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序跋集《一万句顶一句》为历史留下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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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句顶一句：邵燕祥序跋集》邵燕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品读旧雨新知的文章与风义 直面百年中国的政治与人心
　　著名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三十年序跋文首度结集出版
　　为一个年代的诗与史，留下“一句”证言
　　《一万句顶一句》一书收录了著名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在过去三十年间所作的百余篇序跋文，文章所涉的书籍，包括诗集、文集、笔记、游记、学术著作等多种题材，由此也可见其文化视野的宏远与学问修养的渊深。作为少年成名的文人，邵燕祥以诗名世，且能娴熟自由地出入于新旧两个领域的诗歌创作，在当代诗坛中与诸派大家各擅胜场。而在诗人的盛名之外，邵燕祥更是一位极具忧患意识与批评精神的杂文大家。本书收录的文章，不惟是其对于他人作品的品评赏鉴、性情之语，更是一位文化老人在暮年之际，对数十年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学在深刻反思之后写下的警世之言。

⊙　作者简介
　　邵燕祥，浙江萧山人，1933年生于北平。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诗刊社当编辑。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1957年因杂文和讽刺诗而受到政治批判和组织处理，随后二十年间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等项权利。1979年后继续写作诗文，至今出版作品集数十种。近年有人生实录《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以及《南磨房行走》《蔷薇叶子》《痛与痒》等文章面世。

《一万句顶一句》序

⊙作者：朱正

　　燕祥出这一本序跋集和我有一点关系。那是我的青年朋友陈徒手寄来他的新著《故国人民有所思》，我看了书前燕祥的序，觉得很好，想起以前读过他给别人写的那些很好的序跋，何不编一本序跋集呢？我向他提起这事，他同意了，于是编了这一本。这里，我要说一说我为什么喜爱他的序跋作品。
　　燕祥是一位诗人，他给许多朋友（以及原来并不熟识的新朋友）的诗集写过序。以诗人来评诗，时见精彩，言人所不曾言。像他为一位不相识的作者张建术的《流亡在故国》写的序中说：“任何时候真正的诗人都是批判的，因为诗人都是感性的理想主义者；而从来没有无追求的批判。能在诗人痛苦的批判中听出诗人对真善美的虔诚追求，就算把诗人和诗都读懂了。”
　　在给陈抗行的《鸵鸟集》写的序中，燕祥说：“诗是心灵面对心灵的对话。诗选择自己的读者，读者也选择属于自己的诗。真正的诗读者首先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找到自己爱读的诗，尽管他们受到自身审美修养的限制，但还没有离开正常的审美过程；而一旦他们听了某些所谓专家的指点，或者跟着这样那样的所谓‘一代诗风’亦即流行的时髦，硬要从他们本不喜欢或读不进去的诗作中找出什么神秘的内核来，多半就开始误入歧途，因为那样的阅读和模仿写作已经与审美无关了。”又说，“诗，归根结底是个人的。然而诗人的幻想或经验无不受到时代生活的影响。人们最易接受的，是与自己的幻想和经验相通的作品。那些不仅让经历相近的人认同，也能引起没有相近经历的读者共鸣的作品，就应该说是超越了代际的大手笔，它必然包含了超越时空的共同人性和人情。这不是每个作家或诗人都能做到的。”
　　关于打油诗，燕祥在《“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中说：“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热爱生活，疾恶如仇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
　　燕祥又是读书界熟悉的杂文家，他的一些序跋其实也是杂文作品，反映出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思。像他在《〈中国第一个思想犯──李贽传〉序》中指出：“连李贽都不能见容的中国，是出不了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也出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我们比李贽晚生四五百年，又加上他身后几百年的中外历史可做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我们应该有比李贽更大一点的言论空间和生存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为〈回应韦君宜〉作》一篇中，谈到韦君宜反思自己一生经历的《思痛录》，说这是“打捞和抢救历史真相这一项有待更多的人加入的巨大工程”。说到韦君宜，这里可以说一件小事。中国现代文学馆即将落成之际，要制作一对巨型青花艺术花瓶，征集作家协会会员各留一句话。韦君宜写的一句话是：“我在年轻时入党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中国作家3000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这大约是她最后反思的结论吧。你在这篇文章里，燕祥还引了红岩烈士何敬平的诗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燕祥说：“事实证明，光是把牢底坐穿，并不能真正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如果不反思，不总结经验教训，旧的牢底坐穿了，肉体和精神还会堕入新的牢笼。只有在‘认识你自己’的同时，力求认识动态中的历史和现实，才能使我们和后代从历史性的苦难中真正获救。”
