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凭说

随着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简称“反右斗争”）取得胜利，毛泽东成功访苏，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社会主义阵营形势大好、欣欣向荣，毛泽东心情激动，喊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口号。在他推动下，于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拉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这年冬至1958年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就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

由于周恩来是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反冒进亦采取了支持态度，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再三批评后，两位领导人都不得不在1958年1月19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就此作了检查。

南宁会议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次会议使党内思想统一到跃进即冒进上来，为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创造了条件。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反“反冒进”后，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并称为"总路线"。4月武昌会议是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其主旋律是鼓足干劲。这时“大跃进”的高潮开始在一些省份掀起。这几次会议，总的方针是批判“反冒进”，要“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大跃进的形势汹涌澎湃、已经势不可挡。

为助推总路线，毛泽东1958年4月15日，又在广州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推荐“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在文中说，由这个合作社的事迹，看到“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还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当天，毛泽东致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胡乔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对二十五年要赶上英美要留有余地，因此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介绍一个合作社》中的这句话则改成：“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毛泽东的这篇短文，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同日《人民日报》转载，立即在全国传播开来，有力地推动了“大跃进”高潮的到来。

到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上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也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成为国策。“大跃进”开始了，它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在农业大跃进里，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有的一夜之间就放出一个大卫星。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 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安徽省枞阳县一块号称亩产1.6万斤的"卫星田"，地里的稻子实际上是从各处移栽过来的。为了农业的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大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那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水利”等运动，形成了一股狂热的生产高潮。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天下第一田”、“千斤亩”、“万斤亩”等夸大的宣传，造成了虚假的成绩。

农业上开始大放高产“卫星”，接着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上天”。“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泛滥，“共产风”盛行。

就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的高光时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兴致勃勃地预言，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17日至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到1070万吨，比1957年增加一倍；1959年则要求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这些指标写进了会议决定和公报。到了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国庆十周年”中，报道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出现拥护“三面红旗”的标语。本来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已发展到十分狂热境地，这一宣传使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更加猛列；公共食堂、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等等荒唐行为，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丧失了农村播种和精耕细作的最佳时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所以59年初春开始，全国闹饥荒这就是必然结果。

关于“大跃进”，邓小平在1980年4月间总结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胡乔木自然也不例外。后来于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还说过“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

就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振撼全世界的大跃进开始了。

那么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特别在最困难的岁月，作为最底层老百姓又是如何捱过去的呢。

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对那场运动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4.5.2.2 我亲身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8年注定不平凡的一年，是燥动的一年、也是轰轰烈烈、振憾人心的一年。

1. 全民围剿四害 ──全国大跃进群众运动的预演

四害，是指危害人民建康的苍蝇、蚊子，偷吃粮食的老鼠、麻雀的简称。58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杭州市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厂，他很欣赏并推广小营巷的经验。于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指示发出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除四害的高潮，特别是剿灭偷食粮食的《麻雀》。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主要是城市)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真是中国乃致全世界，独创的"痛剿麻雀"的旷古奇观。

中央发出指示后，各地"除四害"运动声势越搞越大。3月14日至19日，全国"除四害大跃进协议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38个医学院的代表提出一份倡议:"要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四川省最先行动，吹响了除四害的号角。其中新繁县禾登乡党委书记魏锡云组织全乡近四十支鸟枪，成立"火枪队"，分成三个小组，巡视全乡打麻雀。群众与专门放假回家打麻雀的学生，以大社为单位，分为31个小组，指派专人包干。男女老少，整天轮流值守，不断吆喝。干部分到各处严厉督促，农民上街赶场都得带上竹笋壳，边走边吆喝，否则不准进场……他们有的摇竹笋壳，有的敲梆梆、铁桶、盆子，边喊边打，到处"梆梆"、"啪啪"、"啊吼"之声，加上火枪队的"冬冬"枪声，杀声震天，一直要闹到晚上。据粗略统计，全乡7天共歼灭麻雀20多万只。

在这场运动中，做法、规模、成绩最突出者要算首都北京市。北京召开了"除四害誓师大会"，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副市长王昆仑任剿雀总指挥，统一指挥三天的剿雀战斗。剿雀战开始前，组织居民观看了四川新繁县禾登乡围剿麻雀的纪录电影，并用广播宣传车，载着死麻雀行驶街头，以此来调动剿雀大军的积极性。

