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扑朔迷离的人体特异功能

扑朔迷离的人体特异功能
刘华杰／文

　　(《中国类科学》第一章，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定价28.00元。此书第一次只印了1500册，现已重印。)

　　19世纪末物理学界即将大功告成的乐观态度被20世纪初的一连串革命性发现完全打破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人们公认的科学革命，它们的出现把科学推进到完全未曾预期的境地，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人再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了。特别是非线性科学的兴起，更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已有的科学还很不够，也许科学正处在“童年时代”，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不会发生科学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首先意味着推翻或者试图推翻旧的统治，不管它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是智识意义上的。
　　革命是少见的，因而显得特别或异常。从事后看，即当人们接受了革命的成果，回头整理或者欣赏革命的历程时，革命行动被赋予极高的价值，革命过程也被梳理得符合一些模式。科学中的革命除了上述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外，早先的至少还可列出牛顿革命、拉瓦锡革命、达尔文化大革命命等等，这些都引起了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极大兴趣。这好比张三发达了，从打工崽一下成了亿万富翁，媒体和传记作者一定会把他成功的故事讲述得天花乱坠，也许还要还总结出成功的“三要素”或者“四阶段”。但这些对于一个当下刚进城的打工崽，几乎没有参考意义，因为向后看和向前看是完全不对称的，一个是完成的一个是开放的。
　　自1962年库恩（T.Kuhn，1922～1996）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来，在与科学相关的智识领域中，“革命”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①谈论“科学革命”成为了一种时尚，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特别明显，本书作者经历过那段时间，可以确证这一点。当然，到了90年代，人们变得更实际了，不谈“科学革命”，而谈“高科技革命”了。
　　无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还是科恩（I.B.Cohen，1914～2003）的《科学中的革命》，都是一种人为建构，都是事后通过自己的眼光重新整理历史材料而发明出来的，就算他们聪明的建构与历史真相符合得极好，这种描述对于未来可能的科学革命仍然意义不大。归根结底有两条原因：
　　（1）由过去推断未来面临着归纳法有效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近期内也不可能解决。
　　（2）就算过去的革命对未来的革命的发生在迹象上有所启示，由于革命通常是非理性的（相对于主流的观点而言）、不合规律的，它总是处于正常视野之外。
　　也就是说，读库恩及科恩的书，并不能找到判断科学革命何时爆发的实用判据。
　　科学革命如政治革命一样，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成功收获是异常丰厚的，科学家非常清楚这一点，没有人从心底上根本不希望自己碰上一场革命并成为革命的主角。特别是当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场景，会立即回忆起当时人们对科学的向往、对科学革命的憧憬达到了何种空前的程度。那是怎样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年代，是一个呼唤“科学的春天”的年代。
　　我们先看一下197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状况。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就是那时喊出的口号，甚至不能说那仅仅是口号，它确实反映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心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某种意义上是反文化的，期间许多科技报刊停刊，但在1978年以后的两年内恢复和新创办的科技期刊就达到30多家。“四人帮”的时候，人们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这种形势好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中国人民似乎一下子“活”了起了，想补回失去的时光，想创造奇迹，“解放了”与“革命了”有同等含义。②
　　可是，面对空前的思想解放，人们也许并未做好准备。在政治生活领域“拨乱反正”似乎天然有理，但是在科学领域，情况有所不同。自然科学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一项累积的事业，科学成果的知识内核与阶级、政治无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科学也受到伤害，有些人在1978～1979年也幻想着在科学领域来个大解放、大跃进，以为过去的科学原理也可以突破！大家的动机可能都相当不错，有谁不希望下一次科学革命在中国发生？人们认为“实现四化”中关键的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科技界滋生。
　　革命有可能是创立全新的信条，也可能恢复古老的信条，后者一般称为复辟或者反革命。可是在思想解放的形势下，革命与反革命竟然可以是一回事，至少混淆不清。
　　作为新生事物出现的人体特异功能就这样粉墨登场了，它一方面声称是最新科技，一方面又恢复了古老的江湖文化。

唐雨事件：“科学革命”的机会
　　世界大战需要导火索，“科学革命”也需要触发器。事先，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什么样的微不足道的事件可以引发世界大战，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是什么小事掀起“人体特异功能”热。实际上，只要其他条件俱备，等火柴点炮是容易的，如打麻将，早早“上停”，只等着“胡牌”，那么机会是颇多的。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的文章，副标题是“省有关科研部门已采取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它就像“上停”时，有人不小心打出的一张“点炮”牌，即使这一张不点或者有人故意点了“不胡”，类似地打出第二张、第三张，终究是要胡牌的。③
　　《四川日报》这篇划时代的报道的右下方还附有一张照片：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在观看唐雨用耳朵辨认字。这篇报道署名有三位：《四川日报》通讯员高琪、丁先发，《四川日报》记者张乃明，摄影也为张乃明。这是一份影响深远的“经典文献”，值得全文录出：
　　本报讯　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查，确有其事。
　　儿童唐雨，现年十二岁，小学五年级学生，家住大足县团结公社建立大队。去年旧历十月的一天，唐雨和小朋友陈小明一起走在路上，他的耳朵无意中触到陈小明的上衣口袋，大脑便呈现出一包香烟的牌名“飞雁”二字。唐雨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对陈说：“你装的香烟是‘飞雁牌’，对不对？”陈小明对唐雨猜到他的香烟是飞雁牌感到奇怪，但当时是在玩耍，未引起注意。事隔两个多月，一天，本大队石工韩仁甫等人在玩“猜子”，唐雨在旁边看热闹，就对他们说：“我们来猜字。随便你在什么地方写，写好裹起来我来猜。”韩仁甫便背着写了一个“房”字，揉成小团，交给唐雨。他拿来放在耳边，很快就辨认出来了，使对方大为吃惊。这样，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的消息就传开了。
　　为了证实此事，公社干部写了“猪”、“牛”、“马”、“羊”、“狗”等字，揉成一团，唐雨接过去，贴近耳边，静听一会，随口就读出来了。县科委、文教局又派人核实，并有意在一张纸条上，将“尖端科学”的“端”字写为“瑞”字，给唐雨放在耳朵里辨认。唐雨照样一一认出，并指出其中的“端”字写错了。在考查中，还发现唐雨能鉴别字的颜色是红色、蓝色或者黑色，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消息传到江津地区机关，地委领导同志经过考核，上报到省委。记者闻讯，前往现场，进一步对此事进行了考查。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有的叠成若干层，有的揉成小团，交给唐雨用耳朵辨认。每张字条，唐雨只用了几分钟就辨认出来了。连用什么颜色什么笔写的都能辨别。后来，又写了几个英语字母交给唐雨辨认，唐雨因未学过英语，念不出来，但却照着字母的样子描画出来了。在场的人见了，无不惊叹，记者随即了解到：唐雨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好，特别喜爱数学。据唐雨自己介绍：他的手象有电一样，拿到写有字的纸团，脑里便开始有字迹的反映；当字团放进耳门，脑海就象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逐一显现出来；如果心情愉快，没有噪声等干扰，脑里显出来的字就十分清楚。对这一奇特现象，人们议论纷纷：唐雨耳朵的奇异功能是罕见的，人类生理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
　　最近，省委负责同志到了当地，接见了唐雨及其亲属，了解了实况。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④
　　这样的消息在媒体如此发达的年代，并不算太离奇，我们时常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比这更离奇的新闻。与唐雨（1967～）“耳朵认字”类似的其他消息多数很快被淹没了，并未引起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可是1979年《四川日报》的这则消息十分幸运，它赶上了天时地利，它如久旱甘霖，正是某些胸怀大志的科技工作者所盼望的，它构成了即将到来的中国“科学革命”的公认的导火索，⑤科技界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反而能够保持一定的冷静(这本身值得研究)。我们很难确定某一事件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无法完全预测一个事件的后续影响。我们只能大致解释某一事件发生的相关因素，其中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一个重要方面。
　　唐雨到底能否用耳认字、辨色？用科学哲学的语言讲，这不是一个“分析问题”，而是一个“综合问题”。耳朵认字虽然听起来有点怪，但无逻辑矛盾，即人们无法先验地否定它。
　　正好由于这一性质，随后演化出来的“钱于大争论”异常激烈，⑥却没有逃出分析与综合的框子，听众甚至也没有更深入地领会争论背后形而上学观念的巨大差异，更没有能力发现他们俩人分歧中的共同之处。⑦
　　“唐雨耳朵认字现象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引起了当地县、区、省众多领导人的兴趣和肯定。中共四川省书记杨超很快成了唐雨的朋友，他对特异功能现象进行了检验、思考，热情地支持研究工作。当时任四川省长的赵紫阳也非公开地支持了这一领域的工作。后来在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等一大批官员，均表现出了善意的热情。”⑧这番景象与1947～1948年旧中国发生的“杨妹不食”事件惊人地相似。⑨
