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会迷恋“大历史”？

欺头 · 发表于: 2019-10-20 10:37:59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人类为什么会迷恋“大历史”？
⊙作者：董牧孜　编辑：徐学勤宫照华喻子豪榕小崧罗东　校对：翟永军

　　宏伟壮丽又通俗易懂的大历史叙事，是否有过于庞大的野心？它是一种科普读物，还是一种新型世界观的输出？本周书评周刊专题，梳理了大历史学派的知识脉络与受众心理，探询想象力在人文、历史与科学中的边界。
　　这几年，大时空尺度的历史叙事似乎一下子流行起来。尤瓦尔·赫拉利的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在世界范围内带红了“简史”系列，也让“大历史”这门学问进一步走进中国公众的视野。
　　在人文与科学大融合的语境下，似乎已成过时之物的宏大叙事也有所复兴。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过着后现代、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却拥有前所未有的知识储量，精专细化的学科分工。“大历史”类读物搭乘时代红利，基于所有人类知识，将整个宇宙作为叙述范围，从而重新定位人类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的历史坐标。
　　技术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地域与时间范畴，大历史则把跨学科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赋予其传统创世神话故事般的感染力。
　　宏伟壮丽又通俗易懂的大历史叙事，是否有过于庞大的野心？它是一种科普读物，还是一种新型世界观的输出？本周书评周刊专题，梳理了大历史学派的知识脉络与受众心理，探询想象力在人文、历史与科学中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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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说起“大历史”，前几年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还是黄仁宇的“Macro-history”，如今，有关“大历史”的印象正在被蔚蓝的宇宙图景、进化中的人类、动物与现代物什所覆盖。“大历史”（bighistory）俨然不同于学术界通行的人类史，而是将人类史置于宇宙史大框架下，从宇宙开端囊括当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乃至望进恍惚炫目的未来。
　　作为一种相当“非主流”的历史路径，“大历史”似乎正在以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方式而被普通读者和学院学者所逐渐接受。对于沉溺后现代小叙事、日常宅居的当代人来说，这种空前庞大的时空叙事尺度看似矛盾，却也生逢其时。时空压缩与信息爆炸让世界变得扁平，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找到凭据描摹过去或预测未来，将自身安放在世界的初始与尽头。“大历史”的知识狂想曲，同样也契合了这个时代个人的信息饥渴与知识焦虑。

迷恋
宇宙初始的渴望，宏大叙事的复苏？
　　“宇宙越是为人所理解，便显得愈发没有意义。”
　　──《宇宙最初三分钟》史蒂芬·温伯格（物理学家）

　　“大历史”对于宏大尺度的迷恋其来自有。很多人会将自己世界观尺度的设定，追溯到某个决定性时刻。比如“大历史”学者弗雷德·斯皮尔，在自己书写知识狂想曲的开篇，便提到1968年阿波罗8号实现首次人类登月时，航天员威廉·安德斯的回忆：
　　“能够亲眼看到地球是那么渺小，令我顿开茅塞，这就是最大的哲学，甚至完全打破了我以往所有认知的根基……把眼球贴近宇宙飞船的窗户，就会看到差不多半个宇宙……那种感觉，倒不是地球有多渺小，而是地球之外的世界有多么广阔。”
　　激动万分、又茫然不知所措地望向深处，这是一种被冷战时期的太空探索与发现所打开了的目光。科幻小说家与“大历史”学家都迷恋这种风景，但选择了讲故事的不同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大历史”学者都拥有跨学科、通文理的背景，或是综合性知识的爱好者，这也影响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卫·克里斯蒂安与俄国、苏联史的宏大叙事渊源甚深，斯皮尔接受的则是古典荷兰教育，包括拉丁文、古希腊文、英语、法语和德语，还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在接受教育的阶段，所有知识都是彼此孤立的，不会从某个统一的视角加以陈述。21世纪的学科专业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碎片化是它的后果之一：只试图求解较小较具体的问题。
　　“大历史”叙事的取向和乐趣不同，它想做众多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合。我们很容易发现，“大历史”书籍或课堂所传授的，都是学术圈现成的知识。他们只是被重新嵌入了整体的宏“大历史”框架中，或者被某种统一的历史叙事形式所融合了。
　　这似乎是一门收集癖的学问。而这种做法似乎显得相当“19世纪”，或者有点“博物学”气质。不过，不同于依赖地方性知识、与百姓生活世界关联密切的博物学，“大历史”的知识谱系并不倚重具体经验，而是仰赖人类全部科学知识的整合──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走到了数据库的阶段。
　　在纯粹知识的堆叠之上，“大历史”带着讲故事的热忱，重建框架的野心，它热衷于大多数学术研究并不特别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富有好奇心的人对近乎无穷尽的问题求取答案，构成永无休止的对话。“大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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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概念图。
　　“大历史”有几个主要的叙事线索。讲从“大爆炸”肇始的恒星、新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直至当今社会不断提升的复杂性，这似乎有悖“熵增原理”。其原理是，复杂物必须不断从周围的环境中摄取能量方能维持稳态平衡的存续。这一方面说明，人类从外界摄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危机。
　　其次，“大历史”强调“集体知识”，人类具有非常精确、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个体习得的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在克里斯蒂安看来，这是人类能主宰整个地球并不断提升自己复杂度的根本原因。
　　对于时间的内涵，克里斯蒂安有个非常量化的说法：假如将整个130亿年的宇宙演化史简化为13年的话，那么人类的出现大约是在3天前。最早的农业文明发生在5分钟前，工业革命的发生不过6秒钟以前，而世界人口达到60亿、第二次世界大战、阿波罗登月都只不过是最后一秒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让人类用一些全新的视角看待自身，看待自己所处的星球，看待这一秒之前的“十三年”发生的一切事情。
　　大历史渴望抵达某种普遍性历史，于是更改历史讲述的时间尺度，回到解释人类起源的问题，这就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界限。用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说法，“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创世神话”。

