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入川对巴蜀戏剧与移民文化的影响

八神 · 发表于: 2022-5-9 09:10:30

源自：《中原文化研究》2021 年第 2 期 : 李祥林

　　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号称“移民大省”。移民入川对巴蜀文化影响广泛，深入骨髓。从地缘看，川陕接壤，秦人入川有悠久历史，彼此文化互动，交流至今。古代四川，从秦灭蜀后“移秦民万家”入蜀（《华阳国志·蜀志》）到明清，有过五次大规模移民潮。入川移民中，除了湖广、闽粤，来自秦地者比例也不小，其行商足迹，修建的会馆和秦腔弦律，在巴蜀文化以及戏剧艺术发展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一、秦商文化在蜀地的播迁
　　据前人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余皆从军入川，及游幕、游宦入川，置田宅而为土著者”。因此，清代蜀中竹枝词有云：“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蜀地谚语“陕西的汉子四川妹，城隍庙的瓜锤好配对”，说的也是这种现象。此外，清嘉庆绥定府《达县志》卷十九载：“今自兵燹之后，土著绝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陕西、湖广、江西之客。”民国时期《三台县志》卷二十五载：“自兵燹后，流离播迁，隶版籍者为秦为楚，为闽为粤，为江左右。五方杂处，习尚不同。”据清末《成都通览》统计，外省移民入成都籍者，湖广占 25%，江西占 15%，云贵占 15%，陕西占 10%，江浙占10%，广东、广西合占 10%，安徽占 5%，河南、山东合占 5%，福建、山西、甘肃合占 5%。陕西客商和民众来到蜀地，经过艰苦创业，形成了颇具实力的“陕西帮”。据有关研究，“明朝时期，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名震全国。并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川、黔、蒙、藏势力范围，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在明代近 300多年的岁月里曾长期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前茅。宋应星在分析明中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排在三帮之首。到了明朝后期，徽商急剧勃兴夺取了陕商不少地盘，但陕商仍然位居其次。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凭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财力而跳跃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清代至民国，“陕西帮”身影处处可见。在川西北藏羌少数民族地区，自康熙以来，除日用零星交易之外，茶、米、油、糖、烟叶、布匹、丝绸、皮毛、药材、陶器、铜铁制品等，“多为陕甘商人暨川省内县人经营”；北川桃龙藏族乡的九成村昔有商号名“九成”，颇具规模，便是陕西籍商人文九成所建，有近两百年历史，是此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和货物交换地。被山陕商帮奉为保护神的关帝信仰在藏羌地区亦见，如“汶川嘉绒藏族受了汉族影响，还有关王会牛王会”，汶川羌族村寨屋顶供奉的象征神灵的五块白石之一即代表关老爷。阿坝州金川县历史上因“乾隆平定金川”而知名，四川省民协曾为当地藏族乡村授予“神山文化之乡”（民俗文化之乡）牌子。金川县老街有陕西馆及关帝庙。据民国《崇化屯志略·祠庙》记载：“关帝庙，乾隆四十五年建。”金川县城位于大金川河西岸，该庙大殿及戏台尚存，手捧笏板、面如重枣的关帝形象庄严。1940年年底，史学家顾颉刚来到成都附近新津县，写下《新津游记》，其中谈及新津商务时写道：“花纱都在江西、湖北两省商人手里，商、银号的大权又归陕西人包办。”巴蜀地区关帝庙多，庙会亦兴盛，促进着乡土经济，如清同治《彰明县志》“岁时民俗”载，五月十三单刀会，“兴隆场祀关圣君，鬻农器、骡马，会事极繁”。