北京市从1958年5月18日起，大战三天，……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昼夜不停。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毁灭性的打击。三天内，每晨六时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树上，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不停地飞。

就这样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毒老鼠、麻雀），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凌晨5点也是全市统一行动时间，还差一刻钟到点，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来到剿雀总指挥部督战。

58年5月18日早上5时正，王昆仑一声令下:"开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防空袭般警惕监视着天空。扎的无数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白发老人、几岁小孩，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这场除四害运动，时我正在读初一，也参加了这场永生难忘的“围歼麻雀”的大战。随后，学校继续停课，让学生们到田间地头，漫山野去灭老鼠，见到老鼠洞就挖，挖出来把老鼠打死割下尾巴，交回学校统计战果上报。学校每天还发给幔头，做为午餐，以免回校吃饭，浪费往返灭鼠时间……现在回头审视，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

2、农村农业合作化。

我的老家安岳，在四川中部丘陵地区。1957年夏天，我刚考上初中。在家里听父辈们谈论，上级要求所有的农民都要参加互助合作社，大家都不知道合作社是什么样。没过多久父亲参加村里大会，说村里宣布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所有农户就算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地主、富农除外）。要把家里的田、土及山林，全部入社，还要把大型农具犁头、耙子及耕牛都折价入社成为公共资产，到年终分红。原村民组长成分社社长，村长成了大社长。弄得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家长们被这突如出现的变故，搞得不知所措。数千年田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私人所有，一下子充公了难以接受。特别是贫下中农，土改时才从地主手中分配到手的。更不明白，今后耕作生产谁来指挥、安排、收获如何分配。好在是上面指挥下，突然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根本无人管理，农民还是仍然按各家各户老规矩生产耕作，有名无实的农业合作社，延续到1958年夏天。

3、宣传总路线。1958年5月末，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后，全国上下掀起宣讲和推广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高潮。学校停课，把学生派往学校周围10几公里内的农村田间、地头，去宣传总路线。当时才十三、十四岁的初中生，连自己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总路线，怎么去向农民讲解呢？只好把报上的文章给农民读，最后演变成山头广播站，用纸糊的喇叭筒，在小山包上声嘶力竭的喊。每天上、下午定时开播。每个山头一个小组，两三个同学轮流喊。每隔一两里地一个小组，连绵不断，十几里，声势蔚为壮观。几天下来，个个声音嘶哑，吃饭说话却很困难，但同学们还是干劲十足，仍然坚持战斗，每天走几里或十几里，继续不停地在山头广播…….记不清楚，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停下来。

4、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8月，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水稻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甚致高达十几万斤的“农业卫星”、钢铁卫星、煤炭卫星，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党报上铺天盖地，全国沸腾了，全世界惊得目瞪口呆。老家地势偏远，消息闭塞、行动迟缓，但也受波及，人们不知真假，不知所措。

但没过多久，这场风暴也刮到了这偏僻的小山村。刚刚收完水稻没多久、村里开会宣布初级社转高级社，村干部变为高级社主任(社长) 。在农民们还没回过神来，又马上开会通知，乡政府被取消了，改名“人民公社”，各村的高级社变为大队，各分社变为小队，实行军式化管理，跟万花筒式的不停地变化，让人们不知所措。过去政府只管政策，不管生产经营，由农民各家各户自主经营，有吃无吃自家负责，政府不用管不着急。但在58年8月左右，人民公社一成立，整个农村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乡政府变成人民公社、并且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公社成立大会，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的。会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口号此起彼伏；公社、大队的、小队的、突击队的红旗，迎风飘扬。从此乡政府改名为公社，村叫大队，村民小组 (合作社分社) 叫小队。

自从成立人民公社后，过去无人管理的合作社，变成全部由人民公社全部包缆起来，人民公社成了经济实体，从此农民吃饭不要钱了。这样一来人民公社，得负责全体社员的吃、喝、拉、撒。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99.1%。毛泽东还高兴地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现在看来，这是毛泽东干的一件最愚蠢的事──就是在全国推广建立人民公社。