质疑
简易的世界观？
　　“大历史”的知识虽然大而冷，看似不够实用，可一旦与尺度、格局与世界观这类当代人为之痴迷的“境界”联系起来，就显得“有用”起来。
　　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美国有一千所以上的高中开设“大历史”课程。相比作为大学学科，“大历史”似乎更适合以基础教育的面貌出现。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以色列怪才赫拉利的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连同此后的《未来简史》《今日简史》）带起的“简史”热潮，让“大历史”变得更有存在感。据说赫拉利撰写“简史”系列的重点参考书就是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bighistory）著作。如今学界也有《大历史学刊》出版。
　　“大历史”本身属于易于营销的那类知识，这是它的魅力也是缺陷，更准确地说，它符合当今人的知识现状，人们渴望习得一套足以囊括所有知识的世界观。张向荣在《漏洞百出的“简史”，为什么也能畅销？》一文里，提出了对于“大历史”的警惕。他认为“大历史”虽然比“简史”更严谨，但二者能畅销的秘密，根本在于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简便易懂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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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示意图

　　在他看来，“大历史”牺牲掉了史实的丰富性，评论缺乏个性，通过构建一个结构简单、结论易懂、内容丰富的框架，帮助读者用最快的时间，把碎片化的新旧知识整合起来，给旧的世界观打上补丁，升级知识系统，甚至全部替换。
　　一个人要逐渐形成对世界的整体性看法，需要阅读、理解、梳理、容纳大量知识，并结合漫长的自身实践；但如今，大多数人很难有这样丰沛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大历史”及简史类作品的出现，“展示着人类试图消化掉现有知识的雄心壮志，也充分考虑了读者能够一次性、一口吃掉这些知识的便利性诉求”，但却“无法进行深刻的沉思，最终只能抛出一个庞大的观念，却无法阐释出一套具有启发性、原创性的历史哲学。”
　　从读者群来看，得出这种结论看似无可厚非，毕竟“渴望尽早获取新知识以预测未来商机的商界精英、害怕知识落伍被时代抛弃的白领、好为人师夸夸其谈的‘交际草’（主要是男性）以及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期的学生”，的确是“大历史”或简史类著作的主要受众。
　　然而，换个角度看，这对于世界好奇、饥饿、紧张感和求知欲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陶林所说，只要有一个契机把这种欲望引导爆发出来，那将产生非常巨大的能量。毕竟，这是时代的渴望，“大历史”前所未有的整合能力，并非由这种研究或写作方式本身生成的（“大历史”的写法甚至有些老套）而是时代阶段的复杂性所赋予的契机。再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识，但这种收集癖般的欲望始终蠢蠢欲动。

独听风语 · 发表于: 2019-10-20 11:08:0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专访 | 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如何讲故事？
⊙作者：董牧孜　编辑：宫照华喻子豪榕小崧罗东　校对：翟永军

