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萝卜当人参

前言

　 对四川旅游景点──洪雅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历史人文底蕴，近年来众说纷纭，有人提出瓦屋山是道教祖师爷老子隐居之地，并由此得出瓦屋山是道教发祥地的结论。李振华先生的大作《老子出关探微》，就是此观点的代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作文商榷。

　　莫把萝卜当人参 　　文/李成忠

──与李振华先生商榷《老子出关探微》──

李振华先生的著作《洪雅情韵》出版了，笔者得到他扉页题词：“李成忠老先生哂正，后学李振华”赠书一册。我与他虽不熟悉，但他真心实意赠书示好，谦虚求教，如不认真阅读，就辜负人家一番美意了。虽缛事缠身，还是抽时间浏览《洪雅情韵》一遍，并精读了几篇文章，认为《碑》、《瓦屋山揽胜记》、《“汉家长宁”铜镜考》和《“天生城碑记”辩》等文写得较好，朴实流畅，字里行间散发出振华先生对考古工作的热爱之情。说明在发掘考证洪雅文物方面，他确实做过不少好事，其专心敬业、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钦佩。但对书中有些考证文章，如《老子出关探微》的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予苟同，在此与振华先生商榷，希望通过认真探讨，去伪成真，求同存异，让求实作风在历史研究中发扬光大，以正家乡文风。

《老子出关探微》中，振华先生主要考证春秋时代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老子（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的归宿，认定老子“出关（函谷关或散关）”后去了四川成都青羊肆，最后隐居洪雅瓦屋山中，从而得出瓦屋山是道家发祥地的结论。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行踪有所记载：“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司马迁同老子生活的年代相距300多年，应当说他的记述是比较可信的，他认定老子出关后“莫知其所终”，本来事情到此该画句号了，但振华先生却搬出了西汉末年文学家扬雄（前53—后18年）的《蜀记》，和明末文学家曹学佺（1574—1647年）的《蜀中广记》作依据，考证老子出关后去了蜀地。

扬雄在《蜀记》中说：“老子西度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谓曰：‘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及期喜往，果见于大官李氏之家。授喜玉册金文，名之曰文始。’” 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中对青羊肆加注：“按：今成都西南五里是其处，有青铜铸成羊，其大如麋。岁二月二十有五日，四方来集，以为老君与喜相遇日也。” 扬雄言老子与尹喜相约千日后在成都青羊肆晤面，果真在李姓大官家见了面，老子还赠送了尹喜玉册金文礼物在前，曹学佺说会面日期在二月二十五日。前后呼应，言之凿凿，好象真有其事。

《蜀记》和《蜀中广记》不是史书，而是记述民间传说的文人杂记。扬雄是地道成都人，曹学佺虽是福建侯官人，却出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多年，他们将蜀中民间传闻搜撰成集并不新鲜。书中涉及内容是否真实，就值得研究了。

 

扬雄与老子生活的年代相距近500年，他在《蜀记》中，对老子出关时，与尹喜相约千日后在成都青羊肆见面之事，没有交代过出处，可以肯定不是来源于史料，只能是来自民间传说，可靠性大大值得怀疑，绝对不能作考证史料。历史记载，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在赤里街），作为蜀郡的治所。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王接受张仪建议，命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商业繁盛，是经济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这一格局或显或晦地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此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知，“成都”的出现和定名应在公元前311年，晚于老子出关时间200多年。“青羊肆”的形成，更是在“成都”成为城市若干年后。在“成都”尚未出现，“青羊肆”还不存在的春秋时代，老子出关时，何以能与关令尹喜作“千日后成都青羊肆之约”呢？看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的神奇之谈，拿它来作历史考证的证据，令人笑掉大牙！

扬雄之言被否定后，生活年代比扬雄晚1600年左右的曹学佺，添枝加叶地说尹喜去成都赴约的确切时间，也就被完全否定了。

振华先生为了说明老子与尹喜分手出关后确实去了蜀地，搜尽枯肠罗列了四条老子入蜀的理由：一曰老子一贯主张“道法自然”，于是向往入蜀寻找“道法自然”的归宿地；二曰陇西是个好地方，老子想去看一看；三曰老子出于对古蜀国“神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的好奇，想亲自去看看；四曰老子读过《坟》、《典》诸著，对其中有关川、青、甘、河曲、山原最早的原始母系部族历史，有些问题未弄明白，也为弄清扑朔迷离的蜀国历史，所以入蜀。令入遗憾的是，这些老子入蜀的理由，全是振华先生一厢情愿的大胆假设，阅遍《老子出关探微》全文，却无丝毫史料作证。

