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 生于四川广汉。近现代学者。戴季陶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 倾向反满。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 上海，任《天锋报》主编， 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 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到上海，曾历任 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广州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党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又曾任《星期评论》主笔、《建设》杂志编委，创办中央通讯社，1949年2月在广州 自杀。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 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学礼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的所谓理论家，曾受到孙中山器重。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他便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6、7月间，他又一连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 民生哲学”，而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胡说“ 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他诬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在组织上，他说团体有“排拒性”，国共两党没有“共信”，所以不能团结，认为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因此，戴季陶主义就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思想理论基础，它是资产阶级反共、破坏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表现。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国共产党人 联合国民党左派，对戴季陶主义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1925年9月，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恽代英、萧楚女、施存统等也分别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驳斥。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并不否认民族斗争，而且认为当前民族斗争非常需要，试看历年来的反帝斗争，哪一次不是工人阶级站在斗争最前列，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是广大工农群众，而地主资产阶级却竭力破坏爱国运动。这充分说明，在民族斗争中实有阶级斗争之必要。 戴季陶主张停止阶级斗争，实际上便是破坏民族斗争的主要力量。戴季陶所说的 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更是欺骗工农的鬼话。戴季陶所说的团体有“排拒性”，事实上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而已。1925年12月， 毛泽东主编的《 政治周刊》创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鲜明地提出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行反攻的战斗任务。 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不仅从根本上批判了戴季陶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企图作斗争，而且帮助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清了敌友，明确了斗争方向。
戴季陶曾分别于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两度服了过量安眠药，都因及时予以抢救才苟且残延，大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传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日他再一次下定决心自杀时，因心脏过度衰弱，医生纵有高超医技也无法起死回生了。 戴季陶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以自杀来了却一生的方法，这是他对国民党统治行将全盘覆灭充满绝望的必然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说，戴季陶已完全意识到国民党的最后结局，只不过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比较积极地提前证明了他的意识，这对戴季陶来说真是不寒而栗! 其实，戴季陶对国民党的最后结局早有预感。1945年8月，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以昂贵的代价赢得振奋人心的抗战胜利，消息传到重庆，积压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一道以热泪和喧天的锣鼓、爆竹声，狂欢地表达出来。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纷纷祝贺之时，他却莫名其妙，同陈布雷一样，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去忍受，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国民党几年后的溃败不幸为戴所言中。 经过八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远不是当年被 蒋介石的飞机大炮炸得历尽艰辛的党了。戴季陶惊恐地看到，也痛苦地意识到，国民党所面对的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的共同意识和积极行动，已汇成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股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国民党将一溃千里一败涂地。共产党的燎原之势和国民党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令戴季陶忧心如焚。 无情的历史事实为戴季陶的惊恐和预感作了佐证，他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已达危急存亡之秋了。他于不胜感伤、心有余而力不从之际，从此心灰意冷，自1948年春以来，闭门谢客，企图自欺欺人般地作可笑的逃避。既不敢不出席国民党内召集的重要会议，又不愿开“金口玉牙”，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是白费口舌。只用伍子胥过昭关的典故，以此表白他对他为之效犬马之劳、不辞辛苦卖命的王朝的一片毫无价值的忠心。 戴季陶在南京之时已有自杀念头。 国民党腐败政府南窜广州之时，戴季陶拒绝了别人劝他到台湾谋一栖息之地的建议。他只想吵着去成都(那是他的桑梓)，以了却一生。当戴子安为其父备好专机待发时，岂料连日风雨大作。戴季陶更是不寒而栗，大有“悲恸凄惨，万般辛苦待与何人叙说”的无奈。这连日的风雨大作或许是戴季陶死到临头的征兆吧。绝望已极的戴季陶见飞机无法起飞，只好匆匆地在他乡结束了充满罪恶血腥，充满唾骂与怨恨的可笑的生命。
这位一生为蒋介石卖命，“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著名人物以最为绝望最为彻底最为积极的自杀方式震动了蒋介石。蒋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多少有同病相怜、不寒而栗之感吧。戴季陶的死，震惊了国民党朝野上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他是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对前途绝望至极而服毒自杀；也有人说他为了表示忠于党国，不愿离开故土而自尽；还有人说他是误吞安眠药过量致死。众说不一，褒贬不一。他的死，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 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 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的名原称摩诃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译得精当，译名沿用至今。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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