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凭说

5.2.2  捍卫第一个红色政──井岗山斗争

在1927-1936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和红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军进攻。最有名的，当然是1930-1934年，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其中前三次反围剿毛泽东领导，第四次周恩来、朱德领导，都打赢了。第五次王明等人搞左倾冒险主义，最后输了，被迫长征。但是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江西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扛住了蒋介石国民党军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5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围攻起义失败，剩余 1000余人经过三湾改编，退往井冈山地区，联合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军，到1928年初，初步建成以宁冈为核心，包括遂川、永新、酃县、茶陵等县部分地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命令27师师长杨如轩出兵首次“进剿”。杨如轩出动了81团的全团，以及79团的两个营，总兵力大约两三千人。

当时红军的兵力，一是秋收起义部队退下来，经过三湾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不到1000人，二是袁文才、王佐部改编的第二团约500人，加上收编部分游击队和少数赤卫队总兵力仅1000多人。工农红军主力第一团在遂川，第二团在宁冈。杨如轩自带81团和79团一个营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七十九团的另一个营进宁冈新城。毛泽东直接把一团从遂川调回来，汇合二团，全军1000多人攻打宁冈79团一个营（加上县保安队500人）。2月18日凌晨，战斗打响，很快这个营国军被全歼，毙伤300多人，俘虏100多人，击毙营长，活捉县长后处死。杨如轩一看损兵折将，赶紧缩回去了，第一次反进剿得胜。

毛泽东刚打胜仗，上级就派人来撤了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毛泽东第一次受挫），理由就是：不听从党中央指挥，违反了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革命方针。因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果断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避敌锋芒，以时间换空间，率领秋收起义残部，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强令毛泽东第一师的两个团出兵湖南，策应南昌起义余部和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军。瞎指挥的结果，造成井冈山内部空虚，敌人趁机反扑，损失惨重，史称“三月失败”。另一方面，湘南起义也遭到失败。毛泽东率部和朱德、陈毅等率领的万余人马只好退到井冈山。

朱德、陈毅等到井岗山后，红军实力大增，于1928年4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下属三个师九个团，总兵力一万余人。四个团中，南昌起义部队为骨干的28团是绝对主力，秋收起义部队的31团和湘南起义农军的29团次之，袁文才王佐的32团实力最弱，但最熟悉地形。

1928年四月底，蒋介石又下令江西国民党军发动第二次进剿。杨如轩率领27师全部，即师部和79、80、81三个团，总兵力大约是六七千人。杨如轩依然将三个团兵分三路排开（国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毛泽东以32团（袁文才、王佐部）留守根据地，自率31团（秋收起义余部为主）截击敌79团，朱德率28团（南昌起义余部为主，团长王尔琢，林彪是一营长）、29团（湘南暴动农军编成），先在五斗江伏击81团，将其击溃，然后趁势追击，冲破80团的阻击，吓得杨如轩带27师师部狼狈而逃。79团也不战自溃。第二次进剿被打破，红军击溃敌人一个团，缴枪300多支，攻占永新县城。这是朱毛会师后取得首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蒋介石闻讯大惊，遂令江西军阀加紧进攻红军根据地。朱培德5月中旬再发动第三次进剿。这次出动兵力包括杨如轩27师全部（3个团），以及第7师和第9师各一个团，总兵力5个团约一万多人，兵分两路，进攻井岗山。27师师部、79团和9师27团一个营进攻永新，其余近4个团进攻宁冈。面对强敌，毛泽东决定还是先打弱敌，并用声东击西之计迷惑敌人。第三次反进剿大获全胜，共歼敌一个团，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7门，大批枪支弹药和大洋20余担。随后，湘赣边区特委成立，毛泽东任特委书记，陈毅接任第四军书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红军第四军。

第三次进剿失败后，朱培德不甘失败，于6月又发动了第四次进剿。由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兵力为9师加27师，总共5个团，国军总兵力约一万人上下。而红军兵力经不断激战，还略有减少，大约有五千左右。在毛泽东领导下歼敌一个团，缴获800支枪，此后，边区拥有宁冈 、永新 、莲花三个全县，吉安 、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 ，酃县东南部，面积7000多平方千米，人口50万，是边界全盛时期。

蒋介石脑羞成怒，立刻在7月发动湖南、江西两省的“会剿”。第一次会剿井岗山有湖南来的吴尚第八军，江西的王均、金汉鼎、胡文斗所部，总兵力十多个团，差不多两万人上下。当时留守井岗山只有31、32两个团一千多人，力量相差悬殊。这种架势下，毛泽东干脆彻底采用游击战术，让袁文才带32团守宁冈，自己带31团兵分数十路，对敌人昼夜骚扰，把十几个团的敌军困在永新一带。后来国军发生内讧，王均和胡文斗自己打了起来，金汉鼎也龟缩永新城中。第一次会剿就这样草草收场，但红军的根据地也丢失了永新等地盘。

