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小说漂泊情怀的巴蜀文化阐释

八神 · 发表于: 2016-6-20 10:57:00

源自：《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 3 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四川籍作家艾芜用自己的漂泊寻觅、青春激情为 1930年代的文坛奉献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边地世界。对于艾芜，人们普遍认为正是通过讲述奇异独特的边地故事，他赢得了当时中国文坛的认可与尊重。如果说，对异域他乡的诗意书写最终成就了艾芜的话，那么，构成艾芜生命本色与底蕴的巴蜀地域文化，则是他建构文学世界的基石。因为就出生于巴蜀大地的艾芜而言，特色独具的巴蜀地域文化是他进行创作的文化母体。这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言，一个人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1］2就此而言，艾芜，这位自幼在巴蜀大地上生活、成长的作家，就必然接受了巴蜀地域文化的滋养浸润，其笔下的小说世界，亦成为一个蕴藉着巴蜀文化内蕴、体现巴蜀文化基本精神的所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艾芜的小说创作视为巴山蜀水特定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那么，艾芜笔下充溢着浓郁漂泊情怀的小说究竟与巴蜀文化有着怎样的联系? 本文试对此作出探讨，以期为四川文化名人──艾芜研究提供参考。
　　一、移民传统铸就的巴蜀文化精神
　　巴蜀大地历来就是移民活动频繁发生之地，其移民传统可以说由来已久。据相关资料记载，四川历史上“有史为证的大规模移民就有 6 次”①，这些不同时代大批入蜀的外来移民，使得巴蜀大地成为了一块名副其实的移民的土地。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很难在四川找到一个明代之前的真正巴蜀本土居民的后裔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蜀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它是由巴蜀本土居民与大批外来移民共同创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历史上数次“湖广填四川”之类的大规模移民，促成了巴蜀大地固有文化心态和文化精神的转变，使巴蜀文化成为一种既具有鲜明盆地意识的盆地型文化、又具有开拓包容精神的开放型文化。虽然历史上迁徙入蜀的移民并非皆出于自愿，但是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不向命运低头、不畏艰辛的开创奋斗精神，在感染激励其后代子孙的同时，亦铸就了巴蜀大地不甘命运摆布、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由移民传统所铸就的不屈从于命运和固有环境、“想打出一条活路来”［2］232的巴蜀文化精神，亦影响了巴蜀文人的精神追求。
　　比如身为移民后裔的的诸多现代四川文学家，就在先辈勇于突破和改变既有生存境遇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强烈要求冲破巴蜀固有的文化环境，走向更为开阔的世界，并因此把“最自由的不定着某一区域的漂泊”［3］208当成自己由衷憧憬的梦想。于是去异域他乡、去广大的世界漂泊流浪，成为了这批川籍现代作家共同的愿望。例如巴蜀文学家周文就曾经深情地说：“‘飘流’对于我是一个极煽动的字眼。我好像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不如到处飘流去好”［4］415;巴金也曾说“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5］339; 与艾芜并称为巴蜀文坛“双子星座”的沙汀，则借笔下人物表达了“冲出夔门”的愿望，其小说《磁力》中的主人公──袁小奇最终“逃向省城去了，然后从那里正式开始他充满激情的长途旅行”［6］97。凡此种种，受巴蜀移民传统影响，迷恋漂泊流浪的现代川籍作家们便常常在漂流与迁徙中追寻自己的理想世界。艾芜也是如此。
　　二、热衷于漂泊的川籍作家──艾芜
　　艾芜是典型的移民后裔，其祖籍为湖北麻城。大约 300年前，艾芜的祖辈不远千里、颠沛流离地迁徙至四川定居。先祖们不安分不听天由命的移民气质、不任由命运摆布的勇于开拓精神以及整个家族筚路蓝缕的创业史，在汤氏②后代子孙中代代相传。