　　唐雨事件有多重要？杨妹事件马上就平息了（仅持续一年），但唐雨事件却没有，它启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整整20年。当然并非12岁的唐雨有特别的能量，他只不过充当了“触动板机”或者“划火柴”的角色，当时的社会背景已经从观念、体制、人事、设备等方面为迎接这一场“科学革命”做好了准备。这场革命叫什么呢？有人已经做了明确阐述，认为它可能使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来一次更大的总的飞跃”，程度可能相当于“第二次文艺复兴”。换种角度讲，有人认为这场革命旨在建立新的医学：第四医学。这场革命也叫人体科学革命，有人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
　　概括起来，当时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判断是1）特异功能的存在是一个事实。（2）它可能使认识和改造世界发生飞跃，如果理解不到这一点，就显得愚昧了。（3）搞人体特异功能与搞人体科学是一回事。
　　气功师沈昌（1956～）是这样评述的：“人体科学是中国特色的尖端科学，人体科技是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中国人体科学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一门科学。中国人民应该要牢牢把握这一机会，使人体科学永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体科学的革命将会在中国首先成功，然后推动全世界，解放全人类。”⑩
　　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理事长张震寰（1915～1994）说：“钱学森同志提出人体科学，沈昌同志提出人体科技，一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的，一个是从实践的角度提的，加起来就很全面了，指明了人体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这些豪言壮语表明新的“科学革命”就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谁不想参与这场革命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场“科学革命”演化成另外一个版本，不在此叙述。
　　说到底，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极为流行的神功文化都导源于当初的唐雨耳朵认字，中间有大批自然科学家的功劳。气功师、文艺界、政界和军界人物也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是以科学家的工作为基础的，他们相信科学家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如果说当年于光远的远见不被个别领导人员和社会所认同，他感到有些郁闷的话，那么20多年后，似乎又轮到了对立面的另一方。不用30年，20年“河东河西”就变了。问题是，中国人民从中学习了什么？

诱惑：各种人物登场
　　唐雨的诱惑有这么大吗？我们回到1979年3月。
　　唐雨的功能如果是真的，那么这的确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它将修改我们的许多知识和理论，包括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哲学等。如果那是真的，这的确意味着一场革命，也许不亚于牛顿革命、爱因斯坦革命，至少从“反常”方面看如此。如果谁能构造一种理论，来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那么他或她就是这场革命的牛顿或爱因斯坦！这是怎样的诱惑？它向每一位有抱负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
　　可是，不要忘记，它本身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现象是真相还是假相？即使宏观地说开发人的潜能是可行的，但它是不是目前科学能够探索的？这些考虑，把人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当然还有观望的。
　　据《红领巾》杂志调查组，1979年2月6日唐雨的父亲唐克明问起儿子用耳认字赢钱的事，当即写下“太平天国”字条，唐雨轻松认出。2月15日公社书记李华清碰到唐雨的父亲，打招呼“要把你那娃儿管好。”第二天，胡利发老师把唐雨叫到办公室，用红墨水写“毛主席”三字测试他，唐雨说是一个红沱沱，在场几个老师打开一看，因红墨水未干，折叠时浸成了一片红，于是重写“毛主席”三字晾干后折叠，唐雨没半分钟就认出了。2月17日各大队小学老师到团结公社开会，谈起此事，胡泽举老师愿赌五元，杨凌才老师愿赌20盘炒菜。当晚全体教师到了唐家，加上围观者不下20余人。周兴国老师用不成词的四字“牛打马角”测试，唐雨成功认出。周兴国又用一颗私章测试，唐雨说是红色的私章，但字只认得其中的国字。
　　团结公社得知此事，组织了公社党委委员白道德、文书李华清、医生何详泽等5人到唐家考察。用六、七个纸团测试，最终公社党委相信了。
　　2月18日团结公社正式向县文教局、县科委、四川日报、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接到报告后，县科委何大华、县文教局隆祥海准备对此进行考察，据说前者原在公安局工作，后者也办过案子。2月19日，他们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查访了唐雨的祖宗三代、亲戚朋友以及当地群众有没有耍魔术的，据说确实没有。这次测试，唐雨除了将“遗传工程”错认成“贵付工程”外，其他字条都在9分钟左右准确认出。其中有的字条很长，如“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还有“为四化学文化，学科学，永攀科学高峰。”
　　2月23日县科委向江津地区科委用长途电话作了汇报。第二天地区科委彭树林、地区文教局何林来到大足县进行考察。3月2日地委书记白兰芳、聂荣贵亲自考察，均认为情况属实。随即由地委宣传部、地区科委向省宣传部、省科委写了正式报告。
　　3月6日省长赵紫阳同志听了汇报并指示：“请省科委认定一下，如确有研究价值，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当天，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到江津地委亲自对唐雨作了测试，发现唐雨不仅能用耳朵识字辨色，甚至手指等部分，也有这种功能。
　　3月9日省科委把唐雨接到了成都，住在锦江宾馆256房间。3月10日，省科委主任韩正夫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唐雨。考了“雨”“力学”等字的纸团，唐雨用手一摸就认出来了。
　　3月11日，如前文所述《四川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了，唐雨的住处从早到晚，来了许多人或请求测试或围观，围得水泄不通。为了保护唐雨，省科委决定从3月13日起，一律拒绝接见来访者，专门由四川医学院派专家前来考察。
　　《四川日报》的报道发表之后，“各省地方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消息，《美国之音》作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地位作了报道。”“合众国际社等也对这一奇闻表示关注”。据记者张乃明的另一报道《报春花盛开的季节》，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唐雨耳朵认字消息后，“国内关心科学新发现的同志为之振奋，国际友人发来电报和信件，感到极大兴奋；香港报刊还派来记者进行采访。”香港《文汇报》1979年10月23日报道了大陆“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的研究情况，所依据的主要是《自然杂志》的文章。
　　外界的反应中最有分量的也许是香港《明报》上发表的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文章核心观点为：
　　○大陆学者、媒体对西方国家持续100多年的ESP（超感官知觉）、超心理学（现在译成“心灵学”）等所知甚少。
　　○ESP的学问还处在“幼稚阶段”。一般科学家的态度是，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极少有根本否定的”，但是现在的科学知识还不能提供公认的解释。
　　○“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学问”。以耳认字只是最简单的现象。
　　○西方科学家对此最常规的研究办法是将功能人关在密室内，以按电钮的方式辨认几间房外的纸牌或字母，然后计算概率。
　　○希望大陆官方态度更科学一点，对于还不明白的事物，不妨持怀疑态度，不要过于武断。“‘以耳认字’的真假，本身是一件小事，然而在中国官方处理的态度上，反映出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恐怕还不够现代化，态度似乎也不大科学化。”
　　李学联的短文讲得基本符合实际，反映了他熟悉ESP等在国外的大致研究状况，评价也较中肯。当然他是有倾向性的，认为特异现象本身很可能是存在的。李文其实主要是针对《人民日报》记者陈祖甲的批评文章的，陈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以鼻嗅文”到“由耳朵认字”》，指出用耳认字是反科学的。当时署名“祖甲”。
　　唐雨事件惊动了中国科学界，包括最杰出的科学家。惊动了《人民日报》、中宣部，惊动了胡耀邦等人。

检验：存在与不存在
　　《四川日报》的报道发表后第三天，即3月13日，四川医学院便对唐雨所谓的耳朵认字进行了测试，一直持续到3月20日。在8天的时间里，他们对唐雨进行了25次试验，结果与前面各级领导及媒体的观察结论相反，他们吃惊地发现唐雨在作弊。除6次偷看未成外，其他19次都偷看了纸条。唐雨偷看的手法多种多样，经常变换。署名吴家馼（四川医学院科研处长）、刘协和（讲师，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安负（讲师，眼科主治医生）、陈开俊（科研处工作人员）的调查组报告列出了12岁男孩唐雨的如下手法：
　　○先观察周围形势，见有机可乘才答应“用耳认字”，如监视很严、难以作弊时，就拒绝“认字”。
　　○常用拖延或推诿的战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寻找可乘之机，有时拖上半小时至一小时才开始“认字”。
　　○用手摸字时，像变魔术似的做些动作，故弄玄虚，设法用手指搓开纸团，利用自然光透照或偷看。
　　○用耳听字时，先分散观众注意力，然后将纸团拿在隐蔽处偷看。
　　○如别人当面写字给他辨认，他则站在远处凝视别人笔动，或在别人背后通过腋下空隙窥视。
　　○如在夜间，则关掉灯，待眼睛对黑暗适应后，利用窗外微弱的光线辨认。
　　○用被子蒙着头认字，则躲在被子里，借缝隙透进的光偷看。
　　○所谓到成都之后的新发现──“过电”，即将纸团放在别人的耳朵旁，唐雨用耳贴在该人的背上可以听出纸团里的字，手法是唐雨手中先有一个假纸团，然后以假换真，把假纸团放在别人耳旁，自己以耳贴此人背后，偷看真纸团里的字。
　　调查组由此总结到，唐雨基本上采取魔术那一套，只要认真观察不难识破。他们的调查报告1979年4月3日写出。但是唐雨比杨妹幸运多了。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
　　在1979年，多数人宁愿相信奇迹或者相信报纸上宣传的奇迹。应当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群众是相信报纸等媒体的，而群众并不知道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只知道《四川日报》对奇迹的正面报道。另一方面，在“科学革命”的前夜，人们惟恐落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非但如此，一些民众和科研单位纷纷为“科学革命”添砖加瓦，试图把量变快速推向质变的“关节点”。动机是显然的：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有一份功劳。是否有风险呢？风险极小，这正是某些局内人士非常熟悉的一点：人们只容易记住得证的预言，会很快忘却多得很的胡乱猜测，于是历史上留下了“大量”言中的预测案例。
　　到1979年4月中旬，中国科学院信访部门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信或推荐信。“现在，除四川的唐雨外，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推荐了17名所谓能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大多是由地、县科委或单位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
