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草原通路的考古学调查与民族史探索

. 
王子今 王遂川　
　　
　 交通史与民族史有特殊的学术渊源。就中国古代交通史与民族史相交叉的领域而言,还存在许许多多未知的现象,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以交通文化的视角面对民族考古的课题,也会有新的发现。
　
　 康巴地区可以看作古代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接带。东部地区的若干影响,也经过这里影响西部地区。有的学者称相关地域为“藏彝走廊”,这一定名是否合理,还可以讨论。然而进行康巴地区的民族考古,确实不能不重视交通的作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组织的2005年康巴地区民族考古调查,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打开了新的视窗。
　
　 一、交通史与民族史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形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中国交通史研究学者可以说很早就已经对于交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有所重视。1930年出版的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一书,在第一篇《先秦时代之交通》中有《战国晚年之关于交通的传说相像和理想》一章,在第二篇《秦汉时代之交通》中有《秦汉交通与大一统政府》一章,都论述了交通形态对社会文化进程的作用。白著《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称美此书对于“中国交通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不仅“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其交通的“发展程度”,民族兴衰的历史,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也与交通条件密切相关。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前言曾经指出:“交通与经济运输、民族动态、文化交流、国防设备等,在在都有密切关系”。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中也曾经写道:“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对于《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的研究内容,严耕望也自认为除直接的交通史考察外,又涉及较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交通之外,有随文旁涉者,如国疆,如互市,如军镇,如唐诗地理等”。凡探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民族、社会诸历史变化,“莫不可取证斯编”。李学勤也曾经指出,“交通史一般被认为是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近年出版的各种书目都是这样分类的。实际上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牵涉的方面很广,不止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工业、贸易、赋税等等息息相关,和国家政治组织、文化传播、民族关系、对外的交往,也无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交通史的探讨会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从这样的角度理解交通史在整个文明史中的地位,是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的认识基础。
　
　 岑仲勉所说交通与“民族动态”的联系,严耕望所说交通与“民族感情之融合”的联系,李学勤所说交通与“民族关系”的联系,都体现出史家对交通史与民族史之关系的认识。研究民族文化,确实有必要从交通史的视角予以考察。
　

 二、草原文化通道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专门就“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有所讨论。他写道:“在我们开始讨论游牧生活的时候,我们曾注意到草原象‘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说:“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
　