　　置身于巴山蜀水中的艾芜就是在这样的移民氛围中，听着先祖们挣脱命运枷锁、不惧艰险的故事长大。这种代代传承下来的、洋溢着青春激情与生命活力的移民精神，就这样渗透到了艾芜的内心深处。正是这股浸透至骨子里的充满活力的移民精神，使得艾芜面对现实的无奈时，毅然决然地像其祖辈那样离开家园，赤脚踏上漂泊之旅，去异域他乡感受别处的风景、追寻别样人生，因此正是巴蜀移民传统与祖上传承下来的移民精神从深层次上铸就了艾芜浓浓的漂泊情结，而热衷于漂泊亦成为伴随艾芜一生、难于割舍的不变情怀。在《想到漂泊》一文里，艾芜曾这样写道：“我自己，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的，在理是，不管心情方面，或是身体方面，均应该倦于流浪了。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7］78如此沉醉于漂泊、并将其视为“人生最销魂的事”，显然使得艾芜在同时代的现代巴蜀作家中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典型。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旅客要在每个生人的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 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8］7，而带着炽热的漂泊情怀只身飘零流浪、停驻于一个个生人门口的艾芜，就这样抵达了文学的殿堂。甚至可以说，作为小说家的艾芜，其主要魅力就在于那些熔铸了浓浓漂泊情怀的文学作品。
　　三、艾芜小说漂泊情怀的地域内涵
　　当迷恋漂泊的作家行走在异乡、并用移民的眼光打量他乡时，在其精心编织的小说世界里，便出现了赶马人、流浪汉、卖艺人、偷马贼、私烟贩子、林中强盗、抬滑竿的等众多流民形象，也出现了作为新移民的石青嫂子等。这些往往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漂泊者，他们所表现出的不屈从于命运的冒险与抗争精神，恰与植根于作家心灵深处的漂泊情怀相契合，与不甘苟活、顽强不屈的巴蜀移民精神相暗合，于是艾芜就这样在异域他乡完成了其作为一名风格独特的作家的加冕仪式。
　　如果说钟情于湘西故土的沈从文是以一个个明朗单纯、未经世俗沾染的诗性人物建构起他的湘西世界的话，那么，迷恋飘流的艾芜则是以一个个“在路上”的漂泊者形象构建起他富含地域色彩的小说世界。其笔下的漂流者像艾芜本人一样显现出浓郁的漂泊情怀与不屈抗争、坚强乐观的移民精神，如《荒山上》那个不喜欢过单调日子却“愿意碰见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9］157，认为即使流浪漂泊“也比整天打哈欠活下去安逸些”的跑江湖之人;《人生哲学的一课》里那位面对严酷的生活选择坚强应对、并暗自立下誓言：即使当社会不容其立足时，也要像“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9］23的流浪文人;《偷马贼》中那个“矮矮的”、“又黄又瘦，风都吹得倒”［9］的小个子老三，为了生存“只要裂出一条缝，就要钻进去”［9］132。在艾芜小说里，像小个子老三这样奔突着强悍亢奋生命力的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尽管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其小说的叙事背景已有所改变，但我们仍可看到像抗战时期入川的移民──石青嫂子一样的漂泊流离者风尘仆仆的身影、看到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坚韧顽强。正是通过对这群在社会底层讨生活之人的文学再现，作为移民后代的艾芜骨子里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漂泊情怀得以彰明较著，而巴蜀大地不甘命运摆布与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亦得以充分体现。
　　四、创造性转化巴蜀文化传统的文学追求
　　有着浓郁漂泊情结的艾芜在创作地域色彩突出的作品时，也瞩目到了巴蜀文化传统中古陋沉闷的一面。于是，除生动呈现巴蜀文化的地域特性外，艾芜还从一个漂泊者的视角出发，以表现异域他邦人性之美的方式，表达了作家意欲借助异质文化创造性转化巴蜀文化传统的文学追求。
　　由于地处内陆腹地，少受现代文明侵袭的四川较完整地保留了自古而来的文化传统，它的保守封闭、沉闷停滞与开拓创新、大胆反叛并存。可贵的是，面对巴蜀文化鄙陋的一面，受惠于天府文明滋养的艾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的地域感受而迷失了方向。他在着意表现巴蜀独特的文化魅力之余，也注目到了这个现代文化发展中被忽略的角落，它的野蛮和局限; 注目到了大量生存于四川盆地内阴暗而少温情、蛮野而少淳朴的巴蜀子民。面对巴蜀大地上众多的像仅仅为了两升口粮，就一刀割了佃户脖子的瞎眼地主式的人物，像可以在大街上恣意凌辱女人、可以随意冲进任何一户人家搜刮钱财的游民散兵式的人物，以及丝毫不见淳朴却充满蛮野之性的部分普通民众，有着清醒自省意识的艾芜感到难以忍受，于是当盆地生活“向他露出卑俗的嘴脸”［10］127时，他最终选择了离开，漂泊到了异域他乡。