　　入蜀陕人，对于地方行业商品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如，随着移民入川，清前期成都地区纺织业有很大发展，“一些新品种在成都的棉织业中出现，如绒线一业，是纺织业中新创，‘秦人寓蜀者多业此’”；在内江地区经营棉花的陕商，随着棉花商贸的展开，亦形成颇具实力的“花帮”76,251。又，《成都通览·成都之外来百货及发售所》有“陕西羊糕”，注云“冬至后方有，各当铺及各陕帮脚子住所”。秦风染蜀，亦反映在民间语言上，如《成都通览·成都之口前话》有“十陕九不通，一通便成龙”（所谓“口前话”，即常言道也），成都老百姓习称陕人为“老陕”，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把外出做生意叫作“跑西安”。为了加强川陕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传承秦商优秀文化精髓，四川省陕西商会与四川省招商局、陕西省经济技术合作局联合举办“秦韵之声”民族交响音乐会，以文化为媒，促进川陕两地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陕人行走四方的经商活动，也折射在戏曲中。秦腔《张连卖布》里唱道：“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当东家。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有加。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鬟和小子装烟倒茶。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拌成圪塔。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九顷水浇地百不值下。银子多使不了这该怎咋？寻几个好伙计四路访查。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外籍来川经商之人，多建会馆以聚同乡。根据《成都通览·成都之会馆公所》记载，省城内即有会馆 16 座，如湖广会馆、陕西会馆、河南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云南会馆等；还有近 20 所公所，如陕甘公所、安徽公所、燕鲁公所等。
　　陕西街，今之天府广场西南侧，与梨花街相对，因有陕西会馆在此街中段而得名，其实这条街原名芙蓉街（成都又称“蓉城”，因历史上曾多栽种芙蓉树得名），旧有芙蓉桥（其址已不可考）。明代，皇城（明蜀王宫城，今天府广场四川科技馆处）东侧遍种梨树，西侧种木芙蓉，两边形成街道后，分别以梨花、芙蓉命名，两街相对。梨花街至今犹存，芙蓉街却因陕西馆的名声换了街名。今陕西街蓉城饭店院内，陕西会馆主殿尚存，坐北朝南，房屋高大，面宽 35.2米，进深 14米，脊檩上有“大清光绪十一年重建”的字样。该馆始建于清康熙二（1663年），筹资修建者为旅川陕西商人。相传，过去这里本是污水淤积的烂泥塘，来川陕人买下此地之后，由同乡会发起，让每个从陕西来成都的人带来一麻袋家乡的泥土，两年后居然把这近一亩地的泥塘填平，盖起了陕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年），会馆扩建和修葺，“铸铁桅杆二，竖正殿前”（清同治《成都县志》）。大殿后，曾有药王庙，祀陕籍名医孙思邈金身像，后来毁于战火。