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应推动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崔凤娟 梁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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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典籍则是少数民族文化浓缩的精华。译介少数民族典籍关乎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是传播民族文化精髓、弘扬民族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热”正弥散全球。认真总结经验，抓住有利时机，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水平，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步伐，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了解和认知，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走出去的意义与战略机遇
　　典籍是一个国家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文献、典册和书籍。5000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内涵深厚博远的中华文化，浩瀚渊博的中国典籍不仅是中华民族而且是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少数民族典籍不仅是少数民族宗教意识、社会形态、民族文化传统等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行典籍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完整真实地呈现出来，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制约，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典籍没有译介到国外，没有能够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当今多元文化的倡导为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提供了发展契机。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局出发，把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一带一路”为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自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决策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绘制的一幅恢宏画卷正徐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完全可以成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将文化软实力输出作为主要的途径与手段，符合中国在和平中恢复并崛起的心愿。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增进友好“百千万”工程，着眼于文明互鉴，其中典籍互译是一项重要内容。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在于语言文化的融通。一带一路，语言铺路，而翻译是语言铺路的先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的前提下，以最合适的方式来解读和翻译最合适的少数民族典籍，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而通”，使中国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多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能够更好地增强不同国家、民族对我们的了解和认同，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的瓶颈与困境
　　
　　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之处。
　　（一）翻译人才匮乏，翻译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目前国内专门从事典籍翻译和相关研究的人员偏少，而从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的人员则少之又少。民族典籍翻译属于民族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民族典籍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除了要具备深厚的双语语言功底、广博的双语文化知识、相当的翻译理论水平和一定的翻译实践能力以外，还要熟知少数民族历史、地理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民族学方面的综合知识。也就是说，民族典籍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身兼两任，学跨两科”。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精通翻译学与民族学、能够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译者还比较少。少数民族典籍译者与学者身份剥离现象比较严重。译者水平良莠不齐，许多译者精通英语但是不熟悉民族典籍所处语言文化语境，甚至对原文理解有误，无法将典籍蕴含的深意翻译出来。
　　（二）翻译作品相对较少且选材单一
　　目前的外译作品多局限于汉语文化与汉语文化典籍，较之《红楼梦》、《论语》等汉语作品，民族典籍外译作品数量少之又少，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重视不够，而且偏重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推介工作，这既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资助，也包括向翻译家提供各种形式的其他帮助和支持。尽管《萨迦格言》、《福乐智慧》、《蒙古秘史》、《格萨尔》、《阿诗玛》、《布洛陀》等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作品已经问世，但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民族典籍相比，译本数量严重缺乏。另外，选材也存在缺乏多样性的问题，有些文化典籍（如《格萨尔王传》等）已有多个译本，但很多民族典籍还未有一个外译本。在汉族文化和汉语文化典籍外，还应适当包括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典籍，包括它们的史诗和神话传说等，以便形成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总体风貌。此外，现有外译典籍传播的对象主要是英语世界国家，而其他语种的对象却不多见，应有计划培养小语种翻译人才，加大典籍在小语种世界的传播。
　　（三）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存在欠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有力的措施，少数民族典籍在保护、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大中华文库》等翻译工程的启动为中国典籍能够系统全面地推向世界架起了桥梁，是民族典籍保护与弘扬的很好典范。但是，与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典籍相比，文库出版发行涉及少数民族典籍的图书却不多。在科研经费资助方面，民族典籍翻译得到的资助也不多。从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来看，关涉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的项目很少，甚至与翻译密切相关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也几乎没有涉及少数民族典籍。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研究经费难以保障。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典籍英译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会成为典籍翻译发展的巨大障碍。
　　（四）中外交流与合作尚需加强
　　理想的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输入与输出双向的，交流的双方互为主客体，但是，目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十分对称。国外文化向国内的输入远远多于国内文化向国外的输出。中国典籍外译界虽然满怀走出国门的热望，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的典籍翻译主要由两部分人完成。一是国外译者，二是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外译者的作品多在国外出版，国内的则很少走出国门。许多典籍译本面向的是国内读者，不能快捷有效地走向国外。比如，同样是《红楼梦》的译本，国外读者多数熟悉的是霍克斯的译本，而较少有人去读杨宪益的译本。对外传播重视不够，传播意识不强，缺乏传播渠道应是症结所在之一。另外，中外译者虽有交流，但是缺乏经常及时的交流与合作，对彼此在典籍翻译方面做的研究也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