他这样做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并解决了农村合作社的组织领导问题，还做到所谓的“一大二公”（“一大二公”也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所谓一大就是指人民公社“大”，就是人多、地多、大规模、大公社。人民公社的"公"，就是比合作社更社会主义，就是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搞掉。把合作社时的集体财产和留给农民的少许自留地、房前屋后的树木、家里的鸡鸭鹅全部充公，建公共食堂，全体社员集中吃饭。就是要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刮“共产风”）。

正因为政府出面接管合作社，这让政府（从地方到中央）从此背上六亿张嘴要吃饭的沉重负担。六亿人一天一斤粮，就要六亿斤，十天呢，半年呢、一年呢？毛泽东担得起吗？担不起。恐怕玉皇大帝都担不起。反正已经人民公社化了，农民只管听从指挥干活，下工回家吃饭，有吃无吃都不用操心，有公社干部(实际是当地政府)包了。这才不得在全国实行定量供应，国家工作人员和城镇居民发粮票；农民则由公社根据收成，交完公粮后的情况、统一分配，收成好多分一点，收成不好就少分，没有就大家都饿肚子。说直白点，毛泽东惹祸了，他本可以轻轻松松在领导岗位上，做指挥全国的领袖，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家长，揽下这注定没法承担的责任。这才是三年灾难时期产生的根本原因！！

5、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建立后、马上就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起公共食堂，把全体农民生产、生活全管起来了。我家王家大院是个四合院，是队里最大的房子，它原本是王氏家族十余家儿孙住房，解放初大部份被划成地主搬出去了（附近的贫、下中农搬进来了）。左厢房最外边一户分给一个长工，大门进去三进厅，一个天井周围有三间大卧室，三个大厅一个大厨房，一个大粮仓，可容纳上百人吃饭，这地方做公共食堂正合适。

为了便于管理，还把比较边远的农户迁到王家大院，或食堂周边的农户家里同住，不管男女老少，一家人被安排在分配的一间屋子里。尽管不方便，但也没办法，这是上级的要求。院子突然增加这么多户人家，空房和大厅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远处搬空了的农户茅草房，一把火烧成灰，在随后大兵团作战时当作肥料。把人们赶到一起，吃住都不花钱，由政府包干，这就是共产主义了……现在看来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

公共食堂建立初期，由公社干部和大队长带领一帮人，挨家挨户进行“动员”，把各家的稻谷和杂粮都收入食堂管理的粮仓，或生产队新建的的保管室，并把锅，碗、瓢、盆和泡菜壜子等东西全都集中到队上，家里只留下穿的衣、被。队里安排三四名身体强壮的妇女做炊事员，给全队农民煮饭。另派一名识字的会计兼保管，每餐根据人口，定量，负责计划用多少大米、红薯，并过称、记账。因队里水田少旱地多，每年大米占口粮不足1/3，其余的全靠红薯（俗称红苕）。白天生产队长，带领成年人上地里干活，听到钟声或钢管声，回食堂吃饭。到时每户人家派一个人到厨房领取，会计根据该户人口数，计算出某户人家该几斤几两米饭（一两米对应2.5两熟饭）几斤几两红薯。炊事员用专门制成的称，称好发给人家。领取好饭菜后，全家人就在食堂就餐，不准带回家，更不准在家里做饭。要是发现那家房子冒烟，队里民兵马上赶到现场，轻则没收所有炊具和食物，重则被划为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当成阶级敌人对待，被监督劳动改造。

当时我正在读初二，星期天回家，免费吃食堂，得以亲身体验不要钱的大锅饭优越性。而且，在58年十月左右，学校通知我们，不用交每月5元伙食费了，说今后读书不用交饭钱了，由公社包了。我们高兴叫喊“人民公社万岁！”，“共产主义好！”。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我们享受了三个月的共产主义供给制就完了。学校告诉我们，今后还是要家长拿伙食费，因为公社没钱给了。