会馆现存建筑乃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陕籍四川布政使程预首倡，成都“庆益”“益泰”等 33 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主体建筑为重檐歇山顶式，黛色筒瓦盖顶，底楼擎柱皆为石质，木制门窗雕镂精细，斗枋纹饰彩绘飘逸，整个建筑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末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时，曾在会馆内设立保路同志会分支机构。会馆门匾“陕西会馆”四个字，乃是于右任所书。川北古城阆中亦有陕西会馆，位于公园路，又名西秦会馆，原为三元宫。据有关资料，其修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先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６次修葺，占地 20余亩，今存前殿、正殿、后殿和厢房等。阆中毗连陕西，为川北地区商品集散地，清代嘉、道年间，陕西、江西、湖南诸省商贾纷纷在此设立会馆，以陕西会馆规模最大。
　　在巴蜀地区，陕西会馆又称陕西庙、关帝庙、武圣宫、忠义宫、三元宫等。距成都不远，罗江是清代文学家李调元的故乡，今属德阳市管辖，县城内亦有陕西街及陕西会馆。地处川北的三台县，昔日县城潼川镇有陕西会馆，其他如芦溪镇、刘营镇、金石镇亦有，芦溪镇的会馆戏楼犹存；此外，富顺镇、金石镇有武圣宫，安居镇、三元乡有三元宫，古井镇、新生镇有三圣宫，景福镇有靖天宫，这些都是陕人修建的。三台县城的陕西会馆，亦称三元宫，位于解放下街（原陕西街）。原有建筑为一大院落，坝子宽敞，街面牌楼悬挂陕西馆匾额。“大殿供奉真武祖师神像，每年三月初三，为酬神祭祖会期。这时同籍人聚集开会，聚餐演戏，研究处理会馆内外问题。”2008年5·12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青川，与陕南相邻，昔日亦多陕人来此经商及开发实业，在县城及场镇留下 8 座陕西会馆，其地名中迄今有称“关帝庙”者。宜宾为川南重镇，历史上有“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宜宾）”的美誉，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商贾云集，城内建有云南会馆、陕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等 10 余处会馆，见证着宜宾作为连接川滇黔商贸之桥梁的历史。沱江边上的石桥古镇，位于简阳城西 4 公里，来川移民在此先后修建了陕西会馆、两湖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查阅地方志可知，当年巴蜀各地建陕西馆者有不少，如北川、安县、大竹、雅安、邛崃、大邑、营山、威远、云阳等等。从街巷名称看，安县河清镇有陕西街，郫县东街有陕西巷，不一而足。顺便说说，秦、晋相连，山陕商帮都敬奉关羽，如据清嘉庆《邛州志》载，邛崃北街有秦晋公所，主祀关帝，是陕西、山西移民联合修建的，曾设私塾于此，两省移民子弟多入此读书。成都亦有山西会馆，位于中市街，而“山西馆之豆花”乃是当时名食（《成都通览·成都之著名食品店》），“山西馆口之广春阁”亦为遐迩闻名的茶园（《成都通览·成都之茶》）。清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有云：“锦江院与芙蓉院，多少文人考课勤。若论武功前辈有，府传岳李两将军。”末尾二句注曰：“岳大将军容斋公府子龙塘侧，李将军芳述公府即今山西会馆。”⑩会馆联结着异乡移民，他们在生活中依然保持着祖先的祭祀和家乡的习俗，锣鼓声声的会馆戏台上，演唱着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如清嘉庆《彭山县志》“岁时民俗”载：“（五月）十三为‘关圣大帝降诞’，秦人会馆，工歌庆祝。”当然，会馆看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娱乐需要，这活动本身更具有吸引同乡、凝聚族群的社会功能。
　　二、秦风秦韵与巴蜀戏曲