　　对于大卫·克里斯蒂安来说，人类在“大历史”中的位置相当重要，人类的未来在加速，人类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所有“大历史”的故事也都是讲给人听的。
　　对于“大历史”代表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而言，“大历史”虽然大而简，包罗万象，但又不全然是百科全书式的碎片知识，而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一种对现代创始神话的书写。并非所有“大历史”学者都认同他的说法，比如，人在“大历史”中是否重要就存在争议。毕竟从整个自然界的视角来审视的话，在138亿年的万物史中，人类出现的历史其实很短。
　　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人类在“大历史”中的位置相当重要，人类的未来在加速，人类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所有“大历史”的故事也都是讲给人听的。基于对现代学术历史研究的不满，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课程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形成，囊括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宇宙学等。如今在开设相关课程的学校，学生也会做一些“大历史”研究论文，比如写写怎样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待北京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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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克里斯蒂安，他开创的“大历史”获得许多历史学者的认可。全球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甚至将他的理论与达尔文、牛顿的成就相提并论。
　　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大历史是一种怎样的学术类型？它如何借鉴了宏大叙事的传统？它与文学、科幻和科普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又有哪些新的启发？

从苏联历史到“大历史”
　　新京报：你是历史学博士。你的学术训练对“大历史”的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克里斯蒂安：历史学训练对“大历史”研究当然有影响，但是负面的（笑）。我的博士论文做俄国19世纪早期历史中很小的一块，不过在大学教书时，我对大问题总是很感兴趣，于是研究轨道慢慢偏离了。
　　我一直都很喜欢俄罗斯文化、艺术和思想。喜欢19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一些很棒的苏联作家，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等。尽管我并不是苏联文化的仰慕者，但苏联的历史的确非常有趣。
　　新京报：俄罗斯文化似乎也内置了一种宏大。你似乎有种19世纪的人格？
　　克里斯蒂安：其实没错。在19世纪，集所有人类知识之大成的观念开始被正视。那时候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往往都想这么干，马克思、黑格尔、洪堡……人们意识到需要把所有知识放在一起。不过，这种意识也在19世纪末开始消亡。所有大学、研究者开始变得专业化，我们都要做专家，没人做整合性的工作了。
　　今天是时候重回这种整合事业了。在19世纪，当斯宾塞想把达尔文的东西社会科学化的时候，走向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今天的科学足够好，我们有能力讲述一些没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普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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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大历史》，（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杨长云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2019年6月

　　新京报：你觉得启蒙时代的框架，给今天的“大历史”留下了哪些遗产？
　　克里斯蒂安：“大历史”看起来很新，但其实是个老项目了。基于证据做科学研究，这是启蒙时代人们在做的事情。艾萨克·牛顿在基督教世界成长，深受基督教起源故事的影响，这影响也体现在他的科学上。不过当时的科学不够发达。很多18、19世纪类似“大历史”的尝试不够成功，但这种野心还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于牛顿和孔子的时代，是真正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以基于传统宗教、具体的地方文化，为21世纪创造一种普世的起源故事。不过现代创始神话中没有上帝，但有时间、空间、重力……
　　新京报：但大历史学者讲述起源故事的方式，似乎有点像新上帝？
　　克里斯蒂安：并非所有起源故事都需要一个上帝，比如佛教。佛教其实有点像现代科学，我们不需要想象任何“创世者”。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全知全能；但在希腊传统中，神就跟人一样美丽、可恶、愚蠢……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别指望能让他们帮忙解决。
　　新京报：谈到普世，其实你的大历史写作是基于欧洲的学术传统，把不同类型的知识连缀、贯通起来的。众所周知，起源故事有鲜明的地方或区域性，比如西方基督教创世神话，与中国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非常不同。很多本土起源故事，事实上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或消失了。
　　克里斯蒂安：的确如此。不过，也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才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彼此联结。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跳出本地局限，与全世界的人分享自己本土文化中的起源故事。不同起源故事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他们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起源故事会演化，或者会抗拒改变。
　　我们不该遗忘从前的起源故事，那些故事对于人类力量有种谦卑的态度，值得今人尊重。几千年前澳大利亚的起源故事，运用本土社群里的所有知识整合成一套叙事，教导年轻人万事万物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今人的问题是看不到整体，忽略事物之间的关联，没有这种视野就不会理解和重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与人的关系。

