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中国问题 儒家答案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彭晓芸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后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1988年，杜维明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杜维明，儒学大师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之后新一代现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

　　儒学复兴的背景与意义

　　记者（以下简称“记”）：过去，一般公众在谈到儒学的时候，还把它当封建糟粕，但这几年来中国人对儒学普遍抱以同情、理解、支持、积极学习的态度，您认为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看的：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儒家哲学的课，现在一晃21年了。在我之前上儒家哲学课的是梁漱溟，是在1923年。就是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把儒学当做严肃的哲学课题来研究的人是比较少的──当然儒家的基本道理在历史、文学、哲学课中都在讨论。现在因为中国经济腾飞，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在追寻一个新的文化认同。这个新的文化认同不完全从西方来寻找价值，也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发掘资源，不仅是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等等。

　　记：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背景下，祖国大陆近年来兴起了一股读经热，很多学校都鼓励学生读经。您认为提倡学生读经是否合理？

　　杜：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对于经典、基本的传统价值都忽视了。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进行过一个教育改革，特别把儒家的基本精神提出来，比如他们的《好公民》教材，还有中学教本，都非常重视儒家经典。台湾地区很早以前，所有台大的学生都要念《孟子》。大陆现在的儿童读经可以算是一种拨乱反正吧！

　　记：教育部11月29日公布，私塾只要按程序批准可以开办。这也是自50年代初以来我国首次允许个人开办私塾。

　　杜：这是对社会上很多反弹的一种回应。义务教育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来进行，在义务教育之外还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培养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有一个情况，它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有的甚至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来学，不一定在学校。这样，教育方式就很多元，可以提供很多空间来学习学校教育以外的东西。私塾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情，在将来希望有更好的书院。

　　记：这也可以看做是多元化公民社会的体现？

　　杜：我觉得现在中国有一个多元的倾向，这是健康的。这个多元的倾向就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还有各种社会组织都有一定的潜力，有一定的能量，它们之间的互动，可以为国学、儒学创造一些条件，也可以有一些新的标准出现。公民社会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这个社会利益多元化，意思是说，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民间力量；第二个条件最难，每一个不同的民间力量都对政府能够形成一定的影响，政府对他们的看法、想法要做出回应，这样才能形成公共空间。

　　儒家的核心价值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

　　记：您一直强调家庭的温暖与稳定对于社会来说是必需的，在当下的中国也面临着一个传统家庭结构被瓦解的过程，儒学的伦理观念、价值体系能够给现代人提供什么资源和参照？

　　杜：你不要把传统当成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好像是铁板一块。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动力很大，但到底能不能适应？它其实一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着。在发展过程中它有很多调节，比如在台湾做过一个调查，关于孝的问题，把孝分成各个不同的观点，“孝形”，“孝念”，“孝思”，“孝信”。调查研究中问一个律师：你觉得孝对你现在还算价值吗？他说不算价值。又问：你一个月是否给父母提供资金让他们生活？他说我当然提供。提供多少？他说20%、30%。从他的行为上来看，每个月提供薪水的20%、30%给父母亲是非常孝的，在很多地方，可能连5%、10%都没有，但是他自己不相信“孝”。另外有人说，我孝，很了不起，但是父母亲他根本不照顾。这个情况非常麻烦，做调查研究很难。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一定要有一个最能够安顿他生活的保护者。现在在新加坡可能就是保姆，就是外劳，比如菲佣。现在了解到，在新加坡，小孩的生活习惯、语言各方面受菲佣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现在对菲佣拼命照顾，教育他们，因为如果菲佣的心情不好，会直接影响他的孩子。这个情况看起来，儒家重视家庭，重视最亲的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会因为现代化而消失，类似于核心价值。另外，它确实不是浪漫式的，把家庭当作浪漫的地方。

　　任何社会都对家庭重视，犹太社会毫无疑问，意大利的社会也是，但是儒家对家庭的阴暗面，它是照顾的，因为怕它的阴暗面爆发出很多暴力，甚至很多不健康的情况，所以它特别希望这个社会(来关怀个人)，不能完全靠个人。家庭的问题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大家来照顾。以前非洲有一个谚语，“靠整个村落培养一个小孩”。这种观念的出现和儒家最基本的信念没有矛盾。正因为商业大潮，正因为人际关系淡薄，婚姻和社会解体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这方面的价值也就更明显。

　　“我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

　　记：您在去年与黄万盛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启蒙的反思”的对话，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您认为儒学能够为今天反思启蒙提供什么资源呢？

　　杜：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启蒙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凡俗的人文精神，英文叫Secular Humanism。它在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个人和群体的问题方面，有两个盲点：一个盲点是自然，另外一个盲点是宗教，或者是终极关怀。

