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在位16年,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号是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反映景帝政治及其性格特征。说明1号墓主非同一般。 在2号墓M2的“夹层”里发现了4部蜀锦织机模型,以及15个彩绘木俑。织机上残存丝线和染料,以及木俑身前的铭文。通过对墓主颅骨的鉴定,这是一位45-50岁的女性,推测陪葬织机是她生前擅长或管理对象。4部织机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另外3部织机则略小。汉时成都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因此成都有了“锦官城”称谓。这些木俑或立或坐,手臂的姿势也各不相同,根据木俑形态来推断,整个状态如同再现了一幕纺织工劳作的图景,其中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如果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十数平方米房间大小。这4台织机模型,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填补了我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 中国丝绸博物馆历时三年,用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织机,成功复制出复杂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完美印证了之前新疆著名学者武敏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成都锦的论断。这被视为填补世界和中国丝绸织造研究史的重要发现,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考古人员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群2号墓中还发现了3只竹笥,其中居然装有鸡、牛、猪等动物骨骼。“2号墓墓主人可能是个好吃嘴儿”,也可能是厨师或者医生。 3号墓M3发现了近千支竹简,经过解读其中大部分为医书。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部分医书内容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是研究中医发展史的重大发现。内容涵盖诊断、病例、病症和经脉针灸等,相当丰富。除此以外,编号M3-137共有竹简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即兽医专著,也属于首现。同时,M3还出土了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脉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小字,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 老官山汉墓中4座墓葬的6位墓主遗骸保存均较好,其中尤以M1保存人骨最佳。四川大学考古系原海兵同志认为,M1墓葬的墓主男子身高近1.7米,超过现代四川人近4厘米,生前或爱好骑射,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根据四川省体育局编著的《2010年四川省国民体质监测报告》,45-49岁年龄组男性平均身高为166.0厘米,40-44年龄组女性平均身高为155.7厘米。分别比M1墓中男子和女子矮了3.91和4.52厘米。根据人骨鉴定方法可知M1包含两例个体,男女各一例,男性死亡年龄大致在45-50岁,女性大致在40-45岁。 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与同时同地人群相比,身材均较为高大健硕。尤其是男性墓主表现尤为突出,其身体整体发育状况不仅远超西南地区的古代人群,同时也超过西南地区现代人群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我国北方地区很多地点的古代人群。原海兵同志推测,M1墓主男女两性身材均相对高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北方人群相关的信息,“或许暗示其可能有北方人群基因的传承”。通过观察发现M1墓中男性墓主全身骨骼发育均较为强壮,尤其是上肢左侧肘关节和右侧肩关节周围肌嵴发育最为显著。这些肌嵴可能与两侧上肢长期用力内翻,上肢肌肉群不断内收与拉伸活动有关,结合历史材料可能与墓主日常的张弓射箭活动相关。墓主的两侧股骨颈处(两侧髋关节)可见所谓的“骑马人小平面”发育,这预示着墓主可能有长期的骑乘行为。 此外,墓主下肢膝关节、踝关节周围均有发育的肌嵴,尤其是骨骼两端表现明显。综合分析,原海兵同志认为,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者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 老官山汉墓的抢救性发掘从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持续了大约1年多,有很多“首次”以及填补空白之类的“成果”,最终获选2013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特别有颠覆性的成果可能是发现了“张骞”真墓。M1男性墓主也许是张骞。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骞受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招聘出使西域。 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公元前141年3月21日登基(16岁),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创造了大汉辉煌。 张骞与四川关系密切,在成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成都有一条君平街,是为纪念西汉思想家严遵(严君平)而命名的街道。严君平是著名道家学者,懂阴阳,西汉初期以卜筮耆龟给人看相为业,后来隐居并有很多著作。严君平是蜀郡临邛万石(dàn)坝严河湾人,本名庄遵,在算命之前,曾是石室书院的老师。因为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做对”,严君平在学校“混”不下去了。当不了老师,严君平还是想方设法地宣扬他的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严君平就住在这条街上,他每日在市井俚巷摆摊,专门为人打卦看相、测字算命。每天来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但与别的算命先生不同:严君平不管客人多寡,每天收够一百金(铜板)能维持当日生计,就收起摊子,回家闭门读书了。 传说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行到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在河边牵牛饮水。他渡过对岸,又看到一个妇人在河边织布。他上前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名字,那妇人并不回答,把支起织布机的一块石头取下来,递与他说:“你回去问问蜀中严君平便知晓了。” 张骞带着这块石头回到成都,找到那位在成都卖卜的严君平。严君平一看那块石头,大吃一惊,说:“你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在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和织女?啊呀!那里便是银河嘛,你看见的一个是牛郎星,一个是织女星。看!我这里有记录,那天我观天象,正好看到一个客星犯织女。”张骞便将那块从银河带回来的支矶石送与严君平。于是,支矶石便留在成都,那条街便叫支矶石街。 成都确实有一条“支矶石街”,同时又有一条“君平街”,至于张骞是不是真的去了天上已无从考证。但这个流传了数百年的民间传说,正好把张骞与纺织女、牛郎(马夫)、巫术、算命、医学等联系起来,与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出土文物特征十分吻合。 张骞是否真的来到了成都?又是否见过道家学者严君平?2017年12月20日,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围绕着这一系列谜团进行了梳理。 据他考证,张骞遇见织女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据史书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前115年)的确曾通西南夷,因之行蜀到达成都。王仁湘在明代官员、学者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中的《严遵传》里发现,文中引述了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一个传说:张骞出使西域访大夏穷河源,回程时,他的船上载回了一块大石头。随后,他运到成都,访问了知天晓地的道家学者严君平。 严君平告诉张骞,这是天上织女的支机石。《荆楚岁时记》记载,张骞带回了支机石流传,后来,成都留下一条“支矶石街”。就在距离支矶石街1.6公里的地方,就有一条“君平街”,相传,正是当年严君平住地所在,街名沿用至今。据王仁湘考证,严君平,史有其人,西汉时期的成都人,相传是扬雄之师。 王仁湘认为,张骞到过蜀郡成都,倒是确有其事。据《汉书·张骞传》记述,汉武帝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开始“复事西南夷”。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情况后,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那为何要到成都呢?《史记·大宛列传》里则充分讲述了,“张骞说道,在大夏见到蜀地所产邛杖蜀布,那是大夏人由数千里外的天竺购得。他推测天竺离蜀地不远,所以贸易蜀地特产比较便利。”由此推测,由蜀往南经身毒(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至大夏有商路相通,这才引起汉武帝极大兴趣。 为了通西域的西南行,张骞的足迹曾留在天府之国,曾驻足成都,寻邛杖、访织女。《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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