　　这后一句话非常关键，似乎有中国特色。后来，1995年4月2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杨士勤教授、党委书记吴林教授组织10位专家共同对王洪成的“水变油”发明进行实验和测试，1995年5月8日两位教授向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加盖了学校印章，信中称：“原来加入的水已经转化为碳氢化合物的油。这是事实。”21但是，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领导干部或者大科学家对于魔术并不一定在行，对于识破小把戏可能还不如一般人士。在美国也一样，魔术师兰迪（J.Randi）多次讲过对于“特异功能”不能太相信科学家的眼力，他本人没有什么博士头衔，却能识破许多博士、教授长期无法识破的造假表演。但是中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大学问大、眼力好，而且与官位成正比，在科学问题上也不例外。在他们感兴趣的特异科学问题上，他们更是当仁不让，于是后来的“大师表演会”服务的对象级别越来越高。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对于表演者来说，表演成功的概率越来越高，几乎是百分之百，因为观众期望他们成功，也没有能力识别造假；对于组织者和观众而言，能够组织表演及表演的成功都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事者的品位，如当年法国上层社会的沙龙、舞会等，在思想解放的年代，这还代表着领导干部重视科学，对科学前沿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最弱的解释是，这种表演也是日理万机的领导们的一种独特的娱乐方式、休闲方式，一般来说表演成功，这些来头不小的观众会对表演者有所表示，如奖赏一辆汽车、合影留念、题字等等。而表演者通过这种沙龙活动，还能不断积累“信用”，22下一次外出表演时，就可以加上“我不久前还给某某表演过”。
　　从这种叙述中，可以得知本书作者不相信特异功能现象。这只是一种个人态度，我不要求别人也如此。我持这种观点的根据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任何能够使我个人相信它们的证据，当然这一点儿都不意味着将来有一天我居然相信了，也不意味着他人不可以相信。“特异功能”在逻辑上有那种可能，只是可能性很小。之所以有那种可能性，是因为“特异功能”问题涉及的是“综合命题”，其肯定与否定逻辑上都不必然矛盾，况且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所以我不会仅仅因为某种新学说违背了什么哲学观点或者已知的科学理论而否定它，我可能看重的是这种新东西的说明能力以及它与原有理论的向下兼容性。
　　在首都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对来自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小学二年级声称也能如唐雨一般“认字”的8岁女学生姜燕进行了测试。1979年4月4日姜燕由区教育局和学校老师陪同，到中国科学院信访处上访，声称自己有耳朵认字的本事。4月6日心理学所对她进行第一次测试。由于估计不足，这一次竟然没有察出破绽。原因是，场地布置十分有利于姜燕，让姜燕坐在一横一竖的两张桌子接合处的角落中，导致主试人观察姜燕的动作有困难。但主试人对她有些怀疑。
　　4月19日对姜燕又进行测试，这回让她坐在室内中间，面前不放桌子，四周均有人观察，距离1米到2.5米。在此不利场合下，让她辨认10个折叠多层的带字纸条。“她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做了许多假动作，寻机偷看了5次，另5次因偷看不成未‘认’出。然后，我们又让姜燕坐在靠窗的小茶几前，面朝窗，背向其他人，故意给她一个作弊的机会。在这种场合，她很快完成了偷看的动作，所以全部‘认’出。”23
　　姜燕的作弊手法是，先用手接近纸条，送到耳边片刻，将两只手同时放在耳边捏纸条，故作用耳听认状。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她耳边那只手时，纸条已经转移到了另一只手中，并放在腿弯下或桌下两腿中间，极迅速地打开偷看（有照片为证）。然后将纸条复原送回耳边那只手上，继续装作认字的样子，最后宣布“认”出纸条上的内容。
　　为了获取具体的作弊物证，心理学所的科学家对实验纸条作了一些特殊安排：
　　（1）纸条中有3张夹有细玻璃丝，若纸条被打开过，则细丝会掉出来。结果虽然有一张写着“迷”字的纸条被姜燕“认”对了，但夹在里面的玻璃丝掉在地上，当场由主持人拾起。另两张纸条她说认不出，未打开交回主试人员了。
　　（2）在一纸条里包有痱子粉，纸条上写着“0.5”，姜燕“认对”了，但她右腿上部的裤子上有一片白色痱子粉的痕迹，说明她在该处打开过纸条。
　　（3）所有用胶水粘上的纸条，姜燕都“认”不出来。
　　（4）让她闭上眼睛，别人拿纸条放在她耳朵边，她均无法认出。据此，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测试结论是：“所谓姜燕‘用耳认字’完全是假的。”24
　　后来张宝胜等一系列特异功能大师也表演过类似唐雨和姜燕的“认字”功能。但据中国科普所研究员、反伪科学“四大恶人”之一郭正谊研究员讲，25他所出席的场合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对于表演者制作的密封玻璃试样，郭正谊本人采用一定的技巧（如在暗室用平行光透照）也能成功地认出，当然是在不破坏试样的前提下。郭正谊认为，这种“认出”与特异功能无关，他本人也根本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唐雨、姜燕等人那时可能只是玩玩，但到后来各路大师表演认字的功能时，事情就玩大了，玩出了科学，而且是最高级的科学。
　　但是，事情绝对不会如上面所述那么简单，人们对“事实”的认同差异较大。科学哲学家弗赖克（Ludwik Fleck，1896～1961）对于什么是科学事实，早有研究，可惜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1985年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库出版了纪念文集《认知与事实》，26　收录了弗赖克的7篇论文，也包含了学者的对他的新近研究论文十多篇。据我掌握的材料，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对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影响。这也可以理解，即使在国外，他也属于被重新发现，以中国当时的科学、科学哲学现状，不大可能注意到弗赖克。但科学哲学界关于“观察渗透理论”的介绍，在上世纪80年中期，应当还是有一些的，只是未普及，科学家也大多不关心。心理学对何为事实，自然早就有全面的探讨，但是心理学在中国恰是不受重视的学科。上文提及医学家、心理学家能够持一种较怀疑的态度，并主动采取防伪措施进行测试，这与他们的职业、学科特点有相当的关系。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大夫、魔术师等人在对付声称的“特异功能”现象时眼睛自然比从事物理、化学、工程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的眼睛更明亮一点，不是眼睛大而是见识更多一些，他们更了解人性和假象。
　　前文提到陈祖甲先生的反驳文章。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批评文章，对耳朵认字进行了嘲讽，指出《聊斋志异》的《司文郎》中有一个瞎和尚能用鼻子判断文章的优劣，这当然是荒诞的，而中国女孩探测地下钉螺、少年隔壁视物、最近儿童能用手脚腹认字，同瞎和尚一样，也是荒诞无稽的。陈祖甲先生的论证是这样的：
　　以鼻嗅文之类之所以荒诞无稽，是因为它违背了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写的字只能反射可见光，决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因而只可用眼看，不能用耳听。人之能够看见字，是由于大脑的视觉中心，得到了由眼、视神经传来的光信号。耳朵与视觉是没有神经相通的。这是已经为实验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因此，说什么写的字会发出嗡嗡之声，通过耳朵传入儿童的脑海，‘放出光来’，‘象银幕一样把字的笔划逐一显现出来’，等等，是荒唐的、反科学的。稍有一点科学常识、而又不人云亦云，是决不会上当的。27
　　关于耳朵认字等所谓“特异功能”是否存在，本书作者与陈先生观点一致，但并不认为陈先生当年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当然报纸并不是发表学术论文的地方，该文的动机可能主要在于发出反对声音并从舆论上压倒对方。归纳起来看，陈先生的推理如下：
　　（1）阐述现有的科学是如何对视觉现象做出说明的。
　　（2）所谓耳朵认字等与现有的科学矛盾。
　　（3）所以耳朵认字是荒唐的、反科学的。
　　这是一个逻辑上错误的推理，虽然有时它是对的。对于反常现象，它们本来就不同寻常（先假定如此），那么它们在经验上有可能与常识和现有的科学不一样。在科学哲学上这是一个早就清楚的关于归纳的问题。从逻辑上看，明天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如太阳不再升起，地球不再旋转，大腿可以思维，等等。从逻辑上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可能。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以一定的概率预测未来的事情。比如我们通过现有的科学，可以预测明天地球不再旋转的概率极小，可以说是零，但是仍然不能排除有那种可能。
　　这并不是一个学究气十足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舆论就反映了人们对陈先生文章的不满。以类似陈先生之论证方式否定“特异功能”的，包括许多人，严格说他们都未能使信者不信，反而激怒了他们。“反科学”的用词更是广大科技人员极为反感的。20多年后，人们发现陈先生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他当年站出来抨击一批科学家头脑发热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是他的论证依然是不合格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并总结经验教训。
　　1979年5月18日叶圣陶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他的观点是：“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唐的新闻本来值不得驳斥。可是这条新闻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28叶老的动机及阅历是无庸置疑的，他的结论现在看也是不错的，但是他的论证同样是不合格的。值得注意的是，叶先生除了科学外，还指出哲学上的论据：唯物论，这也是当时人们的习惯做法。经历了科学政治化的洗礼，人们已经了解到，历史上科学与唯物唯心并非有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到了2003年9月30日，一位著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这样论述问题：29
　　在现实生活中，╳╳╳也曾经遇到一些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或者声称可以用耳朵识字，或者声称可以不用打开药瓶就取出药片。他说，我碰到过有人说能用耳朵识字。我不和他们辩论真假，我问他，这个办法用来解决中国几千万文盲的问题行不行？中国有很多文盲，其中个别人能用耳朵识字，作为魔术表演能吸引好奇的观众，能提高民族素质吗？
　　如果这算作论证的话，这种论证无法令人信服，反而容易激怒对方。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在一开始是非功利的，与提高国民素质无关。特异功能的存在性检验或者论证既不能以“存在性”为先决条件也不能以“非存在性”为先决条件，否则就成了单纯的信仰之争。