　　在《女起解》的故事发生地山西洪洞，附近有关王庙，相传是“苏三还愿处”。庙内有展室介绍“演出苏三剧种”，其中列有京剧、豫剧、越剧、评剧、曲剧、晋剧、秦腔、粤剧、沪剧、滇剧、汉剧、川剧、湘剧、蒲剧、黄梅戏、河北梆子、绍兴文戏等近 20 个剧种；又有“苏三故事剧目”名单，列出《洪洞县》《关王庙》《大审》《庙会》等。关于这位古代女子的戏，蜀地舞台上亦有《关王庙》，正写的是王金龙落难时寄居关庙，苏三携银票前往看望相助的故事。被山陕商帮敬奉的关老爷是山西运城人，那里的解州关帝庙以及常平关帝庙规模非凡。纵观巴蜀戏剧舞台，地方戏中涉及关王爷的剧目不算少（当然，蜀地本是三国文化重镇之一），而秦风秦韵对巴蜀戏曲更直接也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剧种声腔方面。“川昆别调学难工，便唱皮黄亦不同；蜀曲亢音与秦近，帮腔几欲破喉咙。”1936年 5月，“旅蜀三月”的黄炎培作《蜀游百绝句》，写下了他作为异乡人听川剧的感受。事实上，蜀曲不仅仅是接近秦音，后者也直接融入前者躯体中。川剧号称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除了灯调为本地区固有，其余声腔皆随移民从外省传入。其中，弹戏乃以板腔体音乐为主，属梆子系统，源于陕西，又称“川梆子”“盖板子”，乃以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而以梆子作击节乐器。
　　清李调元《剧话》载：“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秦民入川，也带来了他们的家乡戏，从此秦腔弦律唱响在巴山蜀水。据地方志书记载，“乾隆年间，又有陕人张银花随军入大小金川，而随着清初移民和陕商涌入四川，秦腔戏班也陆续入川”；光绪年间，陕班艺人查来喜（查老陕、查师爷）来桂华科社授艺，梁天福、李顺来等陕班艺人到下川东搭班，也是川剧界的史实。陕西秦腔和川剧弹戏的渊源关系，从后者至今保留的剧目和唱腔中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如川剧中弹戏唱腔的【甜皮】（喜调）与【苦皮】（悲调），即类似秦腔的【花音】与【哭音】，彼此在音阶、调式乃至某些唱腔的句式结构上很接近。行中人皆知，当年川剧艺人天籁演唱《八件衣·公堂对鞋》、蒋俊甫演唱《反徐州·公堂》，即腔带“陕味”，别具风格。川剧五种声腔之一弹戏的剧目，既有《反徐州》《战洪州》《梵王宫》等慷慨激越之作，也有《做文章》《跪门吃草》《花田写扇》《乔老爷奇遇》等轻松活泼之作，还有《拦马》《活捉子都》等武功见长之作，不一而足。
　　川剧五腔之一胡琴，又称“皮黄”（西皮与二黄）或“丝弦子”，音乐结构为板腔体，伴奏主乐器为小胡琴（形如京胡）以及川二胡。川剧皮黄腔尽管源于汉调和徽调（约在清朝乾嘉时期传入四川），但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和四川扬琴而形成地域性特色。剧目多取材于列国、三国、隋、唐、宋历史故事，如《访普》《铡侄》《受禅台》《鞭督邮》《绵竹关》《檄文诏》《江油关》《马陵道》《三祭江》《马房放奎》等。在川北地区，“清道光年间，入川的陕梆子剧团促进了专唱‘弹戏’的‘太洪班’的建立，相继汉二黄班流入川与秦腔艺人建立了名震川北艺坛的‘义泰班’，促进了川北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关公形象在蜀地舞台上很受欢迎，川剧行当中有红生，乃正生（须生）的一种，开红脸，讲究工架，一招一式充满英雄气概，唱腔也较一般正生激昂高亢，多用唢呐伴奏，主要扮演三国戏中威风凛凛的关云长。此外，川剧胡琴戏《下河东》里的赵匡胤、弹戏《大盘山》中的郭大寿，也开的是红脸。这类剧目，因以勾红脸之生角为主，故名“红生戏”。跟川剧“五腔”相关，尚有行中人常说的“四条河道”，后者乃是“对川剧艺术流派的泛称。
　　四川幅员广大，旧时交通不便，由于区域语音的差异，群众欣赏习惯的不同，同一剧目在不同区域的演出，其声腔、表演等方面各具特色。这种在同一区域较固定的、艺术风格相近的川剧班社，常通过水路流动，活跃于城乡，并拥有一批独特的剧目和出色的演员，形成了以河道划分的艺术流派，有川西坝、资阳河、川北河、下川东之分”。河道不同，风采各异，在演唱声腔上也各有侧重。其中，跟本文话题关联较多的河道有三条。
