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好事多磨•科学界扼杀科学 王丰 安梦然 摘要：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教授，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也是北交大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他说：“2023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女得主折射一个扎心真相: 科学界扼杀科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类似俗话说：“好事多磨”。 关键词：科学界、科学延伸、诺贝尔奖、生活 【0、引言】 2023年12月5日 上海“观察者”网，发表《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作者文章《今年诺奖女得主折射一个扎心真相》，联系该作者之前在“观察者”网发表的两篇文章，科学好事多磨，真让人唏嘘。 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教授，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也是北交大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2023年12月5日“观察者”网，《文化纵横》作者转发他的文章，他说的是：2023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女得主卡塔琳•卡里科的经历让人唏嘘，折射一个扎心真相:科学界扼杀科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类似俗话说的：“好事多磨”。 【1、科学好事多磨】 王元丰教授类似说的“好事多磨”，联系卡塔琳•卡里科获2023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是她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使得针对新冠大流行病的有效mRNA 疫苗得以开发，为人类战胜实际疫情做出卓越贡献。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研人员，她的职业生涯却一直非常不顺利，其研究不受同事、同行和学校的认可，年薪从来没有超过6万美元，一直没得到一个正式的教职，八年申请不到基金。 卡里科在学校的位置甚至被降级，后来不得不辞职，转向产业界去在疫情期间各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BioNTech公司。而且当时也被同事嘲笑：去了一家连网站都没有的小公司。 人类幸而有卡里科的坚持不懈，才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更早地取得了胜利──新冠病毒来了，证明了卡里科研究的巨大价值，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和家庭。然而，试想下如果卡里科一直被打压无法成功呢？应对新冠病毒的局面又会怎样的糟糕？ 卡里科的经历不值得整个社会、不值得科学界对重大创新的遏制这种顽疾进行反思？予以改变、予以铲除吗？ 卡里科的情况不是个案，在科学史上和现代科研中，遏制重大原始创新被打压的事情屡见不鲜。真正能够得到关注的，都是坚持不懈的成功者；有多少重大的研究，被科学界这个有着发现真理、探索未知美称的共同体扼杀了──同样，电动 汽车也是；造内燃机，修内燃机半辈子了，只会干这个──一个电机把他们都送跑 滴滴，送外卖。 王元丰教授补充说：很多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会受到科学界权威的反对甚至打压，这里面还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案例：一个是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钱德拉塞卡是 印度裔的美籍科学家，1953年他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他所提出来的理论，与当时天体物理学的传统理论，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他的研究，恰恰受到了他的导师，非常著名的亚瑟•爱丁顿勋爵的打压。 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界的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后来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其中还用到了洛伦兹变换。这个变换是1902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亨德里克•洛伦兹提出的。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却没有得到洛伦兹的支持，他一直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观点。好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较快得到了验证。但是即令如此，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时，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不敢对他在相对论方面的成果予以确认，是把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作为他的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讽刺。 【2、学术界已不容下纯粹的学者】 北京有作者在“知乎”网发文说：现在的学术主流，大都忙于思考如何蹭国家大政策，和大政策促成的社会大热点；多数学者，打一枪换一阵地，而不是撰写自己真正深度思索过的、意向系统性表达的观点。与之相连的是，而今在高校双一流和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考核下，需要发表的文章，已远超过期刊容量，博士生难以独自发表 论文。 导师的提携、所在高校的名气、期刊编辑的人脉，都有可能比文章的质量更重要。大量的人开始读博士之后，才意识到这与自己预期的不同。对读博的选择产生悔意却又骑虎难下，毕业之后又因为这几年的投入，而严重局限了后续的人生规划，最终走向不受自己控制的人生──中国学术界，已不太容得下纯粹的学者 于是现在的学术主流，发表短平快的文章来应付非升即走的考核；思考着如何套上高大上理论来获取项目课题，或如何针对特定期刊量身定做论文。中国的文科学术界，究竟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发？ 我们大概早已听烂了关于“论文具有前沿性、理论性”的建议，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这些人心中所想的“前沿性、理论性”？ 