　　相比较而然，较有力的反驳是于光远先生给出的，如1982年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上的《对两年多“耳朵认字”宣传的哲学评论》。以于先生的地位，一篇文章发表在这样级别的刊物上，本身就说明问题，即当时反对特异功能是相当困难的。于老抱怨到：“‘耳朵认字’宣传已经进行两年多了，除了一开始发表过批评这种宣传的四篇短文外，批评这种反科学宣传的文章发表不出来。各种荒谬的宣传通行无阻。而没有能够发表的见解则受到不指名的批评。什么‘主观主义’呀，什么‘凡是生活常识中难以接受的就是不存在，凡是经典理论讲不通的就是荒谬的’新式迷信呀等等不一而足。有的报刊不发表‘耳朵识字’就被看作不支持新生事物等等。一本书中多少涉及批评神灵科学的，出版社就要求作者抽去才同意出版，有的报刊对发表批评‘耳朵认字’的文章的报道持一种特别‘慎重态度’。这是一种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然而却是事实。我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改变。我认为‘耳朵识字’这类反科学的宣传应该停止，它所造成的坏影响应该得到澄清，而在这里解决哲学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干部和知识界对哲学问题解决之后，群众中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30
　　这段话反映了这样几个要点：
　　（1）当时一边倒的大趋势很难逆转，相信“特异功能”的人取得到了绝对的优势，而于光远恰处于反对阵营中，他在争论中处于劣势。20多年后形势又变了，那是后话。
　　（2）于先生对媒体的管制或者“慎重”表示不满。其实，不只是他这一阵营如此，当时已取得竞争优势的赞成“特异功能”的一方也对媒体不满。这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科学、哲学、政治密切结合，不可能孤立出一个清纯的科学领域。并且无论事件本身有多复杂，必须统一认识，一时一刻只允许一个声调，人民群众必须相信这样的一种声调“当下永远正确”。事后可以更正错误，但不变的是“当下正确”，而纠正过去的错误更加证明当下正确。
　　（3）于光远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词语，虽然用起来起劲或者自己以为非常自然，但效果并不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任何这样的术语都会令人联想起政治运动。虽然于光远本人可能根本没有那层意思，但语言、语词是社会的，其意义与意象经常不由本人说了算。实际情况也是，据许多人事后反映，“反科学”的用词把一些旁观者推向了敌方阵营，本来一些人持中立的态度，一听到有人抛出“反科学”的用词（或者叫帽子），以为又来“运动”了，中国百姓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再来“运动”。相反，另一派的宣传策略某种意义上却深得人心：将自己置于被动的角色，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励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相比之下，两大阵营哪一个更有竞争力？
　　能吸引大众，并不意味着更占有真理，好比卖得多卖得好的商品未必是质量好的，营销策略和技巧很关键。20世纪80年代初，特异功能派与反特异功能派的公关成绩，甚至可以以100∶1来估计，即前者大获全胜，少数怀疑论人士面对集体狂热的大潮也只能忍气吞声，空生慨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表面上看，支持特异功能的一派似乎更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思想解放。科学研究是要解放思想，但不是起哄，就算有革命，也不是一经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就能做出的。1979年中国科学界发生的事情就像1958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大跃进”。1958年的“大跃进”，不能说动机不好，1979年开始的“特异功能”热也如此，不能说支持特异功能的人动机不好，在那时如此，现在回头看依然如此。
　　（4）于光远深知，从科学角度与对方论战不是自己的长项，31他转而从哲学上立论。32他有一个不准确的估计，以为普通的人民群众、科学家有很高的哲学理解力。于老还乐观地以为先从哲学层面解决问题，再在科学层面解决问题。这同样与当时的社会大潮相佐。当时哲学的地位几等同于政治，而政治几等同于压制。一些科学家在那之前深受哲学之苦，内心里就怕哲学。当然，哲学依然是哲学，哲学的智慧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人们可以操纵哲学、塑造哲学，但不能消灭哲学，蔑视哲学的人等于没有头脑（对于科学，也一样）。从哲学的角度看，于光远的高远见解，无法为普通百姓及他的对手所理解，应当说于的哲学训练显然高于对方。但是，好的的哲学未必就能自动获得能量，相反在那种形势下，它败给了哲学盲。这正如科学未必在每一件事上都实际战胜了迷信一样，有时迷信更受百姓的欢迎。

《人民日报》面对压力
　　耳朵认字事件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对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一天前的信访简报写下批语：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方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33
　　此前中宣部《宣传动态》1979年4月12日也指出：对于耳朵认字一类奇闻，“即使确有其事，在未作出科学的鉴定之前，如此公开宣传，也是不妥当的。”
　　后来胡耀邦还对相关问题作出过明确批示。这些表态都明确表明，胡耀邦所领导的中宣部对当时科学界一边倒的狂热有冷静的判断。胡耀邦从宣传角度所作的批示，在政策和策略上是恰当的。胡耀邦的批语中还对中国干部的水平作出了现实的估计，即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不太高，在四化建设中类似的事情在全国一定有不少。
　　1979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四川医学院调查组签署的报告指出所谓大足县一个小学生能用耳认字纯属弄虚作假。同时《人民日报》情况简报中也指出，北京第二医学院、新华社、《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的一些同志，分别对一些儿童进行测试，证明所谓耳朵认字等“完全是弄虚作假”。“天津和石家庄有两名本人也承认这不过是魔术。”“据读者反映，1975年在东北有过类似的人物，经一位80多岁的老魔术师把其中的奥秘揭穿了。”34　相信，以前这类江湖技艺也时有表演，但为什么都没有像唐雨事件这样引起轰动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时势”有关。如前文已经指出的，1979年中国已经到了“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已经准备迎接“科学的春天”，唐雨事件恰逢其时，如流行病一样势不可挡。流行病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流行（如SARS），“特异功能”也如此，它们都要等待时机、“气候”。
　　回想一下当时的中国政治运作方式，作为中宣部的部长已经作了如上的批示，下级单位一定要有所表示，除非胡耀邦立即下台。虽然下面仍然有不同的认识，但也必须照办，至少口头上要服从。于是，有了一连串的“自我批评”、“检讨”。但这些东西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就不好说了，从后来的事情演化看，许多检讨只是应付差事。《四川日报》给省委宣传部的“自我批评”中有这样的句子：“本报3月11日刊登了‘耳朵认字’的新闻后，一些报刊电台转载或广播了这个新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和省委宣传部及时批评了这个报道的错误，使我们深受教育。”还有如下有趣的句子：“在我们报纸上出现这种错误报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报纸编辑部的领导思想上残存资产阶级‘猎奇’的新闻特点。”35很难说这则自我批评有多深刻，因为它并没有指出他们是如何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的，即没有给出科学说明。而且把原因归结为“猎奇”也是不准确的，虽然有这方面的因素。记者或者地方领导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为科学做贡献”的考虑，他们自认为是非常真诚的、善意的，这与新闻上的单纯猎奇还有根本区别。也就是说，更根本的方面在于科学认识论或者科学方法论，涉及到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假科学。当时的情况更像“无知+真诚”，这是一个颇难应付的组合。它们的演化，容易导致逆反和固执。
　　1979年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也向中央宣传部作了报告：“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川报发表耳朵认字的消息是我同意的，这是草率的表现。应该由我负责任，报社和下面单位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经省委研究，同意川报编辑部提出的处理意见，同时，采取适当方式将杨超同志的表示转告县以上单位。”36
　　如此看来，耳朵认字事件就算平息了。其实事实远非如此。检讨只是为了应付中宣部。
　　不久后，唐雨的家乡又掀起了测定特异功能的热潮。1979年9月3日和4日，江津地区科委副主任高万秀和大足县科委、宣传部、文教局的同志一同又在团结公社对唐雨进行了测试。9月5日，10月5日至13日，10月24日至26日，先后又有大足县团结公社党委书记、江津人民医院、成都《红领巾》杂志等不断对唐雨进行测试。测试次数达20多次。这说明地方领导和科教部门的认识问题没有解决，这当然是正常的。
　　1979年11月12日唐雨的哥哥唐可飞写信给中国科学院说，凄怜的唐雨，12岁的孩童，受这不白之冤，令他们全家人日夜不安。他的信还委婉地指出，一组又一组的没完没了的测试给唐雨一家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他的信再次肯定唐雨耳朵认字是真实的现象，希望中国科学院深入研究。1979年第11期《红领巾》杂志发表少先队员唐雨的来信，阐明自己不会魔术，否认自己作弊，并说明中间有一段时间他的特异功能失灵，8个月后，功能又恢复了。最后唐雨说：“我希望那些批评我的人，都亲自考考我吧，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37
　　1979年12月5日天津《科学园地》发表署名江津行署科委黄侃如，大足县科委王大用，《四川日报》张乃明，《红领巾》杂志社赵明、郑家声、何五全、贺启富的短文，结论是：“我们认为唐雨用耳朵识字辨色是客观存在的，其科学原理值得探索。”同时该刊还发表了“分量很重”的一组文章，为前一段的否定性结论“翻案”看来不可避免了。
　　12月5日这一期上有《探索新的课题：访宣城有特殊感官功能的“两姐妺”》一文，编者按说：“本文是今年4月底采写的，由于某种原因，今天才能发表。”显然是指4月份中宣部有批示，特异功能宣传受阻。那么到了12月份，中宣部的批示为什么无效了呢？为什么那时不能发表，现在就能发表了呢？
　　还有北京大学陈守良、贺慕严的文章《人体确有特殊感应机能》，发表了对王强(13岁)王斌(11岁)姐妺的测试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钟秀的《要有科学精神》指出：“科学精神，不仅应当包括老老实实，不弄虚作假，还应该包括尊重实践，勇于探索和创新。如果没有后者，就无法使科学大大踏步地前进。”“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原理告诉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事实，勇于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现在正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这种精神！”
　　这些讲法都没错，都铿锵有力，问题是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实践？而恰恰在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实践问题上，争论双方有根本分歧。
　　哲学的论证被认为是苍白的，据说要听科学家的，只有这样才算尊重了科学，才算有科学精神。可是，科学家作为专家，就一定比他人，如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等，更了解科学、更知道科学的实际运作吗？这样的问题一值潜存着，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争论著。由二分法可以容易划分出两类观点，但是任何一种极端的观点都会导致荒唐的结论，都会危害科学与社会的发展。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民日报《从“以鼻嗅文”到“由耳认字”》发表后，有叫好的，更有漫骂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5月5日，在随后的3天中，报社收到大量电话，占了报社10条电话线的8条。据说，经统计有半数读者认为《人民日报》的文章有科学根据。但同时“他们说你们和其它报纸都是党的报纸，不知道哪一个正确，如果能发表一个调查报告就好了。”38
