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皮书”，蕴含着人类智慧的 “毒草”

禁锢人的思想，是汉武帝完善和巩固中央专制集权体制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有“特点”的事件。而要达僵化思想的目的，禁止不同思想书籍的传播无疑是阴险而又有效的高招，所以汉武帝要“独尊儒术”，就必须“罢黜百家”，禁绝其他思想，实行思想专制的“一元化”统治。
令人不解的是，在20世纪，自认是伟大、光荣、正确，代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无不成为历史上禁止书籍出版最严厉的执政者。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巩固其统治，执政者虽然可以麻痹老百姓，禁止老百姓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书籍，但执政者却深深地懂得，为“战胜”敌人，不能自我麻痹，而必须知道敌人使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矛”，于是就出现了与官吏们职务级别成正比的“内部参考读物”。如至今仍没有公开出版过完整版的《金瓶梅》，也能够在皇权专制下也绝对禁止的历史背景下，成为省、部级高官们的“参考读物”。为有利于官员们认清国际政治斗争形势，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国外政治、历史、哲学、文学方面的”反动“著作。作为“反面教材”，这些著作均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封面。这些封面颜色单调，供’批判之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常常被戏称为“皮书”。“皮书”的出版，在出版史上堪称奇迹。

“皮书”，都属于“反动”书籍“、“大毒草”，如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还有至今仍属“冰冻”的一些书籍。如德热拉斯（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也有在20世纪末公开出版了的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等等。

在精神极度荒漠的年代，这些“皮书”成为少数觉悟者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有的为了搞到一本“皮书”，不惜铤而走险，有的偷偷摸摸阅读“皮书”，却因之深受牢狱之灾。

科学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出版自由的权利是一种“人民的权利”，出版自由是衡量一个社会自由程度的标尺。马克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他对出版自由的定义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200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