随后，湖南、江西两省国军又发动了第二次“会剿”。毛泽东带31团一部去迎回朱德的28团，根据地兵力更加空虚。这次会剿包括湖南部队吴尚部1师全部及2师一个团，共计4个团加师部；江西部队3个多团。总兵力相当于8个团，近两万人。红军决定，由31团团长朱云卿带31团一营和部分赤卫队守黄洋界。袁文才带32团一营骚扰敌军后路，王佐带32团二营守其余四个哨口。8月31日，吴尚部第一师的3个团先发动了进攻。黄洋界地势险要，大队不能展开，红军又修筑了工事，布置了陷阱，因此用一个主力营竟然挡住国军一个师的多次冲击，大半天不能得手。下午，红军搬来一门迫击炮，命中国军指挥部。国军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吓得连夜撤退。江西的一个团国军闻讯也赶紧溜之大吉。第二次反会剿最终取得胜利。

蒋介石又调集国民党湖南、江西两省兵力策划第三次“会剿”，于1929年初正式发动。这次会剿兵力强大，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派出6个团，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出4个旅12个团，总兵力18个团约3万余人，分进合击，层层包围而来。国军总兵力是红军的五六倍。

面对强敌，红军决定外线作战，“围魏救赵”。于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主力28团和31团3000多人在1月14日离开井冈山，跳出外线作战。根据地仅留下彭德怀的红五军（红四军30团改编成）及袁文才、王佐的32团合计2000多人，还有一些独立部队及地方武装坚守。1月下旬，国军“会剿”部队以何健为前线总指挥，调集10多个团，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隘口猛攻。彭德怀等以两个不满编的团，与十倍之地浴血奋战几昼夜，最终到30日，三大隘口先后沦陷，彭德怀率数百人突围而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至此被敌人攻占，遭血洗，第三次反会剿失败。

     尽管受挫，在这一时期，以井岗山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红军队伍也日益变强，全国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已成燎原之势：

1927年11月13日至15日，由中共湖北省委领导，旨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起义的主要力量是黄安和麻城两县的农民自卫军，他们利用大刀、长矛和土枪等武器进行战斗。起义军在11月14日凌晨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并在随后的几天里进行了多次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西北特委领导人周逸群、贺龙等1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鄂西石首地区到达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出面组织革命武装。至3月下旬，贺龙集合了亲族和旧部土著武装10数支，共3000余人。湘西特委决定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贺锦斋任师长，下辖两个团，分别由贺桂如、李云卿任团长。此外，还收编了几个支队。工农革命军的组建，成功实施桑植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广西右江地区的一部分革命士兵和农民，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 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初步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四川王维舟领导《川东起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领导下，政治上采取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军事上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歼灭敌人的，正確的战略战术，打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影响越来越大。

蒋介石眼见湘、赣军队无法打垮朱毛红军，为了消灭共产党，铲除井冈山革命根据，妄图扑灭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直接调动大量军队，对朱、毛领导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月，蒋调集了11个师另两个旅，计10余万人，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进剿井冈山红军。毛泽东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法，歼敌12000多人，俘获18师师长张辉瓒，使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任命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调集江西、湖南两省的军队共18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余万人进攻井崗山。毛泽东指挥红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红军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多，缴枪两万多，顺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2年5月，蒋吸取前两二次进攻失利的教训，自任总司令，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並且带有日、德、英国的军事顾问，调集23个师另三个旅，共计三十万人马进攻井冈山。仍被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采用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战术所击败。蒋介石损失三万多人，被打得灰头土脸，失败而告终。