　　有一些读者拿《北京科技报》与《人民日报》作对比，两家的说法正相反。“少数亲自试验过的读者，对本报(指《人民日报》)提出质问，认为本报的文章‘不符合事实’，不‘实事求是’。这些人包括安徽的万应平、首钢的姜子顺、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等。一个自称309医院秘书科的范杰，在电话中大骂：“《人民日报》是国民党报纸，跟‘四人帮’一样，骂本报发表文章是反动的，作者是‘蠢猪’。《首钢报》的谭久春和王建国在来信和电话中，攻击本报发表文章‘与林彪、四人帮’的做法毫无二致。”39
　　以上引自《人民日报》科教部当年整理的材料。5月29日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编的《群众来信摘编》中指出。陈祖甲的文章发表后4天中，共收到74封读者来信，“大部分读者看了文章感到糊涂。”“有的读者认为祖甲这篇文章太霸道，不摆事实、讲道理，就扣帽子，叫人无法接受，对待学术问题，应该持慎重态度。”“有几个‘用耳认字’的目击者对祖甲文章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用假科学代替科学，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40
　　可以想见，陈祖甲先生当时面对着多大的压力。陈先生的那篇文章，在1996年编辑《伪科学曝光》时重新收入，十多年后再读，语境变了，陈先生的文章在对手看来也不那么刺耳了，支持者更不用说。但是在1979年，情形完全不同，陈先生的勇气和判断力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事后我们也会提出一点点小意见：那文章的写法显得太硬了，容易激起本可避免的群众情绪。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发出一篇批驳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是相当困难的，陈先生那样挖苦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也不可能要求陈先生摆出全部事实，因为何为事实本来就有争议，而且即使揭露了一些声称的事实不过是做假，仍然有一个接一个声称的事实推上来，这种“人海战术”充斥了随后十多年的特异功能科学研究。陈先生处于逻辑上不利的地位，他试图要论证不存在什么东西，但是逻辑上这是不能做彻底的。相反，声称存在什么东西的人处于主动地位，他们可以不断出“新人才”，证伪了一个还有下一个，倒下一个却站起来一大批！
　　当时告状十分流行，“上访”是指民间的告状，有一定身份者告状可以直达最高领导。全国科协书记聂春荣和卫生部中医局的吕炳奎1981年10月5日写信给王任重，1982年3月25日又写信给胡耀邦，反对于光远。那时中央有一个思想工作小组，成员有7人：胡乔木、王任重、周杨、于光远、朱穆之、华楠和邓力群。聂春荣打报告到这个小组，状告《人民日报》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小组秘书邓力群批了“这件事是否在思想工作小组议论一下？”王任重划了一个圈，写上“赞成小组议一下”。公文传到于光远处，于写了一句：“我赞成在小组里认真彻底地议一下”。公文传到胡乔木那里，据说怕争议起来，就批了一句：“此事就不谈了吧！”于是这个思想小组没有受理聂的状告。41
　　但抗议《人民日报》并没有结束，国防科工委的张震寰出马，直接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寄来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绩伟同志并人民日报党组：我们素不谋面，但《人民日报》是天天见面的。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后世就什么也说不上了。读了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深为你们惋惜。”末尾是：“如果试验成了，我们就要求平等待遇，在《人民日报》上照样登载，你们已经写了‘赵王鼓瑟’，我们要求登‘秦王击缶’，这，我们已屈‘尊’了。”42
　　看得出来，敢于如此对待《人民日报》，想必心中确实不服，而且有一定胆量。
　　最终胡耀邦看了张震寰和胡绩伟的信，1982年4月10日写下一个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19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然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43
　　这里胡提到1979年有过三个批示，但据于光远讲，只找到了两个。除了上文提到的1979年4月24日的批示外，另一则是1979年11月8日的批示，直接写在《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和腋下认字》的文章上：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44
　　胡耀邦的话可谓语重心长。在现在看来，从宣传部门的角度考虑，也是十分恰当的，实际上许多领导干部至今没有达到这种认识水平。他强调了几点：
　　（1）不干预科学界的事务。
　　（2）科学界可以研究特异功能，但不能随便宣传。
　　（3）即使所谓的“特异功能”里面存在有价值的东西，中国百姓可能也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国情决定这必定增加人们的迷信思想。他似乎预言到了以后的事情。
　　（4）他希望宣传部门把关。但是他们岂能把得住。连胡耀邦本人3年后都说“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下面的人根本挡不住。
　　可见特异功能“科学”的力量有多大，在一定的时候，它作为一种现实科学（real science，齐曼的用语）在中国竟然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有人事后诸葛，以为当初的人体科学从来没有成为正统的科学，也不应当成为科学，其实那种认识只是一厢情愿，是用今天的观念修整历史、过滤历史。更重要的是，那种理想化的科学观，把科学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看到科学本身的话语权。
　　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更深一层考虑问题。胡耀邦当时的处理意见也仅具有局部合理性，按照这种“堵”的思路，不是一种“对话”的思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它只是隐藏问题。如果各方能够畅所欲言、平等自由争论，各方还会有那么大的怨气吗？

上海会议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真正促使潮流逆转的是1980年2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它由上海的《自然杂志》“应有关方面的要求”召开的。北京大学、北京师院、北京航空学院、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北京中医研究所、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安徽师范大学、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理研究所、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有关教授、科技工作者及有关领导干部与会。后来有人说这不能算科学会议，其实，这是标准的科学会议，只是现在看来形象不佳而已。
　　这次科学会议宣告了中华大地特异功能热的真正到来。注意这里的“科学”两字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那个会议好像不科学。当时，那个会议是以科学的名义召开的，也确实是事实上的那时的科学，反映了那时的中国科学。
　　在上海会议之前，上海的《文汇报》在1980年1月29日就造出声势，发表了《不做请求鸭嘴兽原谅的事》。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茫茫宇宙，千变万化，错综复杂。在昨天有许多未被我们认识，甚至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今天经过一番研究，却证明是科学真理。”这显然与时代气息一致，仍然在鼓吹解放思想，这当然是对的，但作者的用意却是借恩格斯当年讲的一个笑话，各打50大板，实际倾向于相信耳朵认字，强调科学无禁区。
　　上海会议开到第三天，1980年2月6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就报道了会议的进展。指出有来自各地的12位（也说14位）儿童和青年在科学会堂举行的“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当众”接受科学家、医务和教育工作者的测试。无疑，“当众”是作为正面词汇使用的，以表示表演的可信性，实际上我们知道严格的科学实验“当众”做可能做不好。文章指出：“北京市王强、王斌姐妹俩的功能特别强，她们一口气做了六、七个高难度的测试，无一差错，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他们惊讶地说：‘真奇怪，真奇怪！’‘妙，妙！’”45
　　同一天的《解放日报》还有一篇《奇异的功能：耳朵、腋下认字辨色目击记》，当然是描写当时表演的盛况的。
　　3月11日，《中国新闻》发表报道《十二位儿童和青年当众以耳朵、腋下认字辨色》，也做了正面描述。同时这一天的《中国新闻》发表了署名张风的《耳朵认字，轰动上海》的上篇，第二天发了下篇。只需看一下小标题：十四“神童”大聚会；科学会堂显“神通”；老院长面试唐雨；奇迹大奇，并非罕有；奇妙的图像显示过程。
　　老院长指的是上海第一医院眼鼻耳喉科医院院长吴学愚。据说他原来是不相信耳朵认字的，但会上“一看”，“心潮起伏，无法平静。世上竟然有此等怪事，在这些‘神童’之前，现代科学变得如此无能！”46“回到家中，吴院长请老伴和女儿写了几个纸片，下午就匆匆赶到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会址建国饭店，要求当面测试。”
　　当然，老先生如愿了，孩子们“认出来了”，他放弃了以前的科学，激动地说：“这是真的，决不是偷看。”“孩子们教育了我。我在事实面前，举手投降！”47
　　文章中说：“吴学愚教授这种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态度，使代表们大为感动。”
　　如果原来的科学观是如此容易抛弃的，那么说明先生并没有理解现代科学。48
　　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无线电系副系主任王楚教授等提交了一篇论文，指出特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他们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实验表明，在44名未经挑选的十岁左右的男女儿童中，经过诱导，发现16名儿童具有此种功能，占40%。他们认为：这种功能‘可能是一种处在潜在状态的生理机能，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49
　　特异功能科学的热潮，从上海席卷到北京。
　　2月13日《光明日报》正面报道了这个会议，标题是《为什么耳朵能认字辨色》。
　　2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人体的奥秘：体肤能认字辨色一事千真万确》。
　　更值得指出的是《工人日报》于2月27日发表孟东明先生的《耳朵认字目打记》，小标题有：唐雨、姜燕再显“神通”；王强、王斌姐妹夺魁；百家争鸣初探“神机”。之所以在众多报道中提到孟先生，是因为1995年孟先生作为《工人日报》的副主编领头向人体特异功能“发难”(为此受到了总工会的批评)，打响了反伪科学的新一轮战斗。后来孟先生荣获“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奖金一万元。
　　不过在1980年，孟先生的报道却是另一番样子：“把这项研究深入开展下去，它对生物中生物活动的研究，对仿生学的研究，对医学的影响，对信息的传输、存贮及诱发盲人的功能，对梦、幻觉、遥感、预感等特异现象机理的开拓，都会有重大的意义。”50