　　又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遍及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燕祥指出：这其实是奴隶学校（见为火星《残破的梦》作的序），在这里：
　　以软硬兼施的两手，或劝诱年轻人做奴隶，或强使不甘做奴隶者就范做奴隶；对甘于做奴隶或想通过俯首为奴隶来改善个人生存状态的奴隶，或可提升为不同等级的奴隶班头以至奴隶总管，也就是奴才了，据说这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不需要多少教材，那对不同态度的人的“区别对待”，就是现实的示范。充斥在生活里的奴隶道德、奴才意识，随着对不驯服的奴隶鸣鞭和鞭挞，一声声、一鞭鞭地打进血肉之躯，如同在马身上打下从属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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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被改造者的干校“学员”中的大部分，是在军管小组和军代表的监管下，在组织起来互相揭发、互相批判的群众运动中进行“改造”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曾经把“挑动群众斗群众”列为“走资派”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革”的罪状，实际上整个“文革”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通过“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打派仗、打内战来完成各项部署的；而作为“文革”中“新生事物”的“五七干校”，就是采用“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所谓“群众专政”的办法来保证，来管理，来部署改造任务的。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这真是又准确又深刻的论述。
　　在《〈林希短篇小说选〉法文版序》里，燕祥说，林希的这本小说选写出了“各类流氓无产者和流氓有产者”的形象。他提出了（创造出了）一个和“流氓无产者”相对称的名词“流氓有产者”来。真是妙不可言。这“流氓有产者”和“流氓无产者”各自有怎样的特征呢？邵燕祥在《劫贫济富》一文中说了。这篇文章只有两句话：
　　“劫富济贫”是历来流氓无产者的口号。
　　流氓有产者呢？他们的行动则是“劫贫济富”。（《柔日读史》，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看日期，我想，这大约是他写这篇序言或者准备写这篇序言的中间写的吧，他是看到小说里写的那些“流氓有产者”的形象才想到的吧。我很遗憾，没有读过林希这本小说，不知道小说中写的“流氓有产者”是哪些人物和情节。可是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人物。他们养尊处优，钟鸣鼎食，挥金如土，俨然上流社会的骄子。可是论其作为，却比“流氓无产者”还要流氓。他们拉帮结伙，劫贫济富，用非法的和“合法的”种种手段，几转几转，就把平民百姓的辛苦钱转到他们的腰包里去了。其间是要通过国库这个中间环节，或者不必通过国库这个中间环节，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确实知道流程的终端是他们的私囊，他们这些帮伙攫取了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这种“流氓有产者”的存在，是制造社会不公的极大不安定因素，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最大阻力。
　　燕祥在《〈自由星辉──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续集〉序》中说到了1919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杀害的罗莎·卢森堡。他说：“卢森堡那些被认为‘犯错误’的见解，也许实际上正是她表现了高瞻远瞩的预见。”作为例证，他引用了她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胜利之初说的两段话：“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陷于瘫痪……”燕祥指出：“她实际是要求实现党内民主化进而扩大到全社会的民主化。这一独立见解是基于她憎恨一切压迫和奴役行为，抱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后来苏联七十多年逐步走向失败的历程印证了她的远见。”
　　在这篇序言里，燕祥还提出：
　　无论就“文明”还是“文化”而言，都不能离开全球价值的认定。