作为一名现代巴蜀士人，艾芜在冲出夔门到更大的世界去寻觅理想人生时，曾以诗明志：“安得有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2］26选择“乘长风”意欲“飞到更广阔、更遥远的天空”去“抒吐胸中的一口闷气”［2］419，这也就注定艾芜要在漂泊流浪的世界去找寻一个能弥补巴蜀文化缺陷的、富有活力的文化新质素。于是，想从异域他邦发掘文学养料、给古陋沉闷的巴蜀社会注入“年轻少壮的血液”［11］104的艾芜，在辗转漂泊于滇缅边地的山山水水时，不由地为那些充溢着蛮性、野性却又不失人情人性之美的生命形态所吸引，并将注意力转向了古陋的巴蜀社会所没有的人文景观。正是基于此，在《南行记》时期的创作中，那些粗野强悍却流露着脉脉温情与闪烁着人性光彩的边地流民得到艾芜的格外偏爱，他们冷酷强硬外壳下所包裹的善良淳朴本性得到了作家的极度礼赞。你看，《我的旅伴》中抬滑竿的老朱和老何对萍水相逢的旅伴的真诚关切;《荒山上》那群行动诡异的强盗对素未平生之人的体恤与关爱;《山峡中》以撒谎和不怕为生存哲学的“野猫子”，知道“我”要离开时，悄悄地留下几块银元……艾芜就这样把我们引向了一个与巴蜀社会截然有别的、洋溢着温情与爱意的蛮野荒地世界。显然，与川中一味崇尚蛮力的巴蜀式耗斗，以及川人
　　蝇营狗苟的行径相比，滇缅边地单纯简洁的人际关系、热忱善良的美好德行，凸显出的是其野性表层下至真至善的人性内核。应当指出，透过这一篇篇闪耀着人性之美的作品，我们分明看到的是艾芜──这位不满蜀中人生的流浪作家，希冀以滇缅边地的新鲜文化质素来激活巴蜀文化母体的强烈意愿; 看到的是这位漂泊的巴蜀文人在异质文化视阈下催生的一种渴望为本土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文化心理。因此，虽然滇缅边地曾一度成为了艾芜文学想象的审美空间，但在其书写美好人性的边地篇章中，赫然掩映的却是作家试图借助异域文化推动巴蜀文化发展的心理情结。这恰如李怡所言，艾芜的“滇缅奇境看似在巴蜀之外，实则又无一不是在巴蜀之内──他是从巴蜀文化的缺陷处入手，寻找精神上的填补，其实这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巴蜀关怀’。”［12］于是，艾芜笔下的那些充溢着浓郁漂泊情怀，并试图挣脱巴蜀阴霾的边地作品，就这样从弥补文化匮乏的角度与巴蜀文化建立起微妙的联系，它们是挚爱漂泊的作家为创造性发展转化本土文化而作出的努力。
　　综上所述，艾芜熔铸了浓郁漂泊意识的小说除表现出巴蜀地域不甘命运摆布、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外，它还凭借作家独特的边地体验丰富、超越了其自身所属的地域文化范畴，以文学的方式介入了推进 20 世纪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因此艾芜具有浓郁漂泊情怀的小说，其价值不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巴蜀地域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为 20 世纪现代巴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径。
§　参考文献
　　［1］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艾芜.艾芜文集（第 2 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4］周文.周文选集（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5］李今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巴金（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6］沙汀.沙汀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唐文一，刘屏主编.往事随想：艾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8］华宇清编.泰戈尔诗选［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9］艾芜.南行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1］艾芜.漂泊杂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2］李怡.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J］.郭沫若学刊，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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