　　其一，“川西坝”，以成都地区为中心，本以高腔、灯戏为主而胡琴、弹戏居次，由于“黄本”（川剧名作家黄吉安所编剧本）多胡琴戏如《柴市节》《江油关》《金牌诏》《三伐宋》《闹齐廷》等，加之有天籁、贾培之、浣花仙等一批擅唱胡琴戏的名角，于是胡琴戏盛行于川西坝子。浣花仙（1878～1925）本名李少闻，小名元寿，满族，原籍陕西，生长在成都，起初搭九成班唱灯影戏，后来正式下海，粉墨登场唱川戏，专攻旦行。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讲究吐字行腔，加之精研宫商，又会操琴打鼓，对发展和丰富川剧胡琴戏、弹戏甚有贡献。“他的唱腔融入四川杨琴和陕西梆子，加以创造发展，自成一格，其唱腔华丽、清脆、圆润、纯正，树立起当时人称为‘坝调’（或‘省调’）的流派”即“浣派”，其《断桥》一折，“青儿以旦角扮演，声腔用盖板，名曰《陕断桥》”［7］251。这“川西坝”又分为南、北二路，南路包括今成都所辖的温江、郫县、崇州、都江堰等地，因靠近省城，剧目、声腔大致相似；北路含广汉、什邡、绵竹、绵阳等地，受梆子影响，不少班社以唱弹戏闻名。清嘉庆《绵州志》载“乐部向有楚音、秦音，城乡酬神赛会在所不废”，当是实情。
　　其二，“川北河”，以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巴河、遂宁河区域的戏班，以演唱弹戏为主，因川北地区与陕西接壤，多受后者影响（秦腔、渭南梆子等戏班常来川北巡回演出），唱腔带“陕味”也自然，该河道主要剧目有《红梅记》《黄金印》《春秋配》《花田错》《苦节传》《班超》等，且多演《八阵图》《单刀会》《捉放曹》《借赵云》等三国戏。上述太洪班，即以擅演三国戏著称。
　　其三，便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下川东”，包括涪陵、万县等地，上演剧目多为弹戏、胡琴及高腔，由于渝州向为商旅往来的重要码头，京剧、汉剧、秦腔等戏班常来演出（据《重庆戏曲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度到荣昌演出的天太班，即来自陕地，后来还吸收川剧演员，成为川陕合一的班子，受其影响，该地区川剧唱腔难免带上“川夹京”“川夹汉”“川夹陕”的特点。
　　“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拨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清康熙年间任绵竹县令的陆箕永，在《绵竹竹枝词》中留下此记载并注云“俗尚乱弹”，从中不难看出源于秦地的梆子腔在蜀中民间演唱的热闹景象。成都西去有“雨城”雅安，后者所辖有天全（旧称徙阳，西晋曾以此名设县），清人杨甲秀《徙阳竹枝词》有道：“秦腔迭唱间三弦，荡桨人来望欲仙。喜得一城狂拍手，大家随着采莲船。”注云：“元夜，采莲船灯，用俊童装船娘，杂唱秦腔。”从诗中描写可知，秦腔在地接藏彝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也很受欢迎，影响不小。又据《成都通览·成都之优伶》，当时省城戏班有“陕班福盛班”，共计 22 人。同书“成都之游玩杂技”条中，又有“陕灯影”并注明“秦腔也”，书中图示有三个民间艺人或操弄皮影、或敲锣打鼓、或拉弓奏琴的演出场面，所拉者正是盖板胡琴；还有民间说唱文艺“唱书”，配图文字云：“有瞎子携胡琴者，有女子抱月琴者，有陕人弹太仓弦者，有唱小曲者，每折戏不过费钱四十文。公馆内多喜之，外则贫民沿街聚唱，亦有可听者。”这名叫“太仓”的乐器，正是“西帮能弹”（《成都通览·成都之音乐及曲牌唱腔》）。