　　孟先生是如何转变的，这是本书作者非常想知道的，为此曾与孟先生交谈过，有些细节还不便于公开。其实，转变也不奇怪，人人都可能转变，司马南（于力）也是转变过来的。有往这边转的，也有往那边转变的，如下文的解强同志。交战双方，“走马换将”，似乎也不离奇。
　　作为第二党报的《光明日报》以张风的文章《奇妙的信息》为特异功能的存在性定了调：
　　随着“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之举行，有关这方面的真伪之争，已经大体上告一段落。现在人们关心的是：此中的科学原理何在？由于我国科学界对这种特异功能的研究还刚开始，国外虽早在研究，也由于此项课题所特有的高难度，至今未闻有重要的突破；目前要科学地解释此中的奥秘，还不可能。但仅就这次以上海《自然杂志》为东道主的科学讨论会上所见所闻，就有不少大开眼界、深受启发的珍闻。
　　从会议邀请前来作测试与实验的十四位九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少年来看，他们的头顶、耳朵、腋下、背部、手腕、手指、膝弯以至脚趾、脚底，都不同程度地能够辨形辨色，有的以腋下功能最强，有的则以手指灵敏度高，有的还能在几个部位同时辨认试样。
　　在二月四日到十日的会议期间，这十四位青少年作了十场当众测试，二千多位科学、医务、教育、新闻出版界人士亲眼目睹了这种人体奇能。加上个别的、小范围的观测，十四位青少年平均每人作了一百次以上的测试，辨认的正确率一般在百分之八十左右。”51
　　文章结尾发出了号召：“‘耳朵’给我们带来了鼓舞人心的信息。我们已经瞭望到科学新大陆的琼楼玉宇。莫迟疑了，破浪向前，舍舟登岸，此其时矣！”52
　　《光明日报》发出这样的号召，想必还是有影响力的，它最起码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另外争论双方也都希望从党报中读出（揣度）“弦外之音”，那么此时的弦外之音可能是什么呢？

于光远的一个兵：邓伟志
　　邓伟志（1938～　）先生当年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名气颇大，虽然后来“四大恶人”中没有他，但按当时的标准，几大恶人似乎应当有：于光远、陈祖甲、邓伟志、叶圣陶等。
　　1979年邓伟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编辑，负责编辑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邓是7个编辑之一，按姓氏笔划为序他排第三。他平时工作在上海，但那一年他跑了11次南京大学和紫金山天文台，1979年7月始，又在北京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委党校办公，8月上旬随上海《自然杂志》的一位编辑参观了王强、王斌姐妹的特异表演多次，发现不少问题。据邓回忆，前后看了5次。1979年底，《文汇报》向邓约稿，请他把观看表演的情况写出来，活跃一下版面。于是他以“邓天纵”的署名写了《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只是想偷袭一下”。53而《文汇报》主编马达却说，人家《自然杂志》的主编贺崇寅说耳朵认字是真的，用了真名，邓伟志说是假的，为什么要用假名呢？不过，邓先生的本名就叫邓天纵，也是他最喜欢的名字。在战争年代，为了回避国民党的耳目，便改用了邓伟志这个名字。建国后曾想恢复，因手续麻烦就没有变。但邓还是听了马达的建议，文章1980年1月7日发表时用了“邓伟志”这个真名。
　　邓本以为此文章只是在“耳朵热”上滴了点冷水，不料却捅了马蜂窝。在一个多月中，他收到100多封信。“特异人”恨他、支持“特异人”的骂他，相信“耳朵认字”的指责他。54《首钢报》的黄安说邓的文字是“放屁”、“梦呓”、“混话”、“流氓无赖”、“赚稿费”。55还有匿名信，诬邓“见不得阳光”。
　　邓的文章一共6小段。第一小段中指出：“五次的观感颇不一样，有个‘否定──肯定──否定’的曲折过程。总的印象是：不看不相信，一看就相信，多看又不信。”
　　后面就详细描述了他的三部曲。结论是：“她们认得出，恰恰是运用了眼睛的功能；认不出，是因为很难施展眼睛的功能。可是，她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有时认不出，或是因为情绪不好，或是因为腹中饥饿。有些学者也同意这种说法。”
　　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自然杂志》编辑部及主编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目前我只见到6月15日《自然杂志》编辑部的答复，这之前对邓的《文汇报》文章是否有答复，还不清楚，依邓伟志1999年的《伪科学批判记》好像中间还有答复。
　　“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我又于1980年3月5日致信国家科委：《吁请科委鉴定耳朵认字》，并建议制定科学法。”56邓这一告，算是告正了，因为于光远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邓在致科委信的附件《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中指出：
　　(1)“所有有关耳朵认字会议表演成功的报道，都没有报道按会议议程所作的那次表演。所有有关会上表演的报道都是报道会议议程外的表演。原因是按照会议议程的那次表演全部失败。”57于是，他提出质疑：“新闻报道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为什么报喜不报忧？”
　　(2)“对会外表演的宣传是不科学的。现在很多报纸讲：耳朵认字已不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是在承认事实前提下，如何研究的问题。可是，事实不是这样。”最后，略微将了上海主管部门一军：“宣传要有趣味。但一味猎奇，捕风捉影，就不好了。事实终有一天会出来说话的，到那时就被动了。据了解上海是发表耳朵认字文章最多的，又听说上海已有6人能耳朵认字。那就应该组织各方面力量鉴定一下，看个究竟。”58
　　邓要求鉴定的请求似乎非常正常。但是这种要求直到20年后也没有完全实现，1999年我还参加过两次关于“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的筹备会议，其中一次是在北京魏公村中国科协的会议室。伍绍祖等高层领导也都有指示，双方好像都认真地坐下来动真格的了，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哪有那么容易，最终不了了之。
　　邓的建议和附件6月15日受到《自然杂志》编辑部的强烈反击。说邓没有起码的调查研究，“凭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就作危言耸听的反映和全盘的否定，信口开河地来欺骗领导实在是骇人听闻的。”59答复的核心只有一句话：邓本人没有出席在上海的那次会议，一切都是听来的，而且没有一件是真实的，是杜撰臆造。最后说：“事实胜于雄辩，科学终将冲破重重阻力[而]前进，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显然《自然杂志》以科学自居，相信真理在手。
　　可惜，从那时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情况如何呢？你我都知道。也许时间还不够长，再来20年、200年如何？我想，两种科学都将存在，有人说了只有一个是对的，直观上我也相信这一点，但是理智上我们难以分出对和错，更不能简单地说谁是伪科学，至少我们心目中的伪科学一方坚决声称在搞科学。
　　问题也许不在于自己说什么，争到了“科学”的名份，我们也不会就认为它一定是好东西。有人不断叫“我这个东西可是真科学”，有谁主动说“我这个东西是假科学”的？
　　邓伟志反映的情况到底是否真实呢？后来，署名《文汇报》洪东流的文章《上海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观察记》，分别描述了王强、王斌、黄红武、谢朝晖、姜燕表演的经过，完全证实了邓的说法。60文章还描述了两个有趣的插曲：何小琴自荐“腋下辨字”。这指的是在前面几位小朋友表演处于尴尬时，一位小女孩自己拣了一个暗盒放在腋下，声称已经辨认出盒中的字。“对她这种自告奋勇的精神，大家投以敬佩和期待的眼光。”61但是在一旁监督的人嚷起来了：“胶盒启封过了，封蜡已经没了。”第二个插曲是，作者洪东流有机会用自己封在牛皮纸袋中试样测试唐雨，封口是用浆糊封住的。因为不撕开的话，无法取出里面的纸片，洪东流也没有监视唐雨，注意力全放在观察王斌等人的表演。但过了一会，唐雨把试样还给了洪先生，表示辨认不出来。
　　1981年12月19日邓伟志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目击记》，讲述了1981年8月26日上海科学会堂举行的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表演。邓与五届人大上海代表姜春华都在现场。邓递上一只透明密封的玻璃瓶，里面有一个折起的纸条，但管口是通过烧结封住的，不打破是无法取出其中的纸条的。
　　邓表示，如果有特异功能人认出来了，他“愿意检讨，改变观点。今天来了许多新闻单位，谁报道我的检讨都行”。当时观众活跃起来，报之以掌声。在掌声中邓把试样交给主持人，等待第二步辨认。但是左等右等也轮不上，邓上前催，主持人示意等一会就表演，一直等到最后也没有辨认。最后邓把试样留给主持人带走，并说：“你把这管子拿去，任何人认出来，我都愿检讨。”62那主持人答应了。半个月后，邓与他在《自然杂志》社见面，这时那主持人的身份已经由全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筹委会变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了，这位再也没有提起玻璃管的事了。
　　邓在耳朵认字上已经得罪了《自然杂志》和特异功能的倡导者，但不久邓再次触怒《自然杂志》主编贺先生。当时《自然杂志》声称，用磁化水可诱发禾本科植物长出根瘤菌来，有论文还有照片。邓回忆说：“我想：这家刊物不对了。怎么老是搞些用荒唐冒充科学的文章？再这样下去，名字这么好的杂志岂不是要被少数领导搞夸了？我们作为读者一直寄于厚望的科学刊物岂不是成了伪科学的阵地？”邓忍无可忍，于1981年9月1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婚姻瘤及N射线》。这当然惹怒了《自然杂志》。这时有人传出话来：那项科研成果马上就要通过鉴定，“通过后，贺先生将同发明者一起对你(指邓)起诉。”63　还有人扬出风来，有领导支持贺主编。
　　事后，也没有听说鉴定的事，《自然杂志》和市领导也没有把邓怎么样。邓有一点言中了，《自然杂志》那一阶段的声誉确实下降了。
　　1981年5月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重庆召开，全国有260余代表出席大会，省委书记主持开幕式，中国科协书记处领导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报告，会上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选举贺崇寅为召集人。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组织起来了，相比之下，反对耳朵认字、反对透视、反对天眼通和意念致动及心灵传感的人，则比较分散、活动也少。实际上一些人从思想上认为那些把戏“不屑一顾、不值一驳”。但于光远认为应当认真对待。五个月后国家科委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邓伟志成了联络组的成员。后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调来一位青年人与邓一起工作，“他一来就流露出对耳朵认字半信半疑的心思。不久，他就说自己的小女儿也会耳朵认字。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他要于光远看他女儿表演。于老的‘老眼’并不‘昏花’，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他很不高兴，极力袒护自己的女儿。于是他就离开了小报，投向人体特异功能的总后台──另一家科学机构的领导人。”64据说另一家喜出望外，马上利用这人做著名心理学家、院士、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潘菽的工作，希望他也相信耳朵认字。此前潘菽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曾通过周密的实验揭露过徐州的董小四和北京的姜燕的特异功能，认为纯属弄虚作假。说了半天，于光远身边这位反水的人是谁呢？邓伟志的书中没有讲，但可从张震寰的文集中找到：“他的文章没登完，第六部分还没有看到，他说从哲学上解决问题（聂春荣：实际上他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我们不一定同他计较了，我们要准备好实验同他较量。解强的女儿诱发出特异功能后，不跟于光远干了。”65于是，“反水”的那人就是解强。
