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香港需要“会做事、做成事”的特区政府

源自：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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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圆满完成，李家超以1416票高票当选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等第一时间祝贺，香港社会各界予以积极评价。
　　李家超在香港政府工作45年，警队出身，曾担任警务处副处长、保安局局长、政务司司长等职务。他在政纲中表态，将推进建设一个“会做事、做成事”的政府。
　　如何看待这位香港新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展开深度对谈。以下是对话实录。

　　1、侠客岛：先来谈谈李家超的过往经历。李家超是警队基层出身，在香港纪律部队工作时间很长，得到了广大香港市民的支持和尊重。但我们也看到，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对香港此次选举抹黑颇多，说是“武官治港”。您怎么评价西方这种负面解读？
　　郑永年：香港选举是两种政治的分野。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没有民主，政治议程都是港英政府决定，港人被排除在外；后来有一些所谓“咨询”，也就是咨询极少数精英；再到“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引入西方式民主，应该说直至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前，香港都是西方式、英式政治。这次选举之后，香港变成东方式、亚洲式的政治，西方某些人当然不开心。
　　问题关键是香港政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朝着西方预期、西方需要发展，还是按照香港本身需求发展？其实只要香港没有按照这些西方人期望的方式发展，他们都会来说三道四。
　　这些批评一听就很荒谬。为什么纪律部队出身的人就不能当政府首脑？香港此前有过商界、政界出身的特首，当过警察的就不行？参与政治也人人平等嘛。艾森豪威尔当过美国总统，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也是将军，都是军人出身，不也一样从事政治？这明显是双标嘛，无稽之谈。
　　2、侠客岛：有分析说香港现在面临的现实困难很多，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恢复也任重道远，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下大力气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怎么看李家超面临的这些难题？
　　郑永年：首先一个判断，香港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在之前的英式民主化过程中，香港造就了一个“弱势政府”，行政当局非常弱，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民生问题才因此转化成政治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我们都看到香港住房难、产业单一、高收入行业吸纳就业少、青年向上流动渠道受阻等问题。这种大规模的民生问题，放在任何国家，单靠市场、靠既得利益都解决不了，需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政府。香港是没有资源解决这些问题吗？不是，香港有很多资源，人均GDP很高，各种治理资源都有，但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事实上，与西方所说的相反，香港正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纪律、能采取实际行动的政府，而不是光说说话、缺乏执行能力的政府。
　　如果李家超能在任内成功组建运行有效政府，即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是可以逐步解决的。而且中国内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深港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大的发展契机，只要政治上稳定，我对香港很乐观。