　　三、加强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对策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典籍的译介与传播逐渐受到重视。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涉及两方面要素。一是典籍作品的翻译，二是翻译作品的对外传播。翻译是基础，传播是目的，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翻译文本选择是否恰当，翻译策略运用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翻译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传播效果。同时，高质量翻译产品的输出依赖有效的对外传播途径。
　　（一）提高翻译产品的质量，为典籍争取更多受众和生存土壤
　　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能否取得良好效果，与我们的文化表述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翻译目的、译者、读者、文本类型的不同会造成原文与译文在意义、长度、体裁、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既要考虑原语文本的特点及存在的语境，又要考虑当代译语读者存在的环境及对译文的可接受性，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真正好的作品。只有动态顺应了少数民族典籍语言、社会、文化、认知语境的差异，在原文与译文间建立最佳关联，才能使译文既能够准确全面地传达出典籍的深厚内涵，维护典籍文本的独特性，又能促成译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跨越时空间隔进行有效的思想沟通，实现跨文化传达与交流，从而达到传播与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目的。
　　（二）优化学科建设，培养民族典籍翻译人才
　　翻译产品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水平。因此，优化翻译学科建设，培养大批优秀翻译人才是民族典籍外译与传播的关键环节。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民族典籍外译的需求量逐年加大，这就要求翻译教学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结合时代特征，将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与民族化结合起来，多措并举，加强民族典籍外译的学科建设，培养高水平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储备民族典籍翻译人才。例如，首先可以在高校翻译专业培养方案中增设民族学、民俗学、民族语言、民族典籍翻译实践等课程，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典籍作品的翻译必须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特点的同时进行创新，转换内容表述方式，以为他国受众所接受，这就要求译者不仅具备双语能力，而且要熟悉两种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形成过程、历史宗教等风俗传统。其次应加强校校合作。学校与学校间应建立合作机制，以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为目标，取长补短，建立团队，协同培养典籍翻译人才。目前，国内多所高校（如：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已成立典籍翻译研究所，在其引领和帮助下，我国定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民族典籍翻译人才。再次，还应加强校企合作。学校应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合作，联合培养翻译人才。民族地区高校以及民族院校更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民族文化产业、部门等的合作，将学界与业界结合起来，在培养人才过程中紧跟市场发展，切实参与企业实践，既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化问题，又为民族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积累经验。
　　（三）加强民族典籍翻译行业领域建设及资金支持
　　应在更高层面从国家利益出发统筹部署、统筹安排、统筹实施典籍翻译工作，并及时转化细化到配套政策层面。从政策入手，健全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管理体制，合理设置民族典籍翻译机构，逐步建立实施翻译机构准入制度和评估机制，包括研究制定民族典籍翻译工作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使翻译、审校、编辑、检验、意见反馈、责编和保密等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形成规范；研究论证民族典籍翻译从业资格认证和等级考试制度；制订典籍翻译成果价值认定和稿酬支付标准方案；改进奖励机制，设立专项翻译家奖项；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力度（如加大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项目的立项支持等）。设立规范、选择译者、疏通渠道、搭建平台是民族典籍外译助推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四）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海外资源
　　海外（如，英、法、美等国家）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与研究由来已久，已推出许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应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海内外学者少数民族典籍研究的作用，为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走向世界铺平道路。例如，应尽早建设全球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后备人才库，加强国内典籍翻译研究者和国外典籍翻译研究者的交流与沟通，国内外应互派访问学者，互相聘请专家举办讲座，定期举办典籍翻译国际研讨会，及时掌握彼此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应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国内外出版社加强合作，协力开拓海外市场，并研究国外出版社的选题标准，做到有的放矢。国内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的联姻对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能否走向国外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出版机构、外推机构等如果能够促进原作、中外译者间的良好对接，形成畅通交流机制，则会使译本在出版发行与宣传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国家层面的协调和统筹规划下，要充分调动政府和民间、国内和国外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国家的资源优势，把文化国外传播战略与外交、教育、人才等战略结合起来，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发挥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整体效应。
　　（五）拓宽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的路径与模式
　　少数民族典籍对外传播是软性的、浸润式的文化传播。文化传播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这是对外传播的横向路径；需要秉持和谐传播理念，建构文化对外传播的全新跨文化思维路径，寻找文化传播的有效传播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领域全方位创造有利于文化推广的稳定传播环境，这是对外传播的纵向路径。另外，从传播模式上讲，要做到多语种、多版本、多介质、多渠道，才能真正达到文化传播的作用。除了纸质图书外，数字化的电子产品和音像产品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大力发展。于丹的《论语心得》有精装、简装、MP3等33个版本，英语、法语等29个语种，远销50多个国家，为我们对外传播少数民族典籍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总之，在当前重要战略机遇下，尊重差异，促进传统渠道的革新，发挥新兴渠道的优势，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推动少数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而且能够为全球文化的繁荣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