　　秦、蜀相邻，文化交流自古多多。如音乐工作者所言，川北灯戏的花调类曲牌来源之一即是“‘伸手’于陕北民间音乐（如‘补缸调’、‘郿鄠调’之类）”。前述浣花仙所搭九成班，乃金堂县皮影戏班子，擅长胡琴与昆腔戏，拿手剧目有《碧游宫》《南华堂》《宝莲灯》等。皮影或灯影戏尽管盛行蜀中，但通过田野访查，“据老艺人说，四川皮影，当初是由陕西商人传来的，距今约有两百多年”［10］。戏曲史家董每勘在《说“影戏”》中亦持此见，认为陕人寄居蜀地，好以唱秦腔耍灯影娱乐，后来渐渐为本地人仿效，有了灯影班社。民间傩戏方面，“酉阳阳戏，敬关公为戏神”。舞台戏曲方面，川籍伶人专习秦腔者亦不乏其人，当数“花雅争胜”时期川籍秦腔演员魏长生的名气最大。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无数伶人东角住，顺城房屋长丁男。五童神庙天涯石，一路芳邻近魏三。”注云：“各部伶人都在东顺城街、五童庙、天涯石及东较场一带地方住。魏三初在省城唱戏时，众亦不以为异，及至京都，则声名大噪矣。《燕兰小谱》云：‘魏三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又云：‘观者如堵，而六大名班几无人过问，至或散去。’谓为野狐教主。信不诬也。有别宅在省城内东较场口，台榭颇佳。”六对山人竹枝词又写道：“共解人身神是宝，眼光多受折年多。名优羞老长生死，不见段三曾五么？”注云：“壬戌在京都之魏三死，五城人交口传之。省城中前有段三死，未着之遗裘，尚值七百余金。近曾五死，家亦饶裕。三人均色艺冠一时，虽得年在三四十间，而傅粉调脂皆以花旦始终，未曾少改脚色也。”壬戌指嘉庆七年，也就是 1802年。魏三即魏长生，他出生在成都东北部的金堂县，工花旦，是“四大徽班”进京前北京舞台上的佼佼者，一度使秦腔风靡京华。关于这位梨园名角，戏曲史著中多有介绍，在此不赘。
　　三、发展秦腔弦律的会馆
　　会馆又称公所（如邛崃的陕西会馆位于北街，又名秦晋公所，见民国《邛崃县志》），由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修建，是他们祭祀先贤、议事谈商、会试借宿、拜亲宴友、听戏赏玩的地方。其建筑以四合院为主，戏楼作为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供奉神灵的正殿。会馆戏台上演出的戏剧，既取悦神灵又娱乐大众。来自四面八方的入川移民，各有其信仰，信奉的神灵也各随其籍，如湖广籍祀禹王、福建籍祀天后、山陕籍祀关帝、江西籍祀许真君、广东籍祀南华六祖等。与此相应，这祭祀神灵、聚集乡民的会馆也就兼有了宗教宫庙之称，如禹王宫（湖广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南华宫（广东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武圣宫或关帝庙（陕西会馆、山陕会馆）等等。“桃园三结义”中的关羽作为智信仁勇的化身，又被民间奉为武财神。行走南北的山陕商帮，他们对这位由人而神的红脸关公顶礼膜拜，如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河南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即主祀关羽。移民会馆中，既有作为建筑装饰的戏曲故事雕刻，更有丰富的演剧活动。建会馆、祀关圣、办庙会，成为巴蜀习俗。岷江流域，昔日新津，每逢五月十三日，“俗谓关帝磨刀之辰，城市乡场多演戏庆贺”，这是清道光《新津县志》“岁时民俗”所载。跟关公故事有关的五月十三即“单刀会”，这天“多雨，谓天赐磨刀水”（《帝京岁时纪胜·关圣庙》）。据清嘉庆《温江县志》“岁时民俗”载：“（五月）十三日，俗传关帝单刀赴会之期，民间演戏庆贺。”随着历史上关羽神化，蜀地戏班有此班规：“关羽青龙偃月刀为神刀。饰关羽的艺人化妆前要沐浴更衣，以示尊重武圣。”
　　会馆祀神演剧在四川多见，是省城的热闹景观。据《芙蓉话旧录》记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前，省城当无戏园售坐之设，除官商团拜及寿贺等事外，只有各庙及各会馆之会戏。然会戏无日无之，且有一日之间，多至七、八处者。每一庙、馆大殿对面，必皆有戏楼，高七、八尺，空其下，为山门进出之路，两旁则为看楼，高与戏楼等。大殿以内皆有内殿或偏殿，一庙多至七、八处，每处皆有戏台，筑土高四、五尺，建台其上，门侧由左、右入。俗呼对大殿者曰‘外台’，在内殿、偏殿者曰‘内台’。外台之戏，无不纵人观览。内台则因面积较狭，有禁局外人观者，亦有不禁者。外台中为巨坝，铺以石板，演剧时，坝内左右各画出一部分，施数尺高之板凳形如栉比。有专业此者，剧前则运来安设，剧毕后即卸去。时夜戏绝少，白昼剧分三段，若坐板凳观之，每段每人给钱数文。首段曰‘早戏’，人三、四文；中段曰‘正本’，人五、六文；末段曰‘下半本’，人三、四文。台上人每段休息约一小时余。余地则任人立观，有时亦不免拥挤践伤。内台若不禁人，则悉立观，不能施凳矣。至团拜、寿贺等戏，则无不禁人者。”省城成都的外籍会馆，有商建也有官建还有官商合建的，其中以商帮所建者“会戏特多”，尤其是“在太平全盛时，无日不演剧”，而陕西馆正属于“商建”。