李家超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图源：新华社  ff86-de806a71efdf018aa0ceadbd57dff16f.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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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侠客岛：这次香港选举委员会在人数、界别上都有所扩展，且按照渐进方式在向前发展。您如何看待香港这种民主化的进程？
　　郑永年：可以从两部分看。香港的立法会包括区议会选举，是大众化的；特首选举目前由选举委员会产生，是渐进民主。之前有些人想搞激进民主，破坏性我们都看到了。看看西方从精英民主到一人一票民主的路径，这些主要西方国家从少数人民主到大众民主花了一个多世纪，而且现在一人一票加上社交媒体，变得越来越激进，成了民粹民主。
　　理想派总希望一步到位，但要看到，民主不光是一个投票行为，民主本身就是各方面利益的妥协，背后有一系列规则规范。香港以前没有规则规范，就会带来失序的风险和冲击。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追求民主，但选择的路径不同。是激进的还是稳健的？我们选了稳健的方式。
　　东西方对民主价值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哪怕你毫无执政经验，但只要你有钱，都可以来选。东方人、亚洲人的民主有“贤能政治”的基因，“先选拔、后选举”，保证选出有能耐的人。美国以前号称“民主灯塔”，一个毫无经验的特朗普4年就能折腾成那样。欧洲也是，马克龙连任，外界欢欣鼓舞，说明大家还是担心激进派上台折腾。那些“政治素人”的确是选上去的，可上去之后把国家折腾得一团乱，你要不要？
　　所以，我们要保证民主，也要保证民主选出能干的人。“先选拔、后选举”就是希望大家在几个好苹果里选。几个烂苹果让你投票，投出来的还是烂苹果。这是东西方对政治不同的看法。
　　对政府的看法也不同。西方政治可以和经济、社会分开，他们有他们的条件；但在亚洲，后发赶超型的国家或经济体，“发展型政府”甚至要扮演企业家的角色，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就会制定各种产业政策来推动发展，这是因为后发经济体起步时本身企业、市场就很弱，必须组建行动导向的政府来承担责任。
　　香港不缺会说的人，描绘蓝图很多人都可以，关键是怎么实施，路径怎么走。民生、住房问题说了很多年了，不少香港官员去新加坡学习过，就业怎么解决，产业结构怎么调整，都是长时间积累的问题。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可靠的政治基础，没有政治基础，提出一个方案，议会里“为反对而反对”，久拖不决，或者遇事就否决，蓝图会在政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啥也做不成。所以李家超提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做成事”很重要。
　　说到底，如果民主变成谁都会说、谁都做不了事做不成事，才是民主最大的悲哀。民主要有目的，要对民生有益。不能说光在投票的时候才激活一下选民，之后怎么形成政策、怎么施政，选民完全无感。要对老百姓实际生活有改善，让他们有获得感。为了反对而反对，政府做不成事，西方危机就是这么来的。
　　代议制民主本身是老百姓选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现在遇事不决就公投，那么重大专业的政治议题，比如脱欧，老百姓怎么去判断和解决？结果就是英国脱欧了，很多人又觉得后悔，这才上网搜“脱欧”到底啥意思。

2018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两周年之际，上万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示威游行。图源：环球网  7341-91a4181e7e4ef7dd49934d9e2c1e3111.pn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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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侠客岛：我们看到李家超的政纲中，住房问题、青年向上流动渠道、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都是比较核心的内容。这些能否成为真正的施政抓手？
　　郑永年：香港发展了很多年，一些利益固化了，比如金融和地产。“蛋糕”固化，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做加法，在新的产业里找机会。否则怎么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怎么给年轻人以希望？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流动。
　　李家超提到融入大湾区，包括打造“北部都会区”等，也是这个思路。香港回归25年了，祖国经济发展已经大不一样。背靠祖国，香港发展肯定要融合、整合、对接，要放在祖国这个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中来看香港的发展。
　　拿大湾区建设来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是世界上主要的交易所之一，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资本的主要窗口，深交所是中国新兴企业的集中上市地，广州是华南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所在地，新落户的广州期货交易所是中国首家混合所有制的交易所。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建世界级金融平台。
　　又如，李家超的参选政纲中提出，要提升香港竞争力，发展成科创中心。香港科创领域规模领先，大湾区内地城市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有强大科创和制造业基础，但缺乏更多风投资本助力，两者是互补的，可以结合各自优势打造世界级的科创与制造业大平台。
　　还有，香港目前有6所位列世界排名前500的大学，其中4所大学跻身全球100强，但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空间。广州深圳的7所“双一流”大学有科研成果转化的土壤。粤港澳大湾区也可以整合资源，打造世界级的科教平台。
　　现在外面有些批评，说香港“不民主”了，外资没信心了要跑，云云。若干年前，美西方也批评新加坡不民主（今天仍有这种声音），批评日本不民主。资本感觉不稳定就会流动，这没问题。我不认为资本会放弃香港、放弃中国内地这么巨大的市场。香港不仅要融入大湾区，更要融入祖国；不仅要成为“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跳板”，更要成为双向流动的窗口。国际资本跑到新加坡，看重的是东南亚；进入香港，看重的还是内地大市场。
　　香港依然是国际化大都市，自身的产业优势、人才优势等都在。香港当然可以“再出发”。现在，香港有了国安法这个政治和法律基础，立法会里建制派是稳定多数派，如果再能组建有效政府，就会形成三重稳定制度结构，完全可以采取有效治理，更加开放。
　　我希望五年后再来看，这五年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再出发”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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