　 2005年康巴民族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对大渡河中游地区和雅砻江中游地区石棺葬墓地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就丹巴中路罕额依和炉霍卡莎湖石棺葬墓地进行的考察以及丹巴折龙村、炉霍城中、炉霍城西、德格莱格石棺葬墓地的发现,都对石棺葬在四川地区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认识。甘孜地区各地所发现数量颇多的古石棺墓,其方向、规格、形制以及随葬品组合,都说明其文化共性。这些遗迹的共同点,与草原交通条件的历史作用有关。由西北斜向西南的的草原山地文化交汇带,正是以这一埋葬习俗,形成了历史标志。以《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未作具体记述的德格莱格石棺葬墓群为例,其规模相当可观。新版《德格县志》称之为“古石板墓群”。据记载,“1988年,在金沙江东岸的龚垭乡喇格村境内发现一古石板墓群,石板墓数量近千座,公布面积约1平方公里。经州、县文物部门初步考察,发现有古陶器(单耳陶罐)随葬品,有关人士初步推断,古石板墓距今已有2200～3000年历史”。新版《道孚县志》也记载,“石棺葬亦称石板墓,在道夫县境鲜水河两岸瓦日乡孟拖、朱倭、布日窝、易日、勒瓦、根基等村,麻孜乡沟尔普、菜子坡两村,格西乡足湾村都有发现”。研究者认为,“关于这批石棺葬的族属,这批石棺葬出土的装饰有羊头的陶器,而‘羊’与‘羌’有着直接的关系,说明这批石棺葬的墓主人可能与羌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判断,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意见。
　
　 正如汤因比曾经指出的,“一般而论,流动的氏族部落及其畜群,遗留下来的那些可供现代考古工作者挖掘并重见天日的持久痕迹,即有关居住和旅行路途的痕迹,在史前社会是为数最少的”。与草原交通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古代墓葬资料,因此有更值得珍视的意义。
　
　 已经有研究者指出:“炉霍石棺墓出土的羊、虎、熊、马等形象与鄂尔多斯文化系统同类形象相似。”“炉霍石棺墓出土的铜牌,也是北方草原民族特有的文化样式,尤其是虎背驴铜牌与宁夏固原出土虎背驴铜牌几乎一模一样。”炉霍县石棺葬的主人“可能来自北方草原,而且与鄂尔多斯文化系统联系十分紧密”。炉霍石棺墓出土带有典型北方草原风格特征的青铜动物纹饰牌，构成了这种文物在西北西南地区分布的中间链环。学者在分析这种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周围诸文化的关系时，多注意到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与东北地区文化之关系，与西伯利亚文化之关系，而康巴草原的相关发现，应当可以充实和更新以往的认识。
　
　 草原民族在交通能力方面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康巴地方的古代民族利用这种优势在历史文化进程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已经通过多种考古文物迹象得以显现。
　

 三、碉楼:战争与交通的遗存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战争与其说象某种技术，还不如说象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他认为，战争“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古代民族的文化交往史，确实有通过战争而实现的情形。
　
　 此次考察的对象，包括金川的碉楼。
　
　 据《平定金川方略》记述金川形势:“其地崇山复岭，春夏积雪，与中国道路不通。据阶设碉，恃以自固。”当地本“与中国道路不通”，又“据险设碉，恃以自固”，形成了更为特殊的交通条件。而大小金川战事爆发的直接原因，又竟然包括金川土司莎罗奔“修路造船”的交通行为。
　
　 事实上，战争之后，大小金川地区和汉地的交通联系更为密切了。
　
　 碉楼是康巴地区许多地方最醒目的古建筑遗存。作为古代民族战争史的见证，其性质，不仅在于“防御工事”和“界隔标志”，也是“通讯设施”。碉楼曾经以烽隧形式传递敌情与军令，这种古代遗存对交通进步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四、汉武帝时代的“出西夷西”道路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张骞在大夏看到蜀布、邛竹杖，得知“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与蜀地有交通往来，于是汉武帝派使节“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汉书·张骞传》又记载，“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雟、昆明。”
　
　 所谓“出西夷西”，所谓“其北方闭氐、莋”，都说明汉武帝时代曾经试图经过康巴及其邻近地区打通前往身毒国的国际通路。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汉武帝派使节“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以及“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出使的具体方向和路径，但是重视这些历史记录，在今后这一地区的民族考古工作中注意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显然是必要的。