写作技巧对“大历史”叙述的影响
　　新京报：大历史是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
　　克里斯蒂安：我并不是个哲学家，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如何将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起来。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把他们各自的故事变成逻辑连贯的叙事并不容易，不过，虽然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方法论，但在深层上是互相契合和联结的。大历史并没有什么神奇配方。你会发现叙事中存在困惑、未解决的问题，但不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一个好的故事，对于未知部分总是诚实的。
　　新京报：怎么听著有点像创意写作？
　　克里斯蒂安：它是一种创意写作，但又不止如此。因为所有材料都是可证实、科学确知的历史。
　　新京报：但这种大尺度叙事，很容易存在牺牲史实准确性和深度的问题？
　　克里斯蒂安：这里面总有妥协，但避免错误是第一条。很多科学家都擅长写面向大众、简化后的科学故事，爱因斯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棒。
　　新京报：大家都说写《时间简史》的赫拉利很会讲故事，你怎么看？
　　克里斯蒂安：其实赫拉利的简史写作，包括我们大历史写作，都是满足了今天大家心底对于普世史的渴望。一百年前，我们把知识分成不同学科，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造成了一种教育上的失败，我们内心其实渴望互相联系的、普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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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图》，（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段炼/房芸芳/姚蓓琴等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7年6月

　　新京报：大历史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科普的作用？
　　克里斯蒂安：在我看来，大历史不只是为学生和普通读者打造的科普读物，也能给学术研究带来强有力的支持和深刻影响。假如做量子力学研究的学者，能懂得更多进化论或者意识理论不是更好吗？只有看到更多联结，对世界的视野才会更宽，这才能创造最好的科学，爱因斯坦就是这样。
　　很多学者不喜欢大历史，觉得大历史不懂得所有细节。我对量子力学的细节当然没什么深刻研究。但假设大家都对所有知识获得一定程度的了解不是更好吗？
　　新京报：你的大历史如此热衷讲故事的方式，会觉得这有点像文学吗？
　　克里斯蒂安：我觉得像诗歌一样富饶、富有启发和激情澎湃。我教了近30年大历史，不是所有学生都觉得世界起源这件事有意思。他们心想为什么我要关心宇宙大爆炸，为什么不直接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也有很多学生喜欢这样做，一想到能把破碎的知识整合在一起，探究自己是怎么来的，即便知道最终不能成功也很兴奋。
　　新京报：大历史总让我想到科幻世界的尺度。你也读科幻吗？
　　克里斯蒂安：不是专家，但打算以后多读点。我喜欢真正懂硬科学的科幻，比如克拉克。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来想象未来很有趣。谈未来毕竟就是在谈可能性。

antibody · 发表于: 2019-10-20 14:51:30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专访 | 译者孙岳：“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新史观吗？
⊙作者：董牧孜　编辑：徐学勤喻子豪榕小崧罗东　校对：翟永军

　　中国历史学者对大历史感兴趣吗？从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出发，我们对大历史的叙事有哪些期待与不满？“时下，称自己是‘大历史’学者并不会给人带来多少荣耀和自信，甚至可能正好相反。”孙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
　　近年来，“大历史”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势头迅猛。其中译者、推介者孙岳教授，可能是卷入大历史程度最深的中国学者。在将“大历史”推介给更多中国历史爱好者的过程中，他并非简单地赞同这一潮流，而是从一开始就带着颇为强烈的批判性和中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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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致力于大历史研究。2014年被选为国际大历史协会理事会理事。译有《起源：万物大历史》《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合译）等。
　　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新史观吗？中国历史学者对大历史感兴趣吗？从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出发，我们对大历史的叙事有哪些期待与不满？“时下，称自己是‘大历史’学者并不会给人带来多少荣耀和自信，甚至可能正好相反。”孙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对于最著名的“大历史”研究学者克里斯蒂安，孙岳认为，“他最大贡献是让人从此能够有学术体面地谈论宇宙演化背景下的人类历史”，“与此同时，我在思考中国的大历史传统，也就是大历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何建构的问题。”