　　川南叙永的春秋祠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以精美的雕刻著称，窗棂、门楣、斜衬、穿枋、花牙、额枋、石础等上面，以圆雕、浮雕、镂空雕等手法刻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龙凤走兽、花鸟虫鱼等，工艺精细。祠中所存石香炉，五层四面，镂空透雕，堪称文物精品。香炉的主体画面，雕刻有表现关公的戏曲故事《挑袍辞曹》。画面上表现的，正是关羽一手捋髯、一手持刀挑袍的瞬间，人物传神，造型生动。
　　自贡是川剧“资阳河”的重镇，自贡井盐称誉天下，有大批来自秦地的盐商汇聚在此，西秦会馆（又称关帝庙、陕西庙）即是乾隆元年（1736年）集资修建的同乡会所。这项工程耗资达白银 6万两，历时 16年完成。道光年间扩建，费金数万，所占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建筑瑰丽宏伟，堪称蜀地会馆之冠。会馆布局以殿宇、厅堂为主体，周围以廊楼、阁轩等建筑环绕、衔接、呼应，形成环状方形四合院，实融宫廷建筑和民间建筑风格于一体。戏楼（献技楼）为三重檐，下檐呈两翼状高翘飞出，使献技楼与顶层戏台（大观楼）联为一体，形成双层舞台。戏楼台口左右，有阁楼二，东为金镛阁，西为贲鼓阁，相向而立，亦有形制稍小戏台。会馆建筑装饰由木雕、石刻、泥塑、彩绘等组成，散布在屋顶、额枋、雀替、楼沿、柱础等处，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剧场面、社会风情、禽兽花草等。如木雕，仅在戏楼及钟鼓二阁前面 22.3米长、0.6米宽的楼沿拦板上就刻有人物 350 个。拦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含大小不等 208 个画面，下层用高浮雕展示近 20 出戏的舞台演出场景，有《游月宫》《忠义堂》《陈姑赶潘》《李逵负荆》《截江夺斗》《八仙祝寿》等。
　　地处龙泉山脉中段的金堂县五凤镇，又称五凤溪，位于沱江畔，昔日为客商进出省府成都之要冲，曾经是人声鼎沸、船舶穿梭的大码头，俗语云：“五凤溪，一张帆，要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要装成都半城糖。”小镇靠山面水，五条主街也依地势起伏而建，高低错落，街名分别叫小凤、白凤、青凤、金凤、玉凤，合称“五凤”。窄窄的老街，或为两排房，或为半边街，以凿眼枘榫的方形红砂石条为立柱的民居是当地特色，有会馆、庙宇等古建筑。气度恢宏的关圣宫（陕西会馆），以粗壮的木石为础柱，前戏台后大殿，皆单檐歇山顶式，宽敞的四合院格局，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顺石阶而上，戏台下方是宽大的入口处，两侧石柱镌刻对联：“神为万国九州主，人自三湘七泽来。”上联言赫赫神迹，下联说迁徙人事，点出该移民会馆的特征。大殿主祀关羽，两侧为回廊式厢房，连接着对面的戏楼，为两层木结构。檐角飞翘、梁柱高大、台口宽敞的戏台，顶部天花板残存多幅绘画，其中一幅画面为“桂湖”，山水、树木、人物历历可见，题记“道光戊戌秋月朔日”、作者“凌九皋”，字迹清晰。戏台正面两侧石柱亦镌刻对联，文字有损毁，上联为“……文漫道无根将相”，下联为“……佞分明有象春秋”。推测之，上联首缺字或为“戏”，下联首缺字或为“忠”，正所谓“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这出将入相的戏场上寓含着褒贬忠良奸邪的春秋笔法。台柱雀替上，有戏装人物雕刻；台口沿板上，刻着左右旋转的“卍”字纹及刘海戏金蟾等图像。20 世纪 80年代，从五凤镇古戏台墙壁上还能看见“西秦隆胜班拜”的字样，以及来此献艺的该陕地戏班演出《战洪州》《雷峰塔》等剧的题记。五凤镇距离成都东边的客家名镇洛带不远，这里亦多外省移民，除了关圣宫，还有南华宫（广东会馆），后者的清代戏楼及大殿也保存较好。