更糟糕的人民公社实施军事化管理，管理者不知农时、没有耕作经验，瞎指挥，该收的粮食不尽快收回(全民动员去深翻土地、大练钢铁)，该种的不及时播种；加之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更不懂得田间管理，造成粮食减产减收，这更让各级政府雪上加霜…….全国人民的口粮问题突然大暴发，而粮食生产周期长，人民天天要吃饭，几天不吃饭是要饿死人的，这就是那场灾难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全国人民粮食需求量巨大又紧迫，而现有的机制──人民公社生产不出那么多粮食，由于减产全国所产粮食，比人民公社化前少得多。据资料显示1962年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已跌至1951年的水平，倒退了十年。加之粮食生产周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民众需求，这才造成持续四年（从58年底到六二年底）全国性粮食大饥荒。全国各省市民众因营养不良，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并导致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面对这场灾难，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实行“低标准，瓜菜代” 。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在60多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家中，曾有过这样一幕：要求中央领导人的每月口粮自动减少，秘书将自定口粮标准的通知，发到各个领导人的手里，请他们按照自己的饭量定一下供粮标准。当时身高体阔的毛泽东主席，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而他们要自己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1961年年底，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广州温泉山附近的树林里捡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寻求解决大饥荒时期的代食品问题。最难过的是发动大跃进的毛泽东主席本人了，他当时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 没过多久，毛泽东也得水肿病。

造成这种局面，本是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引发的。更令人不可思义的是1959年，本想纠左的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庐山会议的斗争。那场“反右倾”运动，导致极左思潮有增无减，在短短两三年内，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全国粮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接连爆发，非正常死亡人数急速增加，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毛泽东听到农村出现饥荒和饿死人的消息，心中也十分焦急、寝食难安，全国形势十分严峻，这时他也无可奈何。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

“大跃进”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还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全国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

6、毛泽东领导的深翻土地运动

1958年5月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毛泽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听到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深翻土地”改良土壤大获丰收，亩产高达800斤的报告后很受启发，他高兴地说：“一年把120万亩土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1尺5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各县是否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就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还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 并决意推广长葛深翻土地的经验。

195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吕炳光写的《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文章。称不仅小麦可以增产，玉米、红薯、棉花、花生都可以增产百分之几十到一倍。当地民谣还称“水是血、粪是粮。深翻土地建谷仓。”

58年7月11日，农业部在河南省长葛县召开现场会，会上提出要把全国16亿亩土地琛翻一遍。要求一般深翻1尺5、丰产田要翻二三尺以上。

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在全国从北向南，掀起深翻土地的高潮，深度达3尺以上（卫星田）。当时正值农业大放卫星后，大跃进的最狂热的时候。为了明年高产丰收，要完成把全部土地深翻一遍的艰巨任务，刚成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派上用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新成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担纲，领导农民大搞深翻土地运动。为了抓好深翻土地工作，人民公社发挥军事化组织的特点，调动全公社的农民，集中到几个地方，统一行动，从事深翻土地的活动──称之为《大兵团作战》。

在深翻土地的工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成百上千的农民，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在在一片片开阔的田地里，挥汗如雨，辛勤劳作。集中起来的农民，要扛上被子带上衣物，到离家几里甚至几十里地的地方去干活。就在我们家乡的小清流河两岸的一个接一个，本就十分肥沃的田坝里，布满了深翻土地的农民，连绵数十里。他们白天干、晚上干，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干。天黑后有的打着灯笼火把干，有的用柴草燃起沟火干，有的用煤气灯，把工地照得透亮如同白昼，更多的是白天派人到旁边的树林里砍伐树木，哪怕一两人合抱那么粗壮的大树(最受欢迎)，被成片成片的砍倒，剧断并劈成材火送到田间地头、棚成堆燃起熊熊大火。一堆堆沟火火光冲天，照亮一片片深翻土地的现场，映红了整个夜空。现场激动的人们叫喊声，连、排干部的口哨声，远处宣传队的锣鼓声，沟火在燃烧的呼啸声加上队旗在风中飘扬的猎猎声，组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交响乐……这场景、这声音，形成气势恢弘，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而且，全国农村都是这样。

我们学校600师生，也承担了一片土地深翻的任务。站在地里远远望去，看到这连绵数十里、望不到尽头如火如荼的战场，也心潮澎湃、久久难平。回顾七十年前的大跃进深翻土地运动，我这已是八十多岁的老者，仍然感慨不已！！