“大历史学派”内部的共识与分歧
　　新京报：我感觉大历史在当今前所未有的科技发展、信息爆炸之下，似乎更像是某种知识整合的热情、讲故事的欲望与做科普的信念融合后的叙事产物。也因为这种诉求是普遍的，大历史找到了自己的读者。你觉得大历史算是一个“学科”吗？
　　孙岳：其实，大历史现在还称不上是一个学科。这些所谓从事大历史研究的人，是从各自的学科领域走到了一起，有（天体）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化学家，当然人文学者还是最主要的。比如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人们能从里面学习宇宙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也能学到一些人文学科的东西。大历史的作品客观上起到了科普的作用，但它不只是科普，而是赋予了知识一种叙事的线索，一个整体性的故事。
　　现代人对扑面而来的各类讯息应接不暇，大历史试图提供一个知识坐标，尽管目前似乎还不甚令人信服，但这本身对人来说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过去是上帝的事儿，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全知全能至善。实际上，从第一届国际大历史大会开始，我们就意外发现大历史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宗教人士。他们有些是虔诚的教徒，也有很多是大学神学院里从事教理研究的教授（他们也是信仰者）。普通信仰者和研究者都来参会，这就涉及大历史对不同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有很多分歧。
　　新京报：或许追溯起源的“现代神话”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关怀。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大历史学者理应是无神论的，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能谈谈你对国际上大历史研究者的整体观察吗？
　　孙岳：其实参加大历史会议的，更多的是那种爱好者，如果说里面严肃认真的学者，我觉得能分成几个小学派。一类是完全围绕自然科学展开，人类在这个框架中没有太大意义，比如哈佛大学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埃里克·蔡森博士给大历史的命名就叫“宇宙演化”（有中译文章《宇宙演化的终极全球史》）。另一派则是人文派，他们的学科背景比较复杂，更多是来自天体物理学和宗教文化类，这两种终极的关怀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他们最显著的观点，认为宇宙本身是有意识的──这一点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还是挺难接受的。比如布莱恩·斯威姆是数学和天体物理学出身，写过一本《宇宙的旅程》（JourneyoftheUniverse）注重人文及神话的意义；哈佛大学教授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EvelynTucker）则致力于为人类在宇宙框架中的演化提供道德指南。
　　斯皮尔和大历史“1号人物”克里斯蒂安最大的区别在于，大历史的“2号人物”斯皮尔是大历史这群人当中的理论家，近年来斯皮尔在大历史理论设定上的影响越来越突显出来，克里斯蒂安也很认同他的框架，他的思路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斯皮尔早年是学化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基因工程，后来又做了相当长时间的人类学博士研究。而克里斯蒂安把大历史看作创世神话（人们往往认为神话与科学存在对立）这可能跟他的人文历史背景有关。当然，大历史学者的共性就是认同自然科学是我们人类现在所能确知的最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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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荷）弗雷德·斯皮尔著，孙岳译，中信出版集，2019年7月

“大历史”与流行“简史”的区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历史与尤瓦尔·赫拉利“简史”系列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后者是一种“漏洞百出”的写作，如何评价这类大而简的历史写作？
　　孙岳：赫拉利是一个很聪明的学者，非常聪明，知识面也比较广。他运用他的聪明劲，又借鉴了大历史的写作，很快就把他的三部畅销书写了出来。
　　大历史涉及自然科学的内容谁都知道，关键是如何把自然科学、宇宙演化、人类进化编成一个故事，人类是靠故事来引领发展的。赫拉利并非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专家，只是善于利用当下的各种材料。他简化了一些东西，但说得也并非全然不对，事实上的确很有启发性，但我也只能说这是一种story（故事）。相比之下，以克里斯蒂安和斯皮尔为首的大历史，则有它的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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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孙岳、陈志坚、于展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1月

　　新京报：你觉得大历史在西方读者中算得上流行吗？这几年中国集中译介了一批大历史著作。根据你的观察，中国公众的接受度怎么样？
　　孙岳：我在欧洲时，曾特意向周围的普通人咨询是否有听说过大历史，甚至在大历史的重镇阿姆斯特丹，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也应该是大部分。在国内，除了少数对大历史稍有了解的学者之外，大多数专业史家对此往往非常自以为是地不屑一顾。这不奇怪，因为专业史学的界定方式是民族国家+原始文献，加上后来涌现的文化史、社会史、观念史等。但在普通读者和专业史家之外，大历史会受到很多具有一定文理基础的学者追捧。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大历史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超越既往诸多范式的话语或故事，提供了一个人在其中的整体途径，普及了科学知识，能够启迪人反思人生、社会及世界未来。
　　流行也许不是一个衡量大历史的很好的标尺。克里斯蒂安2007年曾经来过首师大，当时是借着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在中国出版发行的背景（据说在美国至少有一千所大学将该书选作世界史教材，在中国更是炙手可热）他曾对我说：“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大历史也会像《新全球史》一样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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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建立在天体物理学基础上的科幻作品。故事中太阳加速膨胀，人类为了自救，设法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

　　新京报：大历史跟中国人的历史观有怎样的关联？你对大历史的兴趣在哪些方面？
　　孙岳：我个人的理解，大历史是帮助人类探求自身位置、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生存意义的，所以，我对大历史的执着还会持续下去。克里斯蒂安坚持的“创世神话”说法，我本人也认同。目前大历史缺少人类道德和生存意义的维度，直接用于解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的情感和信仰等问题显得天真、乏力。大历史应该像过去的《圣经》一样，给一群人的生活提供道德指南。
　　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所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对我来说，中华意义系统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可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至张载，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衍生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可谓“中国的大历史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特贡献。大历史当中必然流露出一种哲学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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