　　“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此乃定晋岩樵叟在《成都竹枝词》中所写，这组竹枝词刊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作者自称“风土人情皆纪实”。从前人记载来看，清代省府成都，陕西会馆的演剧活动尤其火爆。相传，“陕西馆之台为鲁班所修建，并有铁桅杆”（《成都通览·成都之怪谈》）。口头传说自不可信，但该会馆有戏台且戏台名声不凡是无疑的，尽管这戏台今已不存。定晋岩樵叟是“侨寓成都近廿载”的外乡人，他这组记述蜀土风情的《成都竹枝词》，据其自序，乃是“暇日偶阅六对山人成都竹枝词百首，洋洋大观，不觉技痒，亦效颦作五十首”。
　　蜀地产蜀锦，成都旧称“锦城”。六对山人姓杨名燮，成都人氏，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其《锦城竹枝词》作于嘉庆八年（1803年）七月，其中屡屡写到各方移民的生活及习俗，也不止一次写到陕西街，如：“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三交界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德那。”注云：“正阳门前名‘回回窠’。成都人呼回回为‘回子’。‘默德那’即回回祖国，回人每称之。”陕西街跟驻扎旗人的满城相邻，以半边桥为界；又距离老皇城附近回民聚居地（金家坝一带）不远，所谓“三交界”即指满、汉、回多民族居住在此的状态。关于陕西会馆的演剧习俗，六对山人记载如此：“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都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何以如此呢？想必跟来自北地的秦人性情爽快及看戏习惯有关，据该诗自注：“省城演戏，俱不限以时，独陕西会馆约放纸爆为节，头爆二爆三爆，三爆后不开场，下次即不复再召其班。京都戏园子，必先打头通鼓，次打二通，又次打三通，三通打则人齐开场矣。又本京人以打头通为吹迎合。”如前所述，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是胡琴戏、弹戏盛行之地，省城陕西会馆的演剧盛况，与之是否有着某种并非偶然的瓜葛呢？这倒是治蜀地戏剧史者可以深究的。陕西馆演剧的火爆场面持续的时间不短，直到清光绪二年（1876年），自称“彭东八十岁野人”的吴好山在《成都竹枝词》中还写道：“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高高的铁桅杆是秦人会馆的显眼标志，如此景象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源潭镇所存陕西会馆仍能见到。该馆有铁旗杆一对，置于大殿南中轴线两侧，用生铁铸成，呈六棱柱形，直径 0.2米，高 17.5米，共 7 节，分别插在雌雄铁狮的背上，不能不说是相当气派的。至于说蜀地秦人会馆一年要演出上千台戏，这是否夸张成分尚待考证，但入川秦人对他们会馆戏台上的锣鼓梆板抱有很高的热情和兴趣，当是不假的。看来，前人所谓“一派秦声浑不断”（陆箕永《绵竹竹枝词》）、“会馆戏多看不难”（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未必是虚言，蜀地省城这以高高的铁桅杆作标志的陕西会馆就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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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秦人入川对巴蜀戏剧与移民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