第四次反围剿。在井冈山革命的影响下，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已成燎原之势。1932年5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再次调动四十万大军，亲自上阵，对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红军部队，形势十分危急。但红军坚持采用毛泽东的，在运动中找寻战机，消灭敌人的游击战、运动战策略，井冈山中央红军，消灭了大量敌人，打退敌人进攻，粉碎蒋介石的第四围剿。其它各根据地，如湖北黄陂、草台岗等地，也先后打垮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大举入侵华北，蒋介石内外交困。但为了消灭共产党，提出“攘外必须先安内” ，调集100多万军队，对全国红色根据地进行围剿，仅进攻井冈山中央苏区的军队达50多万。并吸取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壘战术”。即不急于进攻，而是在战略要地修筑保壘，构筑工事，站稳腳跟后再向前推进，再筑保壘……一处受攻击，附近保壘可迅速增援，迫使红军无从下手，並不断蚕食根据地地盘，同时还利用自巳武器、兵员、物资供应优势，企图困死红军。更重要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中央王明的左倾思想，与毛泽东在全国革命斗争策略，反围剿战略、战术上有分岐，解除了毛泽东的指挥权。所以，毛泽东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到没有保壘的敌人后方去，打破敌人的包围的正確意见，沒有被采纳和执行。在王明、项英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指挥下，一味与强敌正面对抗，屡屡失败损失惨重，不得不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走上大转移的漫漫万里长征路。

5.2.3  万里长征

由于第五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只好撤离井崗山，准备向湘西，贺龙建立的湘鄂西根据地进发，与红二、红六軍汇合。蒋在湘江两岸布防大量军队，阻止红军西渡湘江，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边上。这一仗十分惨烈，后称为血战湘江，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以牺牲5万多人惨痛代价，才突破蒋介石的封锁，渡过湘江，红军只剩三万人。此后，蒋介石不遗余力，调动所有军队，对红军进行围攻，红军在前有敌军阻档，后有敌人追击，天上有飞机轰炸，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前行。后来周恩来、王稼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改变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汇合的计划，直接进入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遵义地区。並于1935年1月15至17日，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第四次反围以来的左倾路线，从新確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革命航船回到正確的轨道上。

从此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两占遵义，四渡赤，剑指昆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终于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后巧妙通过彝族少数民族居住地区，闯过荒无人烟的，茫茫无边的沼泽地，翻过大雪山<夾金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陝北──刘志丹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胜利完成行程长达25000里，途经十一个省的战略大转移。

这次长征，中央红军是在缺衣、少粮、彈药不足，的艰难条件下，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边行军边打仗的情况下完成的。可以说是世界军事斗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在长征中，红军经历了380余场战斗，占领过700佘座县城，击溃或消灭国民军队数百个团，自身也牺牲了营级以上的干部430余人，十多万红军战士长眠在长征路上。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领导的革命军队是战无胜的，英勇顽强、无所畏惧的中华民族是无敌的。长征也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锻炼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为今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基础。

5.2.4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

抗日战争，是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沈阳北大营，向中国东北驻军进攻的事件 (九. 一八事变) 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为止，历经14年。

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2年1月2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遭遇19路军顽强阻击，在增调张治中第五军增援下，双方僵恃不下，日军沒捞到任何便宜。

1932年3月9日，日本把傅仪弄到吉林长春，任伪满州国傀儡政权“执政”，企图使侵华战争合法。在这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之却调动大量军队，进攻井冈山的朱、毛红军。

1935年7月6日，日本协迫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队退出北平、天津、河北等五省区，搞所谓华北自冶，实际想用东北那种模式，吞并华北。可蒋介石不仅不反抗，反令何应钦与日本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答应了日军的要求。国民党军队退出华北地区，把华北拱手出卖给日本。这激起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反蒋抗日浪潮。12月9日，北平学生带头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运动，迅速漫延至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抗议浪潮汹湧澎湃，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936年5月，以宋庆玲、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成立了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1935年12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造成的危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为了迎接抗日战争，提高干部水平，克服教条主义，1937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国共产党还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号召，抗日烽火如火如荼。

1936年6月到9月，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倒蒋，因不满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导至大片国土沦丧，要求北上抗日，引爆两广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合在西安的东北军张学良，发动兵谏，抓住蒋介石，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派代表周恩来去西安斡旋，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为了保命，被迫答应放弃内战，与共产党合作，一致抗击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笫二次合作。

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改为战斗序列的第十八集团军，习惯称为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付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付参谋长。下辖三个师，115师师长林彪、付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付师长萧克；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付师长徐向前。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合编组成为新四军，军长叶挺，付军长项英(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抗日战争形势出现巨大转折，形成了全国上下，同仇敌慨，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在毛泽东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全力投入抗日战场。于1937年9月，八路军林彪率领115师 ，在平型关全歼1000多日本兵，打破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太原会战中，获雁门关大捷。1937年10月，刘伯承的129师，在阳明堡全歼日机场守军，炸毀敌机24架，震惊中外。又接连取得在长生口两次伏击战的胜利，重挫日军的锐气。1939年8月，鲁西梁山，115师全歼日本皇族精英王牌大队。1939年11月7日，反扫荡战争中，日军旅团长，中将阿部规秀被打死，所率日军玻全歼。1940年8月20日到12月24日，八路军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历时三个月共歼灭日军40000 多人，拔掉据点3000多个，损毁铁路900多公里，公路3000多公里……使整个华北敌占区陷入瘫痪，迫使日寇把前线部分兵力，撤回占领区维持治安，有力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