　
　 如果从交通考察的视角分析考古学调查和民族史研究获得的相关资料，或许也有益于揭示这样的历史疑案的谜底。事实上，通过此次考察而得到学界重视的炉霍石棺墓出土的海螺，已经可以说明川西北草原的古代居民，很早就与滨海地区实现了交通往来。
　

五、石经城和石经墙:康巴藏文化的“封”
　
　 藏区称作“嘛呢”的石经堆积，往往在交通线的交叉点或重要路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古代汉地的“封”有关，既有宗教意义，又发挥着某种交通指示的作用。
　
　 四川石渠长达1.7公里的“巴格嘛呢”石经墙，正在四川通向青海的大路旁侧。康巴地区类似的遗存还有许多，都反映了人们交通意识中的神秘主义成份。相关现象，当然都是民族考古工作中不应当忽视的。
　
　 《左传·文公三年》记载:“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史记·秦本纪》写道:“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般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中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史记·晋世家》也有这样的记载:“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所谓“封殽中尸”，“封殽尸而去”，“封殽尸而还”，杜预解释说，“封，埋藏之”。而裴駰《集解》引贾逵曰:“封识之”。
　
　 分析当时的情形，当以贾逵说为是。
　
　 《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补述:“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封”的意义的确主要在于“识”，而并非在于“葬”。
　
　 封，就是筑起高大的土堆以为标识。《管子·形势解》:“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列子·杨朱》:“积 为封”。有“聚土为封”的说法。封，又被用以形容隆起之状。封，因为标识显著，往往作为界定的标志。如《小尔雅·广沽》:“封，界也”。《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封，界也”。《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郑玄注:“封，起土界也”。《庄子·齐物》说:“夫道未始有封”。据成玄英《疏》，这里所说的“封”，一般解释为“封域”、“限域”，也是指某种界限。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战国墓出土了秦更修为田律木犊，内容是秦武王时关于田制的律令，其中写道:“以秋八月，修封坪，正疆畔”。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整理者归入《法律答问》的内容中，也可见有关“封”的规定:“‘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就是说:“私自移动‘封’，应处以‘赎耐’之刑”。什么叫“封”?“封”是农田路界，还是并非如此?私自移动就判处赎耐，是不是太重?回答说:“封”就是农田路界。私自移动“封”而判处赎耐，处罚并不重。
　
　 《史记·天官书》所谓“视封疆田畴之正治”，说的就是这种“封”。
　

不过，“封”成为界标，已经是后出之义。
　
　 “封”的原义是堆聚土石，后来才又作为某种界域的标志，因而又称作“封表”。
　
　 秦穆公“封殽尸”，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掩埋月年前阵亡士卒的尸骨，如杜预所谓“埋藏之”，而是修建了高大的夯土建筑，以作为国耻的永久性的纪念。秦穆公“令后世以记”的用心，是期望通过这种“封”来实现的。《史记》记载，西汉名将霍去病曾率军远征大漠以北，破匈奴，“封狼居胥山”。东汉时，窦宪、耿夔等击溃匈奴，深入北方荒漠追击三千余里，“铭功封石”而还，也都是以“封”作为永久性纪念形式的典型史例。
　
　 在交通道路上的“封”，据说又有分程记里的作用。但是“封”的原始涵义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古代交通道路管理曾经有以所谓“封堠”划界分程的制度，据说五里一封堠，十里双封堠，有的学者引据古代文献，指出黄帝游幸天下时，“道路有记里堆”，因而以为“封堠”之制，启始于黄帝时代。这样的分析，可能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上林赋》写道:“蹶石关，历封峦，过雉鹊，望露寒。”裴駰《集解》:“案:《汉书音义》曰:‘皆甘泉宫左右观名也。”，《文选》卷八李善注引张揖曰:“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也就是说，甘泉宫外有石关观、封峦观。汉武帝可能确曾于甘泉宫外置此观，而石关观之定名，当因“石门山”。《三辅黄图》卷五有“石阙观封峦观”条，写道:“石阙观，封峦观。《云阳宫记》云:‘宫东北有石门山，冈峦纠纷，干霄秀出，有石岩容数百人，上起甘泉观。’《甘泉赋》云:‘封峦石阙网，弭迤乎延属。”，陈直先生按:“‘石阙’，今本《汉书·扬雄传》所载《甘泉赋》作‘石关’。