　　于光远组织的联络组分配给邓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编辑《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编辑部由于光远挂帅，兵则只有邓一个人。有趣的是，编辑部就设在于光远的家中。“于光远管我吃，管我住。当然，公开的地址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地址。”当时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秘书长是钟林先生，他支持反对伪科学，后来的理事长龚育之更是支持。钟林从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抽调一位女同志协助工作。材料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保育钧安排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制。这份资料“从言论到消息，从通讯到专访，从历史资料到翻译资料，编、采、通，都是一个人，既有旁敲，又有侧击。”66
　　另两项任务分别是：到长春和郑州调查；处理人民来信。

“特异功能”研究走向建制化
　　1983年，经有关部门批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申漳写过一部有趣的书《天惑》，从相信者的阵营中坦率讲出了那段历史。他指出，人体科学的最主要支持者是钱学森和张震寰。“在于光远这样权威人物的严厉批判下，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人敢于对抗这种批判，敢于扛起支持的大旗，恐怕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在中国早已夭折了。”67申漳还指出了一个关键点：“钱老相信特异功能，主要来自相信科研人员的实验。他还曾派秘书对张宝胜及有关实验作过严格考察。”68
　　上海会议后，耳朵认字引发的科学大跃进已经全面拉开，争论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阵地，该表态的也都表了态。这期间钱学森与于光远的争论尤其精彩，为科学史、伪科学史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69支持特异功能研究的队伍中另一重要人物是张震寰，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读过一年，后参加革命，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后来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在有于光远等反对者批评的形势下，张震寰将相当大精力用于争取社会的承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掀起气功热。凡是特异功能人和气功师，只要能找到他，他都会尽力支持。他支持过严新等许多气功师；也曾受过张香玉等气功界败类的蒙骗。气功界的人士说，他的心肠太好，太轻信人了。由于张震寰等人努力，在中国确实掀起了气功热。”70张震寰对气功热也确实寄予厚望：“当前，气功的热潮正澎湃于华夏大地。关于‘气功态’的多方面的实验观测，大大地开阔了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不同层次上气功效应的实验证实，更把人们推向一个巨大的、充满希望的未知领域。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性的气功实践，给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效益和影响。”
　　张震寰将军为人坦荡、直率、光明磊落，他对于光远和《人民日报》不满，就直来直去。他对特异功能十分相信，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有利于中国和人类文明的大好事。1988年他在天津市人体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到：“我们认为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千真万确的！(鼓掌)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遵守不遵守这一条？遵守。谁来遵守？我们大多数人遵守，你(指于光远等人)少数人不遵守。下面遵守，上面不遵守，这叫不叫要科学性呢？所以对所有人，都要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尺度来衡量，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你不坚持的，差一点儿。将来去打分，也不能说不是啊，他别的方面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异功能这一方面他不够格，所以我们要坚持这样做，我们理直气壮地这样干，是有着事实根据的，也有着科学根据的。”71张震寰甚至到了对任何奇异的东西都抱有希望的程度，“温宗嫄同志给辽宁辽阳来人试呼风唤雨的事，仔细了解一下，看他们需要什么条件，如能在北京办，在最严格的条件下，找少数人，看看年底行不行，别先定框框，我确实看过腾飞，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要采取积极的态度。”72又如《中国当代预测家》中有一节“张震寰、李之楠面试陈鼎龙”写到，张将军对陈鼎龙的“手纹唯象学”感兴趣，竟然取消原来的约会，原准备返京的飞机票也一摆手：“退了！”陈鼎龙的助手张成还当场给张进行了手相占卜。书中写到，张将军“问钱”，签曰：“你问的是两财。一笔在东南，一笔在南方。”张说：“没错。”73
　　人体特异功能或人体科学研究的建制发展经历了三人小组、四人小组等。在张震寰之后首先有伍绍祖。他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曾任全国学联主席，给王震副总理当过秘书，后在国防科工委任参谋、副局长、副主任，1985年时任政委。“他联合了中宣部和安全部两位负责人，共同向上层领导写了信，阐述特异功能在科学上的意义，以及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潜在的可能应用价值，毛遂自荐由他们三人组成小组来负责特异功能研究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了有关负责人的批示和同意，从此有了三人小组。”74这3人中有伍绍祖，另俩人是贾春旺和滕藤。
　　1987年，3人小组扩允为4人小组，增加了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郭当时兼任国务院科技办副主任，习惯称他郭主任。“当时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和科技办的同志共同制定863计划。郭主任对特异功能研究感兴趣的信息传到了三人小组那里。三人小组希望能扩充为四人，增加科委负责人，为此向有关方面写了报告，得到上层批准，科委主任宋健指定郭主任代表科委参加四人小组。”75钱学森和张震寰担任了4人小组顾问。根据钱学森的推荐，组建了专家组：组长是507所所长陈信教授，成员有北大生物系教授陈守良、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赵南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林书煌、507所张宝胜课题组负责人王修璧教授、高能物理所教授陆祖荫等人。1990年，4人小组又变成6人小组，增加了卫生部长陈敏章，科委领导李绪鄂。这时才有了“组长”一说，伍任组长。之后小组又扩充到9人和10人，增加公安部白景裕，财政部刘积斌(副部长)、武警左印生和王文理、经贸委杨昌基等。
　　对比而言，反对特异功能的一方力量实在单薄。不过，双方的阵营确实是存在的，只是一方明显胜出而已。76
　　当时反对人体特异功能者主要有于光远、邓伟志、严济慈、周培源、李昌、潘菽、张香桐、马大猷、茅以升、洪朝生、叶圣陶、吴明瑜等。支持人体特异功能者，更有一长长的名单，此略。
　　双方人物都有一定学术背景，来头儿均不小。那么，从1979年开始的唐雨“耳朵认字”以及后来的“神功异能”表演到底是真是假？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可以让争论的双方都确认什么是事实呢？可能没有人声称自己不尊重事实，而“事实”本身是复杂的，在一些人眼中作为“事实”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它们可能根本不是“事实”。如果关于什么是事实双方或者多方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各方应当怎么办？
　　这就用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了。

注释：　　
　　①关于科学革命可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库恩，《哥白尼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科恩，《科学革命史》(原书名《科学中的革命》)，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1978年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是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6月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马立诚、凌志军写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在讲第一次思想解放时用了7个标题，其中有三标题包括“思想解放”字样：1)“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2)“思想解放带来人的解放”；3)“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其中小标题中还有：“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当时“四人帮”刚被打倒，人们把一切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切怨恨都发泄到了“四人帮”身上。那时最受欢迎的歌是《祝酒歌》，最时尚的下酒菜是水煮螃蟹(享受着“看你横行到几时”)，《交锋》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烟头掉在被子上引起大火，竟不幸丧生于火海。与思想解放相伴的是“平反”和“拨乱反正”。然后就是对未来的美好展望、憧憬。北岛在诗中说：“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1979年3月号《诗刊》)这时，唐雨的故事也就快出笼了。
　　③在旧中国的1947年，四川石柱县桥头坝村出了一位杨妹，据说她“九年不食，生活如常”，当地白县长十分关注此事，1948年4月《申报》报道她9年不食的奇闻。重庆市卫生局长李之郁、市长杨森也格外关注此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央社1948年5月31日电：“渝卫生局考验杨妹不食22天业已期满，于考验期中证实杨妹确能不食而生，并发表报告。”后来有大学生向杨妹求婚，上海又有一冯姓14岁学生致函渝市卫生局局长李之郁，欲求不食能生之方，以减轻其父之负担。不久全国出现杨妹热，一呼百应，先是上海杨妹，接着是无锡杨妹、西安杨妹、东北杨妹以及华南杨妹纷纷登场。但是假的毕竟是假的。1948年7月15日中央社电文证实杨妹偷食。《申报》于7月19日不得不声明不食是假造的，又说：“一般对此事件之后果，认为杨妹系一乡间女子，并无多大责任，但其监护人明知杨妹需食物而生，而故弄如此玄虚，实有不可宽恕之嫌。”
　　④《四川日报》，1979年3月11日。
　　⑤关于唐雨“耳朵认字”在随后的“科学革命”中的地位，可参见吴邦惠，《人体科学导论》(上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于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上海)，1986年；于光远，《我是于光远》，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张震寰，《张震寰文集：人体科学部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9年；申漳，《天惑：特异功能与气功探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