经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带领全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抗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无条投降为，中日战争结束，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5.2.5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蒋介石签订的双十协议。但蒋介石不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尊重人民意志，建立和平、民主的新国家，而是凭借手中的数百万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消灭共产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便故意挑起内战。但蒋介石低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能量；低估了全国人民讨厌内战，渴望和平的意愿，丧失民心。经过三年的较量，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开启了逐鹿中原的大决战。

1948年9月12日，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在东北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历经52天，消灭蒋介石的东北剿总司令部及下属4个兵团，11个军，36个整编师共计47.2万人，取得“辽沈战役”胜利，解放全东北。至此，蒋介石对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无优势可言。

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的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栗裕的领导下，向蒋介石在徐州的军队发起进攻，历时66天，到1949年1月10日，全歼国民党守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己大部被歼，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令林彪率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将北平、天津、张家口、石家庄分割包围，北平守将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了，在消灭天津守军，解放天津后，傅作义被迫接受，中共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傅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出城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接受改编的部队，共三个兵团，64个师，计52.1万人。

三大战役结束后，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令”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并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府被占领，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原北平）举行开国大典，会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这片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上，终于结束了少数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结束了一百多年的被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拉开了民族复新的大幕。

5.2.6  探索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采取巩固新政权的兴利除弊几大措施：

1.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后重新分配，做到“耕者有其田”，这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伤害得以修复，深得民心，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2. 消灭匪特及吸毒、卖淫、赌博，彻底铲除为害中国人民数百甚致千年的毒瘤，确保社会安宁。

3. 取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

1950年美军进入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严重威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经长期战争，贫穷而又处干百废待新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巨大的考验，毛泽东毅然派遣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瑗朝、保家卫国”。装备落后的志愿军，居然把强大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溃不成军，联军前线总指挥美国沃克中将在逃跑赂上车祸身亡……. 最后被迫签订停战协议。

同时还在1951年底到195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党政机构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1月开展“五反”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进一步巩固新政权。

在朝鲜战局稳定，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下，毛泽东推出过度时期（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核心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公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为了引导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完成改造，实现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23亿余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5.2.7  反右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1956年秋冬，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一些农村、工厂、学校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在中共八大及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以“波、匈事件”为鉴戒，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克服部分干部脱离群众的苗头和缺点，并酝酿开展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 方法，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集中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恳切希望他们畅所欲言向党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确实提出不少很好的、正确的、切中时弊的意见，但也出现一些偏急甚致错误的言论。在“大鸣、大放”期间，还有极少数人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领导这场反右斗争，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对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伤害，让他们未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场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全国高达55万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不但是他们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特别是建国初期，想尽一切办法从全国各地邀请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中，也有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比如章伯钧 罗隆基、章乃器、彭文应、储安平，还有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作家丁铃、王蒙等人。

后来发觉错误，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直到1981年底才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5.2.8  三面红旗和三年困难时期

五十年代初期，在毛泽东领导下，迅速巩固政权、稳定了社会，农民也因获得土地而暴发极大生产激情，使中国农村经济得迅速恢复、发展。到1956年又顺利实现过度时期总路线，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手工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造”。于是毛泽东产生了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用战争时期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尽快过度到社会主义，并努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想法。在1958年初，毛便全力制定并推动实施社会主义总路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全面推动建立“人民公社”，用大跃进、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这就是后来人们通称的三面红旗。

1958年这一年里，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除四害”、“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建立公共食堂”、“全民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加之“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盛行，让农民离家背景随大兵团劳作，耽误农时，严重影响即时收获和粮食播种，造成从1959年春天开始全国性大饥荒，而且持续长达三年多时间，直到1962年7000人大会后，才逐步得以纠正。这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参看4.4.2、4.4.3节、57页—72页）

5.2.9  发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开国元勋，都在思考、研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该咋走，是按客观规律一步一步地进行，还是有什么捷径或办法可快速建成社会义，并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希望带领全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极贫极弱基础上，迅速发展农村经济，摆脱农民贫困的处境，可在全国推进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自下而上地，开始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完成“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以解放战争时大兵团作战、大跃进的方式，快速建成社会主义。

刘少奇学富五车，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则根据他在苏联学习和经验，研究认为对新中国经济发展步骤，应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刘少奇在１９５０年写的一份手稿中，设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大体上要经历四个步骤：首先是恢复经济；其次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次，以更大的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重工业的基础；最后，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器化”。

