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刍论

源自：中国民族报  : 樊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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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让中国文学界为之瞩目。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研究的兴盛。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来自于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蜂拥而至，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俨然成了当前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不过，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比如，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相比，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却显得相对薄弱。对此，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并非没有察觉，已经举办了十二届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就曾多次把“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作为重要议题。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仍显得不足。理论建设的滞后性不仅会影响文学创作的发展，也会影响文学批评的质量。事实上，虽然近些年来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并给以恰当的理论阐释的却不多见，这与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不足大有关系。
　　何谓民族文学理论？费孝通于1990年提出了十六字的文化发展理念：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学者刘俐俐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以‘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即关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艺术追求、文本特性及特征的理论及批评方法。”民族文学理论不同于一般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中国的整个国家版图的一部分，可以说，民族文学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地方性文学理论”。当代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及文学作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有别于汉族文学的“异质性”，其形成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等。这种“异质性”的表现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而且对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提出了诉求。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汉族文学截然不同，也不是说民族文学理论只关注这种“异质性”而不顾其它。事实上，尽管有这些“异质性”因素的大量存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汉族文学的共通性还是远大于差异性。不过，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需要，民族文学理论却有必要对这些异质性存在特别关注。因为，从中可能发现文学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总之，民族文学理论建设要在研究少数民族作家及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普遍性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其有别于汉族文学的特殊性方面，从而建立一种与一般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学理论范型。

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一，有利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均衡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要健康发展，必然要求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共同地、和谐地进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不利都会影响文学的整体发展。当前的民族文学创作繁荣，民族文学批评兴盛，而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不力，给整体的民族文学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亟需加以促进。
　　其二，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存在于民族文学作品中特殊的文学现象经由文学批评的敏锐发现，如果能进一步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总结阶段，就可以将那些可贵的文学特质加以理论的定型，从而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进而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更好、更快地发展。
　　其三，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文学理论建设。迄今为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构之中。有朝一日，这种建构的完成应该建立在我国56个民族的文学经验之上而非仅以汉民族的文学经验作为理论的依据。基于这种认识，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特殊性的民族文学理论实际上是中国整体的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建设就可以部分推动整体的方式促进后者的建设。
　　其实，关于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早已不再是新鲜的话题，在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关注过这一问题。如李鸿然、关纪新、朝戈金、刘俐俐、姚新勇和刘大先等都曾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对此作出过颇有价值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关纪新和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刘俐俐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姚新勇的《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刘大先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等。具体到研究内容的层面，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比如，“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和建设。“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想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学者提出后，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其基本内涵是认为中国文学史是由56个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过去和现在。这种文学史观的提出致力于改变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基本等同于“汉族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以致忽视、低估或遮蔽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弊端。应该说，这是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在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出新的发现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史观念。它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或将掀起又一轮“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从而改变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面貌。事实上，已有主流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比如，陈思和有感于既有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残缺的当代文学”，特意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专辟了“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一章。进一步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设不仅具有文学史革新之类的文学意义，其对中华文化的整体建设和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建设成果还有很多，不再赘述。

如何建设民族文学理论？
　　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所谓建设民族文学理论就是发现民族文学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并进行理论的提升和总结。在这一意义上，建设的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介绍两种。
　　其一，以文学文本为依据进行理论的提炼。从文学文本入手，进行理论的发现和总结，这是西方文学研究界进行理论研究的一种典型路数，也是一种契合文学理论生成规律的研究方法，却被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长期地疏离。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相当的难度，但理论创新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只是一种尝试也有其积极的意义。首先是对文学文本的选择，有两类文本值得特别注意。一类是文学成就高的文本，比如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另一类是文学成就虽然不算太高，但具有某种文学新质的文本。前一类文学文本的理论创新价值不必多言，中外文学理论一般都是建立在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后一类文学文本虽然从审美价值而言未必是第一流的，但其蕴含的文学新质却可能刷新我们对文学本身的固有认识。比如，刘俐俐的论文《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就尝试了从阿库乌雾的人类学散文，总结出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某些特性和意义。
　　其二，从民族文学作家关于民族文学的认识中进行理论的甄别、总结和提升。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家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对民族文学本身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很零碎，而且淹没在大量的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认识之中。作家本人或许也没意识到这些见解的理论创新价值。对此，我们可先进行理论的甄别和剔除，完成一个披沙拣金的工作。再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视野，对这些见解作一种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比如，阿来关于民族文学，就写过大量的理性思考的文章。笔者在遍读这些文字的基础上，写成《阿来的民族文学观》一文，总结出阿来关于民族文学的认识中最有价值的三个方面：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非母语写作的独特价值；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表现。
　　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值得民族文学研究者们为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