所谓的“中国问题”又是什么？大量的蹭热点文章，细究下来都是没有营养的快文，而你即使写出了一篇饱含大量学术信息要素的文章，由于题目“无关紧要”，也很容易被热点文章挤下来。 你所在学校的名声，可能比你文章质量更重要。如果你学校可以，专业核心期刊有一定概率──个人感觉不超过10%。之所以如此评估，是因为某985高校、某文科专业的博士毕业，要求是两篇CSSCI。 该学校风气特殊，博士生多数都只能依靠自己发表，结果临近毕业50个学生里只有10个人达到要求，里面真正完全靠自己发表的更寥寥可数。于是引出了发表论文，和引导学术圈风气的重中之重：人脉。换言之，这方面学界与政界商界一样，谁也没有比谁干净。 也因此，现在很多高校的博士生，其完成毕业要求的方式，是与导师合发，学术的热情与锐气也便消磨殆尽。 我知道好多人毕业之后，都放弃了学术，因为已经没什么留恋。 虽然凭着自己的人脉运作，确实也可以发出来文章，但这种发表对于曾向往过学术的人来说，并没有价值。在现有发表大环境下，这种竞争，比起激发文章自身的质量，更可能激发的是，人脉的运作频率和成本问题。发表文章的紧张度预计会大幅上升，需要耗费的心力（非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想必也会水涨船高。 然而，如果高校名气相对较低，但是导师愿意付出自己的资源，那与高校名气虽然高，但是导师不给你提供资源相比，则很可能反而更具有优势。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发表，也适用于未来的就业。 但是作为未来的就业而言，它不重要。因为你求职的时候，往往都还没答辩，高校不会看到你的毕业论文，以后也不会想看。 毕业论文如果质量较高，其存在意义，也是未来拆分出来的数个小论文。当然，毕业论文未来可以出书，但不如拆分成几篇核心论文能更帮助你获得职称。理论积累，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 当你终于积累出一篇扎实的文章，却可能因为论题不够热点（其实理论性强的文章，本来就不太可能蹭得上与政策挂钩的热点）、你的人脉不足，而发表困难。但其实如果把多写一篇论文的时间，拿去多参加会议，混脸熟，可能会更有帮助。所以导师真的很重要。 然而一个导师，究竟会给你怎样的影响？只有你成为了他的学生后才能知道。人们说出生犹如投胎彩票，选导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3、农村博士回归家乡返流潮】 北京师范大学安超教授曾在《青年探索》发文章说，他观察到：在“就业难”的压力下，离开“北上广”、回归家乡，曾成为一种现实选择。然而“逃离北上广”的青年中，有许多人一段时间后，又“逃回北上广”，重新回到大城市“漂泊”。 这种现象并非随性所致，而有其深层逻辑。它代表着新一代知识青年在现实世界中的挣扎，也代表其对各种不同传统理念的整合，而这种挣扎和整合，并非完全负面。责任感不敌负累感，虽然知道选择大城市更难完成传统社会中对家庭的责任，但许多知识青年依然选择回到大城市，想用知识性和专业性定义自身价值、完成自我建构。 尽管农民工也常往返于“北上广”，但他们仍处于社会流动的底层，其迁徙是平行流动，相对应的词语是“用工潮”和“返工潮”。 “逃回北上广”的代表群体，是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相对于父辈而言，他们已经是成功向上流动的一代。 年轻人逃回家乡却遭遇“小城市困境”──交流圈较小，规则制度不完善，人际关系更复杂，向上的空间更逼仄，生活方式相对单调，“小地方，要靠爹”，回到家乡反而“人生地不熟”，因此再次“逃回北上广”。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过去尚可待在底层，现在却要使出全身解数，投入奔跑。假如停下来，即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是最底层的位置。“对于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 农村大学生回乡时，已经无法适应原本出身的下层阶级生活，重返“北上广”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即认为文凭可以帮助他进一步向上流动，对文凭转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持有高期待，以为考上了硕士，户口迁了，自己便成了“北京人”。认为文凭的主要作用是交换现实利益，要在一定年纪之前换成“票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光宗耀祖”就要“背井离乡”，外出“读书”，但读书下来，一般人在年龄上已经少则二十五六，多则三十出头，往往误了传宗接代的责任。 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是“光宗耀祖”，儿子能摆脱农民生活，有些当妈的就已经感到很知足，但是后来物价飞涨，房价居高不下，“钱越来越重要，无钱寸步难行”，当妈的不安全感越来越重，所以，她希望儿子的文凭要赶紧换成“钱、房子、媳妇”，家庭期待他用文凭换来实用价值；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已经把儿子培养成知识分子，同时具备智识上的专业能力和精神上的批判反思能力。 由此可见，“儿子”们已不能被笼统地归类为中下阶层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同于中上层出身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未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新农民工阶层，他们属于新型乡土知识青年。如果“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的目的达不到，衣锦还乡的“荣光”也就黯淡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当妈的反对儿子再次入京的原因──儿子读博士只会大大延缓“安土重迁”的节奏，目的达不到，“背井离乡”（途径）也就没有必要了。儿子们不仅用戏谑的话语，嘲讽和反对主流文化，也在这种宽慰中，实现着行为上的“不断逆袭”。 从奔向到离开再到重返“北上广”，儿子受他人观念的影响和干扰越来越少，重返“北上广”是他的主动选择，这并非一种“逃”，而是主动的文化适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众智慧──儿子经过了纠结、矛盾，在30岁选择重回学校，信念的支撑其实是对自我和未来的“乐观主义”。 他们经历了复杂的文化冲突，有过悲观消极的时刻，也有积极的文化适应行为，不能一概而论，故也就不能用“逃”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的“儿子”们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尽管观念上突破不了传统文化的桎梏，但已经在一定的限度上超越了功利主义，培育了向生命最高理想迈进的自由、审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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