　　⑥“钱”指钱学森，“于”指于光远。于光远195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学森1957年成为学部委员。按后来的叫法，他们俩人都是院士，于比钱还早两年。钱学森与于光远俩人分别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头号人物，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两人的立场、观点截然不同，历史上有过著名的争论，形成两个界限分明的阵地，各有一些“士兵”。
　　⑦本书作者的一名硕士研究生陈雷在学位论文（2003年）中对“钱于之争”做了初步分析。
　　⑧袁清林，《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检验与争论》，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年，第183页。
　　⑨详见《纵横》2001年第2期贺家宝文。《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以接近一个整版摘录了《纵横》关于“杨妹不食”的文章。
　　⑩沈昌，《沈昌人体科技成果》（1），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12页。此书有709页，收录了大量“人体科技成果”，非常有趣。比如“服气不吃饿死喉癌”、“沈昌想象乳房肿块消长”、北京昌平农民赵福凤用沈昌想象和信息茶使鸡少吃多生蛋、清华附中李蕊听沈昌功带用沈昌想象用心一想就考了100分，等等。按“实践”标准，据说这就充分证明了沈昌的人体科技理论。沈昌念念不忘政策好：“沈昌人体科技的研究与推广，离不开党的政策，离不开领导支持，离不开群众实践，因此，沈昌人体科技取得这么多、这么大的成果，应该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归功于各级领导的支持，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见书的勒口）这不全是套话。1996年《生命与未来》杂志（原名《潜科学》）第3期为沈昌专辑。据《北京晨报》2001年9月20日报道，沈昌2001年9月18日被判徒刑12年，并处罚金894万元。
　　11张震寰语，见《沈昌人体科技成果》（1），第1页。另见张震寰为尹一之所著《沈昌人体科技》所写的序言“一个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1993年5月28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I－III页；陈文轩，《沈昌人体科技的理论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书前插页。这段话也被印在沈昌人体科技宣传品上。
　　12据《红领巾》杂志社调查组，《关于唐雨耳朵认字前后情况的调查报告》，1979年11月1日，收入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编，《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内部材料，1985年1月，第6页。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文献汇编，“给出这一段争论的历史的总画面”，共分10个部分：前言；唐雨是怎样被发现的？从《四川日报》的报春到《四川日报》的检讨；平静水面激流；潮流逆转；风靡全国；批评与抵制；激烈争论；尾声；记事。16开，共242页。感谢中国科协申振钰同志借我复制此文献。
　　13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9页。原刊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2期，1979年4月23日。
　　14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16页。原刊于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0期，1980年4月14日。
　　15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6-7页。原刊于《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创刊号，1980年10月15日。
　　16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43页。
　　17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24页。李文发于1979年6月18日，发稿地址为“香港享升街九十号地下”。
　　18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0～11页。原刊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3期，1979年4月23日。
　　19晚于《四川日报》的那篇报道，但当时没有公开。
　　20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9页。原刊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2期》，1979年4月23日。
　　21《中国科学报》（后改名为《科学时报》），1996年1月15日。另见王昌盛编，《虚妄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2－315页。
　　22大师的“名气”就是通过不断积累“信用”而得到的。有趣的是，失败的表演一般不损失“信用”，因为人们容易记住成功的特异功能表演，媒体在那时一般也只报道成功的表演。所以成才的道路很明显：放心地说大话，放心地到各地表演，场面越大越好，到会的官员职位越高越好。
　　23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9页。原刊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第92期，1979年4月23日。
　　24　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9－10页。
　　25“四大恶人”有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和司马南(原名于力)。2002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四大恶人”丛书4种，龚育之作总序。此丛书封底写着：“恶贯满盈”于光远；“凶神恶煞”郭正谊；“穷凶极恶”何祚庥；“无恶不作”司马南。这足以表明这几位反伪斗士有幽默感，无所畏惧。
　　26可参见R.S.Cohen and T.Schnelle (ed.)， Cognition and Fact: Materials on Ludwick Fleck， D.Reidel Publishing Co.，1985.
　　27祖甲，《人民日报》，1979年5月5日。另见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60-362页。
　　28叶圣陶，《人民日报》，1979年5月18日。
　　29施剑松，靠科学提高社会对迷信的免疫力，《科学时报》，2003年9月30日。
　　30于光远，1981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讲演，收入《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5-26页。
　　31这并非指于光远没有科学素养，其实于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专业是理论物理，毕业论文是周培源指导的，写的是关于广义相对论的题目。周培源还将他的毕业论文带到普林斯顿，给爱因斯坦看过，而且爱氏提出过修改意见。在“特异功能”论战中一般人不敢轻易说于光远不懂科学。对于灵学（超心理学）这样的伪科学也一样，于光远不客气地说自己是个权威，这话不假。
　　32于光远的哲学修养显然也远高于对手，这一点从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来。
　　33胡耀邦，1979年4月24日。见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1页。另见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当时胡还没有当总书记，没有进常委。
　　34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2页。
　　35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5页。
　　36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7页。
　　37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38页。
　　38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9页。
　　39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20页。
　　40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20页。
　　41于光远，让事实说话，见《伪科学再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42张震寰，1982年3月5日，见《伪科学再曝光》，第344页。
　　43见《伪科学再曝光》，第345页。
　　44胡耀邦，1979年11月8日，见《伪科学再曝光》，第345页。
　　45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63页。
　　46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66-67页。
　　47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67页。
　　48这位科学家的科学观有明显的经验论色彩，详细原因不在此讲述。关于科学家的思想如何受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可参考伯特(E.A.Burtt)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也可以参考布鲁尔（David Bloor）的著作。
　　49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67-68页。
　　50孟东明，《工人日报》，1980年2月27日。基于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一直想采访孟先生，采访提纲一年前就给了孟先生，但因为孟先生实在太忙，采访至今没有做成。我们倒是见过几面，我也当面问起，了解到一些原因，但不够详细。
　　51张风，《光明日报》，1980年3月31日。后来，这家报纸也宣传过“核酸营养”等。
　　52张风，《光明日报》，1980年3月31日。
　　53邓伟志，《伪科学批判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页。
　　54邓伟志，《伪科学批判记》，第7页。
　　55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05页；邓伟志，《伪科学批判记》，第7页。
　　56邓伟志，《伪科学批判记》，第9页。
　　57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06页。
　　58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07页。
　　59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08页。
　　60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12-116页。原刊于《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11月30日。
　　61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15页。
　　62人体特异功能调查联络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末》，第121页。
　　63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