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口大峡谷》“地名”是怎样泡制出来的？

　　2001年12月，经国家地质遗迹（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评审，正式批准列为第二批国家地质公园，定名为“四川大渡河峡谷国家地质公园”。2002年2月28日，国土资源部在北京为大渡河峡谷和安徽黄山等33个第二批国家地质公园举行了命名授匾仪式。
　　2006年7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全国十大最美峡谷时，发生了以下插曲。有“资深”专家称：大渡河从丹巴向南，一路深沟高峡，气势磅礴，到金口河后，水流平缓，视野开阔，可谓“金口大开”，于是想当然的把“大渡河峡谷”更名为“大渡河金口大峡谷”，这个“命名”与国土资源部正式命名严重不符，是非常不严谨的。“资深”专家无视国家法规和“想当然”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引人深思。
　　2006年9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在成都宣布：国庆期间将首次探秘乐山金口大峡谷。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地名的命名与变更都在相关法规下进行，他代表的是法制精神和国家权威。可是高登义等人，科学探险不尊重科学，“资深”专家无视国法，以讹化讹，误导舆论。这种行为实属罕见！
　　据报道，由高登义等“顶尖”专家将结队探秘大峡谷后，将由相邀随行的央视、华西都市报记者，把“2006年金口大峡谷联合科考活动” 向外界报道，其结果必然使“金口大峡谷”这个违法地名进一步漫延。汉源是一个穷县，他的人民正为国家重点建设做出贡献；汉源需要发展，他与兄弟县市共享的旅游人文资源，由不得他人粗暴掠夺。无可置疑，不管高登义怎样“顶尖”，其它专家怎样“资深”，科考规模如何宏大，一个不尊重“大渡河峡谷”地名权的活动，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大河蜿蜒  2006-09-22

　　大峡谷名称该叫什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争论有什么益处呢？楼主你想在这样的争论当中得到什么呢？果真是“富极无聊”了吗？
　　如果峡谷中的那条河几年后从上游被“斩首”,你想怎么命名它？届时恐怕楼主的网名都得改了。
　　还是应该站高点，看开点，想远点。

地方利益是阻碍整体发展的巨石

　　《新民周刊》今年第37期做了一组《南水北调西线之争》的专题报道。新闻由头是规划的西线调水区四川省的4位专家学者主编并资助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汇集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数位当地官员，从西线调水的目的、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到地质风险、生态影响、补偿方案和决策程序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对现有西线工程规划的质疑。
　　在我等看来，这么一个空前巨大的世界史上破天荒的工程，其规划理当经过反复论证，接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的质疑，以期尽可能做到科学决策。正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院士曾说的，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兼听则明嘛！
　　而受命编制南水北调规划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将东、中、西三条线打包为《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国务院于2002年12月23日批复，“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先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西线工程先继续做好前期工作。”现在，3年后，调水区的众专家学者“才第一次看到耳闻已久”、已“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恰如《备忘录》的主编之一林凌等人所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涉及四川地区地质、水文、气候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四川学者的了解和积累更多；编制西线规划的过程，本应让尽可能多的四川学者参与。我甚至认为，要让全国范围的普通民众也广泛参与讨论。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时至今日，再也不应该拿“地方利益”、“地方主义”之类政治标签来封悠悠众口了。
　　由于多少年来维护“地方利益”、搞“地方主义”都是可怕的政治帽子、打人的政治棍子，在此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式的威慑下，没人敢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就是要维护本地的正当利益。“有声音认为，《备忘录》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本身和对黄河水利委员会所作规划的质疑，是‘地方利益在其中作祟’。《备忘录》的出版，被指为罔顾黄河上游六省缺水现实去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之举。”而“所有接受采访的四川学者都声称，《备忘录》的立场是‘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他们辩解说“地方利益不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
　　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们就是要维护地方利益呢？
　　全局利益难道不是由地方利益合成的吗？难道不是平衡各个局部利益的结果吗？没有合理的地方利益哪来抽象的全局利益？
　　从科学决策角度看，如上所述，地方的专家学者有熟悉地方的优势，他们的意见可以深化细化对局部地区的研究。从民主决策的角度讲，共同利益是局部利益(不同利益群体，地方利益是一种)互相博弈达成的妥协。所以，美国不仅有按人口分配代表人数的众议院，还有每州两名议员的参议院。我国的人大代表人数、名牌大学新生入学人数，分配时都考虑了地区因素。
　　众所周知，“大跃进”年代，所谓“毛主席的好学生”、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全国一盘棋”。正是在这种抹杀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的极左思想推动下，全国刮起了灾难性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而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中，陕西省的专家、官员从“地方利益”出发，冒着政治风险进行抗争，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部分地减轻了拦河筑坝对上游渭河流域的危害。而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在寻找中国崛起的原因时所言，分税制等承认地方利益的政策，是一项重要的驱动力、利好因素。
　　有人提出，借鉴黄河流域“水权置换”的经验，四川应该争取北调水量的经济补偿。而编制西线规划的“黄委会”对此的回答是“水权国有”，西线工程属于全国性的大工程，要从“全局考虑”。这个回答我们似曾相识。在煤矿、石油开采等领域早有类似抹杀地方利益的说法，结果是没有处理好全局和地方的关系，造成了破坏环境等很多后患，现在已调整政策。
　　具体到西线调水工程，我认同这种说法:“在南水北调问题上，黄委会是利益相关者，编制规划应该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都吸纳进来。”──这也是四川学者鲁家果的报告呈送给温家宝总理后，规划编制方黄委会和水利部等部门受命赴川听取意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