　　儒家人文是什么？它比较宽。这个不是我现在说的，而是它整个传统就是这样的。在西方，人文主义一定是自然主义的对立面。而儒家的四个侧面就是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个人当然是指自己身心整合的问题，另外是人和社会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还有人性和天道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人文精神比较宽，正因为比较宽，对于21世纪所碰到的大问题，生态环保问题，还有信仰、终极关怀的问题，它可能接触面比较大，我认为是健康的。

　　记：儒家有终极关怀。我们知道，终极关怀是宗教的责任，那么儒学应当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存在，还是应该以类似教会的形式存在？

　　杜：其实儒家作为宗教是一个事实，比如说在香港有孔教会。当然，这里的“教”，有教化的意思，不完全是宗教的意思。真正把儒家作为宗教，事实上是在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必须有宗教。他们最近才把儒家宗教化。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不仅想把儒家作为宗教，也想成为国教，这种运动有人在做。另外，像任继愈先生，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把儒教当做宗教来研究。但是我相信，儒家不可能成为宗教，我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

　　记：像您刚才说的，有人努力地在把儒家宗教化，您怎么看？

　　杜：儒家有它的宗教性，就是“天人合一”，还有祭祖。祭祖基本上是儒家传统──现在韩国要把“端午”变成联合国的无形资产──祭祖的行为，体现了儒家宗教性的一面。儒家成为宗教，可能是儒家各个面向中的一个面向。譬如我就很少参加儒家祭典，甚至到曲阜我是参加他们的学术讨论，没有参加他们的祭典，但是我不反对把它当作一种──不说宗教，就是当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来看待。比如说曲阜，它在儒家的传统当中应该算是圣地，到了那边有一种谦恭之感、敬畏之心，尊重孔子先师，这个我觉得是健康的。

本访谈由《南都周刊》提供

　　杜维明的故事

　　何晓鹏/文

　　杜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教育受西学影响很深，先生自言，小时候并没有直接接触儒家经典，真正对先生施加儒家传统影响的往往是周围人不经意间的身教。

　　“我小时的奶妈是从农村来的，没受过任何教育，但从文化的资源上来讲非常丰富。她通过身体和口传，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价值通过她那些民间的言语、生活习惯都能传达出来，她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小孩启迪作用是很大的。”

　　杜先生真正对儒学产生兴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台湾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遇到教授民族精神教育课的周文杰先生。周先生是新儒学第二代代表牟宗三的弟子。在授课之外，周先生找来在他看来有些独立思想的学生，一起学习儒学。这种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

　　不久之后，周先生把杜维明引见给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哲学讲座，杜维明常去听他的课。在那里，有点类似于中国书院的氛围，学生人数不多，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讨论问题的氛围却与当下学校完全不同，非常开放，解经都是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讨论，气氛很宽松，讨论的问题却很严肃。

　　大家还时常结伴到户外清静之地饮茶、论学。一次，同为新儒学第二代代表的唐君毅先生从香港来，大家便一起到竹林，杜维明是其中惟一的中学生。杜维明有一本唐先生的著作，请他签名，唐先生在签名时称呼为“维明兄”，杜维明非常惊讶。唐先生解释道，“你不是我直接的学生，而是我朋友的学生，所以我还是要称你为兄。”

　　正是牟先生、唐先生这些大儒们的智慧德行对杜维明的影响，使他在当时台湾重理轻文极其严重的气氛下，选择报考了牟先生所在的台湾东海大学。

　　杜先生说：“跟牟先生学习哲学，大半的学习都是在课堂之外。当时经常到老师的家里，不仅仅是交流。比如读《史记》，老师一句句断句，释意，就我们两个人，有时中午去，有时晚上去，简单吃点东西，一谈就谈到深夜。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用杜先生自己的话说，他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而这兴趣，“是强烈的，不是简单的。一方面是感觉到了乐趣，但另一方面确实感到它有意义，有价值。”

　　杜先生在读大学期间，学校里有一种说法，如果校方要求你进国民党，你不进，那将来你就出不了国。当时杜先生已经得到了哈佛研究院的奖学金。学校要求他加入国民党，但杜先生对此全无兴趣。“那时压力非常大。但当时在心灵上，觉得自己在儒家文化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所以很多诱惑对自己来说没什么影响。”还好，在最后出国时杜先生没有因为此事受到阻拦。

　　这种两难选择的经历伴随杜先生一生。在读哈佛时，一个教授劝他马上改行，因为在美国搞历史和中国哲学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博士至少要念八九年，念出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事做。而学理科就要容易很多。“我心里想，这太荒谬了。”

　　同样的抉择，还发生在选择师从时。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分为两派，一派是偏重当代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在哈佛以费正清研究中心为代表；一派注重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纯学术研究，代表是燕京学社。费正清先生曾希望杜维明作他的弟子，但杜先生却选择了后者。

　　杜先生说，尽管有时选择起来很难，但想到自己所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