  随着大兵团的移动，我们也搬迁了多个地点。由于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地干活，十四五岁的学生们，累得精疲力竭。在凌晨两点还没休息，有的同学在田间干着干着倒在地里睡着了，有的站着靠在锄头把上睡着了，老师忍无可忍才叫下工休息。回到住、处，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倒在地上铺的稻草上睡着了。几个小时后，天还没亮又被起床哨音吹醒了，又开始第二天的劳作。天天顿顿吃红苕（红薯），有的女生吃不下，看见蒸熟的红薯就吐，苦不堪言……. 有一次深夜12点转移到另一个地芳，在半明半暗的火把指引下，背上被子衣物要走二十几里地，中途休息在路边停下打个盹，到达住地后，发觉少了一个人。马上派人回去找，结果在休息处把那个同学找到，他居然还靠在路边的凹陷处呼呼大睡。因为大家都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前行，机械地跟着大队伍移动，谁也顾不上别人，把他给丢下了。

深翻土地还没完，我们班接到一个新任务：在学校旁边，将一块三亩多地的干田，变成小麦卫星田，要挖四五尺深。全班五十几号同学、整整干了两个月。先在田埂边挖三尺宽4尺多深的沟，把泥土放在另一块地上，挖好后才能挨着挖另一条沟，用现在在挖这条沟的泥土去填前面那条沟。这操作起来很困难，一是太深必须用工具（箩兜或箢兜）在沟底装上，下面用力往上送，上面还要有人拉上去倒；其二翻到田中间后、有一边是松土，挖到两、三尺深左右，松土一侧总向才挖的地方跨塌下去，很麻烦又影响进度….最后分六人一组轮换挖。八个小纽每个小组挖四条沟（4米宽，30米长）的面积。经两个月左右，才翻完。

现在回过头来看，大跃进中深翻土地的做法是十分荒唐而又愚蠢的行为：

一是、粮食作物丰产与否、关键是要保证25厘米厚熟土的土壤的肥力。深翻土地把肥沃的熟土翻来埋在地下，把没有一点肥力的下层土壤翻到地面，就这样的地种粮食还想丰收，那简直是做梦！上面要求每隔20公分要撒一层肥料，肥料从哪里来？上面要求先把表面熟土揭开、再深翻，深翻后再把熟土填四回去，那么深翻还有意义吗？不如不翻。更重要的是那来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这种一瞎折腾。

二是，浪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严重影响粮食秋收和保管。安岳农村红薯是主粮，要吃大半年，不及时挖回并保管好，会迅速烂掉。五九年春荒时，我去学校路过的山坡上，大片大片红薯没人挖，都烂在地里…….真是荒唐又愚蠢，令人揪心。一边农民没吃的、饿肚子；另一边没人指挥、谁也不敢去挖回家，造成而大量红薯烂在地里…….正是农民集中《深翻土地》和紧接着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影响红薯收藏和小麦冬播，造成粮食减产，加重了粮食危机，引发饥荒。

深翻土地带来另一严重问题，大兵团翻地，造成成片的森林被毁（晚上照明、队伍做饭加公共食堂烧饭，都喜欢用大树劈成的木材），原来像原始森林般的大片林地，变成一个个光秃秃的山头。后来食堂解散，农民做饭的柴火都没有，还要到百里开外的煤矿买煤烧，这多么荒唐。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后，大批农民工进城，退耕还林后，树木才渐渐长大，那些荒山才慢熳恢复，重现生机。

这都由于毛泽东，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毛泽东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许多违背科学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教训惨痛，非常深刻。

7、毛泽东领导的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会议（17日至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到1070万吨，比1957年增加一倍；1959年则要求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这些指标写进了会议决定和公报，并且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1957年，全国钢产量才535万吨，在“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下，钢铁产量要翻一番，又谈何容易。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便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于是年秋季开始，“全民大炼钢”。运动开始后各省市和自治区的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于是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将军、部长、教授，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农民、大中学生全都参与其中，没日没夜的全民大炼钢。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

