赶去时，中国馆门口还排着长长的队，但是，我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已经从里边出来了，一位著名主持人非常沮丧地把我拉过一边说：“太糟糕了！但我们的宣传纪律不能批评，余先生你可以批评！”

我进去一看，挡眼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里边是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一座小小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教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基本就完了。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我当时就想，这不是哪一个制作部门的失职，而是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1，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象征图象，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2，几乎不知道当代各国民众的文化审美需求；3，对于这样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化传播舞台，完全掉以轻心，草率马虎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4，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

几年过去，到了2005年的日本爱知世博会应该好一点了吧？重视是重视了，证据是中国馆是整个世博会中占地最大的场馆，费用巨大，而且选派了得力团队，征集了形象大使，加入了节目表演，甚至定期让一些省市轮流展示，据我们自己的媒体报道，入场的人流量很大。这种情景，一定会给我们国内上上下下带来一种误会，以为这次成功了。但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

一开始，入场的人流量确实很大，说明各国观众对中国感兴趣，但问题是，他们进了中国馆有没有在里边停留？停留多久？我每天都在世博会大门口看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譬如法国三小时，德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等等。那么在中国馆门口要等待多少时间？要不要等待？我实在羞于说出来。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我想，每一个到那里参观的中国观众都会出于民族自尊心不愿去多看它一眼。

另一个让我们的展览团队在沾沾自喜间大吃一惊的是，各国展馆曾由国际专家评奖，中期一次，终期一次，奖项很多，分门别类，大馆、中馆、小馆都可得奖，但中国馆拿到了没有？

这个事实让我想得比汉诺威那一次更多了，至少增加了四项感受：1，即使再重视，文化交流的事还是办不好，可见行政力量和文化力量还不是一件事；2，即使再重视，中国文化的中心话语和象征图像还是没找到；3，我们总是盲目高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灰黯浮雕中的四大发明、孔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以为他们都很熟悉我们的省份，各省的轮流展示会吸引他们。我们很多部门总把世界各国观众当作上一代的爱国老华侨；4，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显得枯燥而自傲，庞杂而保守，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互动。

我想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伸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都很大，因此说起来有点空洞，但在我看来却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回避不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匆忙举出下面几点。

第一，　 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不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把民族价值置之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首要障碍。任何再古老的文明，都会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人类共同原则（也就是普世原则）的筛选，并把自己的优秀成分加入人类大文化。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就会沦为井蛙观天式的部落文明、酋长文明而失去大格局中的生命力。中国文化即使在还没有与其他文化频繁交流的时候也懂得这一点，先秦诸子一再指出文化的底线也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后来在中国文化中又经常出现“天下公理”、“人间大道”这些带有普世意义的词汇。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在一些精神大原则上大大方方地承认共同性、人类性、普世性，并扩大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份量，而不要过份强调一些早已成为人类常识的内容是中国人“独创”的，这会使旁人感到共同精神财富被一方争夺的不舒服。例如大家知道，“已之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人类几大古文明中都提出过。又如，我们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是以人性、人道、人权为基点的人文主义起点，提得很好，表示我们的加入，却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如果要用某个概念向国际社会表述一点特殊的内容，那也必须用国际话语系统把那一点特殊的内容简明、直接地表达出来，不要朦胧含糊。

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把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最近加拿大一些华裔学者终于把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编入了中学教科书，这件好事的做成，有赖于一种国际视野。如果仅仅是中国人的控诉，外国学生就会觉得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太多，不知道听哪一个，该不该听；现在教科书的题目是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这个问题仍然可以从世博会上得到印证。汉诺威德国馆的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你看，他们那么骄傲，却也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他们溶入世界的姿态让观众轻松。

第二，　 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混了，甚至颠倒了，构成文化交流上的又一个重大障碍。我们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京剧征服了世界！”还常见这样的评论：“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前途堪忧”，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无限放大，夸张其词，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争战。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请注意，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这个概念，因为文化和艺术最怕“求同”。在文化上，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我在国内大学演讲时常常要回答学生们提出的这类问题，去年在美国哈佛、耶鲁演讲时也遇到了。我回答说，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朗朗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的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我曾多次以个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我这个人，人格结构中的逻辑基础，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作为专业基础的美学，是黑格尔、康德打下的，但我的灵魂深处更沉淀着从孔子到苏东坡、王阳明的文化信息。试想，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还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肯定是后者。既然小小的灵魂能这样，那么，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就从这种自我心理体验出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参加讨论的联合国2004人类发展报告，作为结论宣布：本报告否决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接受图图大主教意见：我们为差异而欣喜。去年在日本召开的2005世界文明论坛，也是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差异”为主题。我以这个主题为基础，批判了西方世界以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中国文化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我想说明，在当今世界，只有崇尚文化差，才能合理地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此，中国文化更不应该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早已博大精深，取之不尽，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连很多企业家、官员都认为，自己的举手投足、生活习惯、心理状态，都是万古长青的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人人大谈文化的奇怪热潮。大家不知道，中国的经典语录，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中国今天的文化生命力；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针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性障碍，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过去的判断很不可靠，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我们不应该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把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全部归之于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足以把中国带到现代化的路途，为什么会在刚编完《四库全书》后的几十年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而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复苏的精神资源？如果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生命力，为什么还要在二十世纪后期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改革、开放？

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结果，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贫乏失语的实情。只要这种实情没有改变，那么，再滔滔不绝、妙语如珠，也无济于事。

因此，我诚恳地希望一切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朋友，在背靠中国文化向外作各种传播的时候，能够更多地回过身来，背靠国际座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你们要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的所谓“轰动”，只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你们要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我们万不可过于自信地把一些纷杂的知识、感想当作“结论”，更不可把这种“结论”扩大为话语模式，或通过像世博会这样的国际平台向外灌输。

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文化观察者和思考者，我坚信，在当代，如果失去人类座标和国际交流，中国文化将找不到出路。很多人都在耽心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吞没，而我更耽心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自己。

因此，在我看来，一切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单向输出的文化话语，都在把中国文化推向失去自身定位的泥潭。反之，一切自警、自省、自律、自嘲的态度，倒有可能带来中国文化的理性复兴。而且，这种态度，也能有效消除跨文化交流的很多障碍。让中国文化变成一个时时都在发展、创造、淘汰、更新的流体，让国际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互动、互溶、互济的过程之中，这才是出路。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

普通人的自然喜爱和好感，大多是从感性细节出发的。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常常颠倒。最近几年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个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曾说过一件往事。有一天，德国诗人歌德叫来自己的秘书艾克曼，兴奋地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国小说，发现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我们欧洲人差不多，只不过更诗化一点。据考证，歌德看的中国小说是《风月好逑传》，一本第三流的小说，不知是哪位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其实歌德早就读过孔子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但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却只能通过小说，因为那里有感性形象。

最近的例子，那些把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写进加拿大教科书的学者说，对今天的孩子说第二次世纪大战中的一次大屠杀死了几十万人，他们留不下印象，因为他们会觉得过去的战争总是这样，数字被抽象化了。但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在全家破杀之后的遭遇自述，却能打动今天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因为这又有了感性形象。

相反的例子更多，我们传播的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是国内说服力和国际说服力最不相同的地方，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一定要注意。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大家知道，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就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一些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政策、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谢谢！

文化和文化管理之间的问题不解决,文化交流等问题就难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