《饶歌·上之回》亦作‘石关’。又《甘泉赋》云:‘度三峦兮偈棠梨。’李善注以为‘三峦’即‘封峦关”’。汉甘泉宫附近确有“石关”，即今陕西旬邑石门乡的石门山。石门山，当地人称“石门关”，至今东西横亘数里，临北石壁陡立，中开一阙，如天设石门。石门关以南不远，就是位于陕西淳化安子哇乡的汉甘泉宫遗址，向北则正当秦始皇时代所开通的由甘泉直抵九原的纵贯南北的“直道”。直道是蒙恬主持修筑的军事交通工程，至今地面保存的道路遗迹往往宽达50米至60米。而“封峦”，应当是直道左近具有标识意义的可能上有人为建筑设施的高地。司马相如去世时，“遗札言封禅事”，其中再一次说到“封峦”:“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这里所说的“封峦”，很可能也与《上林赋》中所谓“封峦”有关。扬雄《甘泉赋》:“封峦石关，施靡虎延属”，刘歆《甘泉赋》:“封峦为之东序，缘石阙之天梯”，也都说到“封峦”和“石关”、“石阙”的关系。
　
　 考虑到“封”曾经作为交通道路里程标志的事实，自然会注意到秦穆公置“封”的殽地，正在秦人东向进取必经的大道旁。
　
　 许多草原民族往往在路边堆积石块。蒙古族称之为“鄂博”、“敖包”。土族称作“俄博”、“雷台”。门巴族称之为“玛尼朵个”〕。藏族称之为“玛尼堆”，或写作“嘛尼”。其性质，可能在于设置道路标识。也有人以为有界标的意义:“各游牧交界之处，无山河为志者，或平原，或沙碛，皆垒石为志，曰‘鄂博’”。在山口、村头和许多重要路段，往往都可以看到人工有意堆筑的石堆。人们行旅途经此地，大都手拾石块置放在石堆上，也有人在这里专心系挂上事先准备好的经幡和彩条等。清人祁韵士《西陲竹枝词一百首》中，有说到“鄂博”的:“告虔祝庇雪和风,垒石施金庙祀同。塞远天空望不极,行人膜拜过残丛”。原注:“遇者必祭,或插箭,或置财物而去”。方观承《从军杂记》写道:“峰岭高处,积乱石成冢,名‘鄂博’,谓神所栖,经过必投以物,物无择,马鬃亦可。”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也说:“垒石象山冢,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又纪昀《乌鲁木齐杂记》写道:“‘鄂博’者,累碎石为蕞以祀神,番人见之多下马。”
　
　 “鄂博”、“敖包”一般位于大道重要路段,而“垒石”、“积乱石”、“垒碎石”的形式,以及“行人”、“过者”诚心尊事的态度,也都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古时的“封”。有的研究者指出,“敖包所祭,最初自然是祖先的魂灵,逐渐人们又把它看成本地诸神灵的汇聚之所,因之演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祭祀场所”。这种道路标识具有宗教意义,可能是时代相对晚近的事。不过,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为重要道路建置路标,可能很早就是十分郑重庄严,被赋予某种神秘意义的行为。
　
　 古代所谓“封”,性质可能与此类似。《史记·大宛列传》说到乌孙、康居、大月氏等国都是草原“随畜移徙”的所谓“不土著”的“行国”。我们可以看到,“封”以及类似的文化存在,大都出现在以大漠荒原旷野作为主要活动地域的部族中,大都出现在以交通形式作为生产生活主要形式的部族中。秦人曾经对“封”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秦俑坑的性质乃是为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所树的纪念碑式的‘封’”。秦人对“封”的重视,可能是以曾经长期从事畜牧业经济为背景的。这一特殊的文化信号,同时也体现出秦人与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相互间曾经有较密切的文化交往,彼此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共同性。
　
　 汤因比在分析草原游牧民族的交通文化特征时曾经指出:“游牧民族必须携带自己的家庭和畜群,依循四季气候的循环(它决定各地草场能否供牧民、牲畜食用),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游动,逐水草为生。如果他们不想使自己在开阔的荒野中迷路或错过那些零星分散的水源或草地(没有这些条件,他们及其畜群在迁徙中便会死亡)的话,他们必须相当精确地计算距离和方向”。草原民族考古所常见的有意识的地面堆积,正是有利于“精确地计算距离和方向”的交通标志。
　
　 关于石经墙,考察其形势,应是石经城的异变。初步判断,可能是为对应多个山谷出口所出现。石渠色须寺活佛曾经向参与考察的研究者提示,石渠“巴格嘛呢”石经墙与往青海的道路交通有关。据他所说,石经墙与风水观念有一定关系,是为了起到某种阻挡作用。根据“巴格嘛尼”的地理形势,石经墙的走向正与四川往青海的道路的走向一致。在青海玉树地方,我们也看到形制相同而规模较小的石经墙,同样是在道路一侧,位置与道路平行。从这一发现出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讨论石经墙的交通文化意义。
　
　
　
　 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王遂川，四川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源自：《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