成千上万的农民置农业生产于不顾，置正在收割的庄稼于不顾，背着镢头，带上锅灶，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炼铁。当时的情景，犹如广为流传的民谣所言:"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门上铁吊等被砸烂，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其它纲铁制品，拿来“炼出”了几百万吨钢材，其实是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我们学校也也参加了全民大炼钢运动。公社的主要劳动力去集中修建土高炉炼钢去了，我们就在学校炼。我们班就在教室外搭起三个一米高的土炉子，我们戏称为鸡窝炉。用砖头和稀坭砌起来的，园形炉膛直径约40多厘米、高4、50多厘米，下方用几根钢条（相间2厘米左右）做炉底，便于通风（或鼓风）用。把木材和刨花放在炉底钢条上（便于点火），然后在上面放厚厚一层2至3厘米大小的钢碳（焦碳），在焦碳上方炉腔内，放进从农民家中收来的乱其八糟的铁条、砸烂了铁锅，破碎的铁制农具等等放进炉膛内，空隙间用焦碳填满满的，记得还撒了些什么化学药物。然后从底部把刨花、木材点燃，直到把钢碳引燃，炉子顶端冒出兰色火焰为止。每隔两小时左右，要从炉顶添加一次焦碳，连续十多个小时左右即算炼治成功，然后用砖头或稀泥把炉口封死，让其慢慢冷却。待温度降下来后，打开炉口，从炉中取出即是所谓已经炼成的钢了。其实从表面上看，和放进去时的东西没有变化。从头到尾每炼一炉钢花整整一天时间，我们分成三班，轮流值守，直到开炉为止。记得第一炉炼成后，我们还写了喜报、敲锣打鼓，去给公社领导报喜。

就这样1958年胜利完成了，产纲1070万吨的伟大目标，但群众大炼钢铁生产出来的钢，是不是真正的钢，只有天知道。

正是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除四害、大跃进、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深翻土地、大炼纲铁，把全国人民槁得精疲力竭，结果劳命伤财而一无所获。反而严重的耽误了农时，干扰了正常的秋收秋种的大好时节，为1959年初春开始的，全国人民大饥荒种下祸根。公共食堂的大锅饭，大兵团作战，民众出工不出力，基层干部瞎指挥，又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之粮食短缺，无力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大跌，进一步加大了粮食缺口，造成的饥荒越演越烈，这才酿成长达四年(59、60、61、62年)困难时期的灾难。

1959年年初，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全国实施定量供应，考虑到学生们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大、中学生定量最高每月32斤。城镇居民口粮每月18斤、国家干部24到26斤（各地稍有差别）。公社农民没有定量，所有收获全部上交，交完公粮剩多多吃、剩少少吃，根本没有保障。平时也类似诚镇居民，每个公共食堂派人到公社去领取口粮。

60年年底全国粮食供应已极度紧张，寒假回到家里，大门紧闭，好不容易找到邻居，才得知父母均得了水肿病，住进公社的养老院。养老院离家很远，有近二十几里地，我匆忙赶去接他俩回家。在养老院办好手续，离开时发了拳头大小两窝窝头，仔细一瞧原来是糠做的（原来公社粮库加工大米时，用风车吹谷壳时、靠近风车部分稍细点的谷壳），那原来用来喂猪的，人根本没法吃。我看了看，正准备将它扔了，父亲大喊：“不要扔、那是晚饭。” 父亲告诉我，他们每天口粮就是一两稻谷，在养老院才有这糠窝窝头吃，在外面连这都吃不上。每家每户都有人被饿死，特别是中青年壮劳动力，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担子重、食量大，经不起折磨，相继去世了，对门屋的董xx、王xx、王xx、周家院子的周xx、周xx、张xx、敬xx、舒xx……. 想起他们，那些叔叔、伯伯在世前的容音笑貌，永生难忘，得知已阴阳两隔、令我泪流满面。我的父母还算幸运的，因子女在学校读书，两老人没人照管送进靠敬老院，靠糠窝窝头救了一命。回家路上，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父母身后，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

到家后第二天才知道问题的有多严重。

公共食堂因无粮供应早已关门，农民只得自谋生路，什么草根、树皮，什么泥鳅、黄鳝、蚯蚓、蚂蚱、老鼠、青蛙、蛇……. 凡是能找到、能抓住、能吃的都抓光吃净了。隔壁本家三叔，听说关音土(就是特殊泥土俗称石谷子)能吃，专程走几十里地去挖回来，打成粉吃，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才9岁) ，吃了拉不出，痛苦呻呤，他只好用手去掏(三婶早已病逝多年)其景惨不忍睹……. 真不知道，可怜的乡亲们在其后的岁月，是如何熬过来的。

    好在我们家有三个学生，哥嫂在上大学，每个假期每月可在粮店买到96斤大米，外加在我们住房外小溪里，长满了野生芋儿，才帮父母渡过难关。当时荒唐的政策，还不准农民在田边地角种蔬菜，不准喂养家禽、家畜。如若不是这样，也许少饿死不少人。

