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金沙遗址所想到的不同“历史记忆”

⊙作者：石青清

　　1986年，在三星堆发掘的两座大型器物坑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一下子就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目光，大家无不惊异于其文化的独特和高度发展。在相当于中原殷墟的年代，成都平原竟然存在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实在超出人们的预料，包括三星堆，月亮湾在内的古城址的勘察认定，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关于巴蜀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至此已全面改观。
　　而在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许多规整的长方形土坑，埋着大量的玉、石、青铜礼器。这些坑的大小、数量、组合、特征略有不同，但形状、长宽高的比例、器物的摆放方法、基本的种类、组合规律、器物的功用都很类似，出土文物也绝大部分为神器和礼器，很少有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这些都说明了这批土坑所具有的宗教性质和礼仪性质。而在三星堆遗址中目前发现的最精美重要的文物，都出于这类坑中，表明祭祀活动在三星堆文明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突出反映三星堆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遗存。因为古蜀国是独立性很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的精神信仰具有与中原不同实质和特征，正是这些实质与特征，才构成和创造了这一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
　　在人们还没有从三星堆的震撼回过神来的时候，2001年2月又在成都市青羊区西郊的金沙村发现了金沙遗址，到现在已经陆续出土了金器、玉器、石器、铜器、象牙骨器等珍贵文物2000余件，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与很多重要的遗迹现象。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同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与中原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并不完全相同，而是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其中太阳神鸟金箔饰采用镂空方式刻画出光芒四射的太阳和四只绕目飞翔的神鸟，那充满动感的图案是如此神奇绝妙，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更是精湛绝伦，堪称是世界古代艺术史上的瑰宝，国家文物局更是将其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举世瞩目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它以丰富的出土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的历史文化，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为我们了解商周时期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古蜀族和古蜀王国以前一直云遮雾绕被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所笼罩，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发现，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的神秘面纱。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使我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以丰富的出土资料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看到了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地区的繁荣发展。可以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以考古学文化形态揭示了灿烂的古蜀文明是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内陆农业文明的重要遗存。它们在文化形态上同属于古蜀文化，在时间上也有相互衔接和延伸的关系。但又显示出各自的一些特色。由此可知，古蜀文明是由古蜀族为主体，联盟了西南各部族共同创建的一种地域文明，古蜀文明既吸纳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周边文化。”古蜀先民们创造的青铜文明在商周时期发展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完全可以和中原文明先媲美。
　　由此，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及周边其他区域文明的关系，不禁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由于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影响，自上古时代以来就盛行中原王朝为正统，其他四方都是蛮夷之地，只将中原视做作唯一的文明中心的观念。而随着考古新发现提供的材料日益增多，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为多元一体的格局，这是已经为学术界公认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进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三星堆考古发现就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揭示了古蜀国就是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诚如隗瀛涛先生所说：”三星堆遗址内发现的三四千年前的一大堆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以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古蜀文物，以及古城墙，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等，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并进一步使人们再一次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三星堆文明无疑是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是古蜀先民的一大杰作，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苏秉琦先生也曾精辟的指出：”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广汉等地出土的陶片”说明在成都和广汉各有着不少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三星堆两个大祭祀坑以及后来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所发现的三千多年前的跨度12米的四根地梁所显现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存，都使我们确认，四川盆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自成一系的古文化，而且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了既同中原夏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独具特征、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毫无疑问已处于方国时代“。苏秉琦先生同时提出了”按照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把中国分为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区和面向太平洋的三区“，以建立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体系结构，”即在六大文化区系范围内可以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经过超百万年，特别是近万年以来多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互相影响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祖先各族群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团聚的结果，是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的结果“。这些论述都认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古蜀文明与其他区系的文明之间的交流影响也是源远流长的。

　　但古蜀文明又具有自成一系的鲜明特色，与中原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观念习俗、宗族或部族构成、社会生活、艺术情趣等诸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中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不仅在三星堆和金沙各自建立了雄伟的都城，而且有着同中原一样灿烂而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辉煌文明中心，作为这样一个文明中心，古蜀与中原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和经济上的往来，但古蜀与中原这种关系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呢？
　　苏秉琦先生就曾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的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三星堆考古发现等大量材料提示的辉煌的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便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三星堆出土遗物显示出很多外来因素的的特征，但外来文化影响却只占据次要位置，而且在模仿过程中大多有新的发挥，其文化的特色一直显示出浓郁的本土特色。
　　段渝先生认为：“从卜辞看，蜀与殷王朝和战不定，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卜辞对蜀绝不称方。而卜辞所见之蜀，均在蜀之北疆重镇陕南地，不是蜀的中央王朝。可见蜀王不是殷代外服方伯，蜀国并未成为殷王朝的外服方国。考古资料可以得出同样结论……按照商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王都必定大于方国之都，故卜辞屡称商都为‘大邑商’……但蜀都却大于早商都城，又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政治体系，二者之间不存在权力大小的区别”。在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较为自己的鲜明特色，显示出其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蜀与商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是分蜀于南北两个文化体系的文明中心。
　　其实，从三星堆，金沙文明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的对比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我们印象中的传统观念中对上古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出入。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殷周的文明发达水平是高于周边地区的，周边都是蛮夷之地，从孔子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成霸政，带领诸侯们顶住了周边蛮夷的进攻而赞扬其“仁”，再到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落后民族征服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后，反而会被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的的理论，我们与我们的先辈们总习惯于站在先进文明的持有者的立场上，怀着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中去看待问题。而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就如三星堆和金沙文明等的发现，我们不禁惊呼，或许我们原来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而之前，那段不那么准确的历史记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要思考这个问题，恐怕还要先搞清楚“历史记忆”这个词的含义，它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又是什么。是过去曾发生的事实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在于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因此，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遗存，客观反映过去人类的行为与文化结构。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下，所认同的一种观念，但，历史事实--这个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就真的只是被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所反映吗，我们一般人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包括历史学家记忆中的历史事实，与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客观历史事实又相差多远呢，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人们的历史记忆呢？
　　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对于历史记忆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且称之为‘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籍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个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为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分配、分享关系。……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中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众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
　　回到本文最开始讨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记忆中对中国上古史的印象会与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那么不吻合呢，看了王明珂先生对于“历史记忆”的看法，多少会对我们有些启发。也让我们多少了解了关于对于商周文化的历史记忆形成的由来找到的一些思绪。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现在大家对于历史学本身的反思与研究，没有对于西方先进史学理论的借鉴与思考，也没有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三星堆、金沙文明的发现也只是多增添了一些地下出土文物而已。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不难看出，所谓中华文明的形成其源头是多元的，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交通极度不便利的情况下，是互相有所影响的，而为什么在传统观念上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中华文明的源头却是一元的，其他地方都是未开化的野蛮地区呢？如果说过去是由于时空条件的限制，例如史学理论的落后，信息流通不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以及现在很多时候所采用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如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加到历史学研究当中）。那我们现在无疑是处于一个研究历史的相当幸运的时代，例如本世纪初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的发现与研究，就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引起了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我们应该从多元的，联系的与发展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去分析与对待史料，尤其是处于今天这个资源可以共享，并可以用其他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参照研究的时代，有了更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更应该为后人有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忆”而努力。

⊙　作者简介
　　石青清，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源自：《湘潮》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