振华先生还让自己的思维插上翱翔的翅膀，海阔天空地假设了老子入蜀的交通工具和行进路线：老子骑青色水牛入蜀；路线是走“草原故道”至“青羊肆”。而且振华先生还有更加惊人的发现：“青羊肆”不在成都，而是在“芦山县西七里处，开明王所筑之‘西州城’必是‘青羊肆’无疑矣。” 老子去芦山“青羊肆”的目的也不是去会关令尹喜，而是去关爱受苦受难的青羌同胞。老子看望青羌后，即沿青衣江而下，进入古蜀山，即现在的洪雅瓦屋山，在“鸳鸯池上法自然，自隐无名，真是得其所哉！”……。振华先生虽然引用了不少古书上的只言片语，东拉几句，西扯几盘地为自己说项，但遗憾的是，没一条可靠的史料支持其假设。

 

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对学术研究提出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看法，并用浅显语言做了诠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看来振华先生只顾“大胆假设”，却未能“小心求证”。就是在粗心求证时，也没有证据就信口开河。

《老子出关探微》中，除上述所说的问题外错误尚多，如将苏轼在熙宁九年(1076年)知山东密州时所作《寄赠黎眉州》诗：“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间。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说成苏轼谪贬海南（1097──1100年）所作，把写作时间推迟了20多年。又如他说“羌有青羌、黄羌、白羌之分”，从而武断结论：“所谓‘黄发友’就是‘黄羌友’也。”查遍有关羌族的历史文献，羌族有“牦牛羌”、“白马羌”、“广汉羌”、“越巂羌”、“青衣羌”（简称青羌）等分支，却未闻有“黄羌”、“白羌”分支，看来振华先生是在开“黄腔”！“黄发友”就是“黄羌友”也是无稽之谈！类似问题还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写“戏说”文章，或写神话故事、怪异传奇，作者的想象有多丰富，故事的情节就可以写得多精彩，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也无所谓，不会有人弹劾。历史考证与此大相径庭，因为探讨的是历史事实，所以“言必有据，论必有理”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振华先生以扬雄的《蜀记》，和曹学佺的《蜀中广记》这两部记录民间传闻的闲书为重要依据，再加上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勾画出老子的归宿，以此作为自己的“考证成果”，得出老子李耳骑青牛入蜀，隐居终老瓦屋山近乎神话的结论，将一场严肃的历史考证变为了编写神奇故事的闹剧。如果振华先生再将《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中太上老君腾云驾雾等内容作为考证依据，老子归宿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特赠振华先生打油一首，权作本文结束语：

扬曹杂记皆传闻，民间传说岂当真？

历史考证重实据，莫把萝卜当人参！

（2007年9月17日于洪雅笔耕轩）

 

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对学术研究提出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看法，并用浅显语言做了诠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看来振华先生只顾“大胆假设”，却未能“小心求证”。就是在粗心求证时，也没有证据就信口开河。

《老子出关探微》中，除上述所说的问题外错误尚多，如将苏轼在熙宁九年(1076年)知山东密州时所作《寄赠黎眉州》诗：“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间。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说成苏轼谪贬海南（1097──1100年）所作，把写作时间推迟了20多年。又如他说“羌有青羌、黄羌、白羌之分”，从而武断结论：“所谓‘黄发友’就是‘黄羌友’也。”查遍有关羌族的历史文献，羌族有“牦牛羌”、“白马羌”、“广汉羌”、“越巂羌”、“青衣羌”（简称青羌）等分支，却未闻有“黄羌”、“白羌”分支，看来振华先生是在开“黄腔”！“黄发友”就是“黄羌友”也是无稽之谈！类似问题还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写“戏说”文章，或写神话故事、怪异传奇，作者的想象有多丰富，故事的情节就可以写得多精彩，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也无所谓，不会有人弹劾。历史考证与此大相径庭，因为探讨的是历史事实，所以“言必有据，论必有理”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振华先生以扬雄的《蜀记》，和曹学佺的《蜀中广记》这两部记录民间传闻的闲书为重要依据，再加上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勾画出老子的归宿，以此作为自己的“考证成果”，得出老子李耳骑青牛入蜀，隐居终老瓦屋山近乎神话的结论，将一场严肃的历史考证变为了编写神奇故事的闹剧。如果振华先生再将《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中太上老君腾云驾雾等内容作为考证依据，老子归宿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特赠振华先生打油一首，权作本文结束语：

扬曹杂记皆传闻，民间传说岂当真？

历史考证重实据，莫把萝卜当人参！

（2007年9月17日于洪雅笔耕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