    60年夏末，放暑假我又回到老家，可看着一片片金黄的稻子没人收割，老人们心急如焚，因前两年灾荒期，队里干活的主要劳动力相继离世，无人收割了（春天插秧都是公社干部、带领城镇居民帮忙完成的），我们这群放假的十四五岁中学生，成了收割主力军。二十几个孩子分成6个小组，每组四人一张戽斗（有底、两米见方六十公分高的大木盆、框上三方立有竹编的围子）。两人用镰刀在前面割稻子，后两人把割好的稻子用力在戽斗边的竹梳子上摔打、使稻谷粒稻草分离掉在戽斗里，俗称《打谷子》。小伙伴们顶着烈日酷暑，汗流夹背在稻田里，累得连腰都立不起来；而且水稻叶子边刺锋利，他们全身上下都被割伤，是密密麻麻的血红色的伤痕；加之挞稻谷时产生很多灰尘（俗称毛毛），粘到皮肤上奇痒无比。几天下来，大家累得精疲力竭，还有年龄小点学生的哭着喊着不干了。可是没有办法呀，我们不干谁干？总不能让它烂在田里呀！何况家人等着当天打下的谷子，分回家做版吃呢！一个多月后、总算收割完成，我在家里整整躺了三天…….  开学了，我被保送进入县里惟一一所高中，到校后我们根本没有上课，全校组织支农劳动，背上被子到离校几十里路的山里， 缺少劳动力的公社去抢收、抢种去了。有一段时间要把在农村挖的红薯，靠同学们肩挑背磨、翻山越岭运回学校，充做国家供应学生的口粮。三斤红薯抵一斤大米。运输过程也是太苦了，对十四五岁的学生，走近二十里的山路已径很难了，可他们还得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把红薯运回学校。早上天没亮就出发，晚上才回学校，而且一天一趟，连续几十天。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娃都喊受不了，何况城镇出生的学生。最可怜的是家在城镇住的女生，只背了二三十斤，几天下来肩上磨出血、脚上打起泡，边走边哭，强壮点的男生，只能把她们筐里红薯，拿出一些放到自己的筐里、减轻点重量……走走停停，到天黑才回校。

1961春天到了，也是几年灾难时期最困难的时候。中央要粮，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把老百姓粮食扣下，调给中央使四川人民雪上加霜。粮库空空如野，但农民要吃饭，城镇居民要吃饭，学校学生要吃饭咋办！我正在读高一，学生食堂专门派人在县粮库蹲守，只要农民送什么，就截下来送往学校，因为学生食堂断炊了。我们吃过生葫豆(蚕豆) ，吃过生碗豆，甚致没有来得及加工的生小麦粒，送到食堂就马上分放在学生们瓦罐里蒸食。同学们还苦中作乐，调侃你吃了蒸熟的三两碗豆多少颗，葫豆（蚕豆）多少颗，改吃小麦后，蒸熟的小麦粒多少颗……同学们个个面黄肌瘦。每当想到过去的艰难岁月，至今还泪流满面。

这都由于毛泽东，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根本不懂经济工作，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毛泽东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意志，提出许多违背科学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教训惨痛，非常深刻。

“三面红旗"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回过头来看，都是头脑发热盲目冒进造成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

60年，弹指一挥间。但对经历过那如火如荼，连续几年的艰难饥荒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令人感慨、沉思和唏嘘。

      4.5.3  七千人大会毛、刘矛盾初显

     1961年底，中国全境范围粮荒，已经严重影响国内局势稳定，国家的安危的生死关头。我国与苏联矛盾加深，并逼迫我们还债务；印度趁我国困难时期，在中印边境陈兵数拾万，美国和苏联双双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尼赫鲁抛弃万隆会议友好遮羞布，跃跃欲试妄图进攻中国，侵占中国领土(这就是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原因)；东边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南边还有美国和南越的挑衅与威协。

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省(市) 、地区、县四级领导干部大会，史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

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的认可下，刘少奇放下原本写就的书面报告，脱稿作了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与成绩三七开”的论点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七分人祸”，中央难脱其责。在中央应负的责任中，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是重点，这就把对“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的反思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这无疑也是“七分人祸”的症结所在。当时的情况是，国家粮食库存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果再孤立保钢，就会出现“溃退”了。

邓小平也在同日会议上讲话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