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沙威的悲剧──官僚制的内在冲突

沙威的悲剧──官僚制的内在冲突

刘文瑞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是世界级的，由它改编的电影和歌剧都很成功，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从管理学的眼光看，这部名作中的一个配角人物──警察沙威，十分耐人寻味。在沙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的缩影。

管理离不开组织，号称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佬韦伯，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官僚制的优越性。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有特定含义，是指由法理权威构成的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组织，即科层组织。在效率和可靠性上，官僚组织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然而，它必须以价值中立为前提。所以，官僚组织具有工具理性的完美，却要排除一切价值干扰，从而导致人的异化。这样说，未免太过学究气。通俗而言，官僚组织是最有效的管理工具，但却会把人变成组织上的螺丝钉。沙威就是这样一个尽职尽责的螺丝钉。

《悲惨世界》的主角是逃亡苦役犯冉阿让，沙威的职责就是追捕他。本来是小偷的冉阿让，经过主教米里哀的点化，大彻大悟，用我们的俗语来说，已经成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然而，在沙威眼里，冉阿让依然是逃犯，他要用尽一切办法，把冉阿让缉拿归案。抓冉阿让是沙威的职责，所以，沙威一出场，给观众的感觉就像一把出鞘的利剑，寒气逼人。他嗅觉敏锐，技艺超群，是一个非常称职的鹰犬，一旦被他盯上，任何罪犯都逃不过去。最重要的是，沙威对自己的职业，有着近乎神圣的执着，这种西方人称之为天职（vocation）的精神，用我们的敬业一词来形容，仍不够表达其中包含的宗教式召唤。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都需要这样的人才。

如果沙威要做的是正义的事业，那么，他就是职业人士的楷模。对于罪犯来说，沙威简直就是天敌。他坚信法律的正确性，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维护社会秩序，毫不苟且。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沙威绝不是小人，他有自己的原则，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超越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单纯从一个警察的角度看，沙威是优秀的甚至是杰出的。看这部电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如果我们的警察都能像沙威那样敬业，我们的员工都能像沙威那样做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这种冷冰冰的职业精神如果没有人性雨露的浇灌和滋养，就有可能出现另一种结局。沙威在追捕冉阿让的过程中，使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冉阿让的“菩萨”精神反过来又感化了沙威。后来，还是冉阿让在街垒中救了他。这时，天职和道义发生了冲突。作为警察，他必须抓住冉阿让；内心的良知，却使他无法继续履行这一职责。如果不是把职责看的那么神圣，沙威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追捕。而且压根儿不需要费任何气力，只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警察和逃犯就可以相安无事。或许，我们还会有人认为，这就是人性化管理。然而，从官僚制的逻辑来看，这就是渎职。沙威的信念和原则，使他绝不能干出渎职的勾当。官僚制的内在冲突显现出来了：工具理性摧毁了价值理性。坚守职责，就要牺牲良知；坚守道义，就要背叛天职。沙威无路可走，选择了自杀。

电影对沙威的自杀，进行了超越原作的改编。在小说中，沙威是在深夜跳河的。而在电影里，时间改为黎明，沙威冷静地给自己带上手铐，缓慢而沉稳地走进了塞纳河，一步步让河水淹没了自己。这种死法，表现了沙威对自杀的安排也严格遵循职业精神。漂在水面的礼帽，衬托出沙威的伟大。如果撇开价值差异，单纯从尽职尽责的角度看，沙威的自杀同911事件中冲进世贸大楼的消防队员，同二战中进行自杀式攻击的飞行员，人格上是等值的。

电影比小说更为震撼，而小说比电影更有容量。被电影舍弃了的小说原文，让沙威在死前给警察局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以非常冷静非常清醒的语言，对所有的公事做了交待，丝毫不涉及个人私事。那种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充分反映出他到死都是一个优秀警察。沙威之死，以悲剧给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悲惨世界》之所以悲惨，不仅仅是因为有冉阿让、芳汀、柯赛特等人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还有沙威的以身殉职。沙威之死，全部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让自己的行为玷污警察的天职。对于雨果来说，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用文学语言，深刻地揭示了官僚组织的内在矛盾。生活先于理论，存在先于本质。雨果之后一百多年，德国学者韦伯才对沙威代表的组织形态做了理论解析。韦伯之后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阿吉里斯和本尼斯才对沙威之死的组织冲突进行了理论解读。但是，这种理论贡献并不是马后炮，而是要对雨果提出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所以，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悲惨世界》，可以从沙威之死中学到许多。

首先，从职业的角度看，我们的各种组织，不是沙威式的人太多，而是太少。在我们身边，充斥着把职责当儿戏的现象，没有多少人能够成为韦伯所说的具有高度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官僚，更没有多少技术官僚对职业具有神圣的天职信念。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完全不同于中国语境中的官僚制。以企业而言，从各种各样的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实质上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理结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同这种治理结构相配套的人。没有高度敬业并形成天职信念的职业经理人和技术员工，任何所谓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培育沙威式的组织成员，依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否则，变革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就可能南辕北辙。例如，有了沙威式的员工，推行目标管理，放松过程管制，就能使这些员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没有沙威式的员工，目标管理就可能变成逃避过程监控、推卸职业责任的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讲，敬业精神先于制度变革。

其次，制度的合法性，要以制度的正当性为支撑。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强调“合法”，而他的“合法”蕴含的内核是“合理”。我们有许多人讲到官僚制，往往忽视其中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既包含工具合理性，也包含价值合理性。一旦合理性不够，制度就不再正当。假设沙威坚守的法律是合理且正当的，那么，他的敬业精神能够同社会价值相得益彰。然而，沙威通过冉阿让发现了法律的不合理不人道，这就使他的敬业精神与社会价值陷入不可克服的冲突，把这位优秀的警察逼上了绝境。对于制度的正当性而言，沙威无能为力。因此，一个企业的高管层尤其是董事会，必须把制度正当性摆在首位，不断从社会需求、客户反应等方面调整自己的制度。否则，不正当的制度，不是把沙威式的员工逼到死角，就是使他们放弃职业操守。反过来，一个企业，是沙威式的员工扬眉吐气，还是德纳第（这是《悲惨世界》中典型的猥琐小人形象）式的员工风光一时，是检验这个企业制度正当性的一把尺子。

最后，制度建设和敬业精神如何协调一致，是组织发展的命脉。这个问题是雨果无法解决的，所以《悲惨世界》只能是悲剧。今天，组织理论已经开发出了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制度建设与敬业精神的途径，就是建立学习型组织，通过组织学习实现人与组织的和谐发展。这已经属于需要专门探讨的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走出官僚制的内在冲突，我们才能不辜负雨果的殷殷期望。

（本文发表于《21世纪商业评论》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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