　　全球价值取决于全人类的共同要求和共同归趋。在我们常识所及的范围内，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实现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自由的现代化目标；只有民主，能够对抗野蛮和专制（奴役），对抗形形色色复活和变种的法西斯主义。
　　“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凡是符合全球价值，有利于民主的建设健全，有利于人的越来越自由（而不是恐惧于专制）、越来越文明（而不是屈从于野蛮），有利于人们物质福祉的增进和精神世界的提升，就该是我们欢迎的，乐于吸纳和传承的，反之，便坚决拒绝它。
　　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意见。
　　在1957年，燕祥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样，他给不少右派难友的书写了序。像我的那本反右史，就请他写了两篇序。这件事他说过：“我曾经给朋友的书写过序，例如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去年此书的增订版《反右派斗争始末》在香港出书，我又为港版写了一篇序。固然因为我有话要说，更因为朱正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和其间的甘苦，更因为要把这样的私人著述化为社会公众之所有，大非易事，所谓写作难，出版尤难。作为朋友，做不到两肋插刀，还不能摇旗呐喊一下吗！”这事我当然很感激。在我之外，我数了一下，收在这本《一万句顶一句──邵燕祥序跋集》里的，他为之作序的右派难友还有饮可、林希、胡遐之、钟鸿、丁耶、公刘（刘耿直）、张天来、黎焕颐、茆家升、倪艮山、述弢（张祖武）、万书玲（万里）、陆清福（绿石）、李慎之、何满子、郭慕岳（郭源）、高野……这许多人。他在为高野的诗集《一棵开花的树》作的序言《苦难的见证》中向当年的受难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要求，要求我们大家都把这一页经历写下来。他说：
　　现在时机已经非常紧迫了。由于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许多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已经不在。有一个未经核实的数字，说到当年打成右派分子的难友，所剩也不足万人了。屈指一算，像这本书的作者高野，生于1932年，1957年时恰正是二十五岁的大好青春年华，半个多世纪过去，而今已经七老八十了。权力者大概会为这批能够提供历史证言的历史见证人陆续老去，而沾沾自喜，以为得计。但近年来不断写出来的回忆录式的文字，打破了他们的好梦。除了权力者的回忆，还有无权者的回忆。私人记忆不仅丰富和校正了公共记忆，而且唤醒了其他人的私人记忆。这样的连锁反应，大概是企图掩盖和篡改历史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高野人在西北，这使我想起了夹边沟，想起了高尔泰。作为美学家也是画家和散文家的高尔泰，同高野一样，其身份也首先是1957年的蒙难者。他前几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劳改”农场生活（那也叫生活！）的散文集《寻找家园》。诗人、评论家一平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而仅仅十年，那几十万苍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无尽风沙中掩埋得了无痕迹。历史不残酷吗？残酷得使残酷没有痕迹。”
　　人们！亲历苦难的人们！就是要把苦难的痕迹保留下来，把残酷的痕迹保留下来，把反文化反人类的“历史遗产”的性状保存下来，这样，至少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经受过的苦难、遭逢过的残酷。然而，又不仅是为了这一点。如高尔泰所说：“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另一位评论者徐贲在《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写作》一文中，对这一类见证性写作说得更为透彻：“见证是积极的、反抗的，它拒绝孤独，也拒绝顺从……是积极地争取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见证不是私人心理上的一架情感天平，而是公共认知的一个道德法庭。在这个法庭上，不仅苦难经历者作见证，而且整个正义社会也都是列席的证人，见证者以全社会和全体人类的名义呼唤正义，为的是不让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灾害再次发生到任何别人身上。”徐贲这些话引自《随笔》今年（2013年──编者注）第三期，高尔泰和一平的话也是从徐文转引的。这篇文章触发了我为高野这本诗集写此小文的意念。
　　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我们这些地狱边沿的生还者，一息尚存，就都拿起笔来，把这一页记下来吧。
　　燕祥在为刘荒田的散文《唐人街的婚宴》写的序言中说：“序文宜短不宜长。”我已经写了五千字，不能再写下去了。如果读者觉得我写的也有一点“可读性”，恐怕是看上了其中那些引文。那么，直接去看原文岂不更好吗？
　　2013年7月31日朱正序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