刘少奇反对很快向社会主义转变，认为过渡时期长些有好处。不主张建国后马上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早在１９４８年，他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向及性质的问题》一文中说：“过渡时期是十年到二十年，这个长了有好处，因为中国落后，长了才能建设好。”

刘少奇在１９５１年５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批评了主张在农村通过组织合作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同年７月，他批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以动摇私有制基础，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报告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以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

但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小脚女人”的做法，他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经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此后，刘少奇就不好再讲什么了。

毛泽东掌握了农业合作化，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导权。导致农业合作化快速发展，迅速在全国实现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到58年全国建立起“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实现了毛泽东所赞扬的“一大二公”，全国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和大兵团作战的大跃进高潮。并掀起全国性地除四害、深翻土地、大炼钢铁运动。造成干扰正常农业生产，延误抢收抢种时机的严重后果，并引发延续三年的大饥荒的灾难。

1962年7000人大会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加剧。刘少奇直截了当地承认三年全国大饥荒，是中央政策出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认为党内对当前困难估计错误，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认为1962年中国大地刮起了几阵歪风，是故意针对他的，因三面红旗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以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批评“黑暗风”、“翻案风”（为彭德怀翻案），是给三面红旗抹黑。实际上否定、批评刘少奇等人对那个时期形势的估计。毛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复辟。

所以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开展阶级斗争，势在必行。于是1963年到1965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重点对像、运动形式和方法上与毛泽东产生重大分岐和矛盾，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他对着干不听他指挥的，司令部的核心人物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于是，他下定决心打垮这个司令部，所以，在四清运动还没结束，他就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初，毛泽东指使江清在文化领域以“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由干江清、林彪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这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巨大损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和灾难（见4.4.4、4.4.5节、72页至82页）。直到1976年9月9目，他辞世后还未结束。

5.3  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三起三落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毛泽东整得最惨的有三次。

5.3.1  井冈山上的第一次起落：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会议，是我党早期最具有独立思想的革命者。原因是不听从党中央政策，违反了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革命方针。 秋收起义后，当时中央命令毛泽东带队攻打长沙，途中战斗失利后，毛泽东没有向长沙进发，却反其道同行之，率领秋收起义残部，在“三湾改编”后，带领军队上了井岗山，并顺利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于是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处罚抗“旨”不遵，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毛泽东，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于是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于1928年3月初，到达井冈山传达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时，他先是批评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并信口雌黄“误”传了一件大事，他把中央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组织处分，说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又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前委，并又撤消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另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还强令工农革命军立即离开井冈山，策应湘南暴动。

这就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第一次低谷猝然来临了。

当毛泽东率领部队调往湘南，先是策应了湘南暴动，而后又接应了南昌起义余部，湘南暴动的主力部队，即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召开的两军会师大会上，毛泽东一扫革职的阴霾，特别高兴，破天荒地挎上驳壳枪，来到朱德面前，还诙谐地说了一句“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当然，这第一次打击，也确使得毛泽东终生难忘。多年以后，即在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还谈起此事：

“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又不能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藉此时机，着重研究红色政权发展上的大问题，他所撰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文章，就集中反映了他此阶段，全面的武装割据夺取红色政权胜利的思想，那就是：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

5.3.2  第二次起落：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

1927年9月，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径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全军置于党的前委领导下，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规模越来越大，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也愈加强大，这时，军队建设中的问题便暴露无遗。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是由于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中，红四军创立也不久，其主要成分是北伐军的雇佣士兵、大量的农民以及解放过来的兵员，旧军队作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到党和红军队伍的建设；

2、红四军在党内和军内，都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红军的建设，成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自然便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分岐。

1929年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争吵不停：主要集中在

红四军建军思想路线问题；关于党对军队领导问题；关于军委与前委的关系问题：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四大问题。

加之此时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利用自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错误攻击毛泽东，说毛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

以至，当会议进行到选举投票时，陈毅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竞意外落选。

因为广大干部战士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治军、党建的思想，对待一些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个人习性、军队作风，显然还没有深入、客观地体会。使得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这个当家人变成了少数派。

所以，这次自下而上式的选举，让毛泽东大感意外的是，在他一手创建的红军队伍面前，居然被自己的干部战士给选举了下去，使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成为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滑铁卢”。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1929年10月下旬，赴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陈毅从上海返回，带来了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来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这里要为陈毅的高风亮节，着为新晋的前委书记，不为自己名利，向中央汇报

却大力颂扬毛的功绩，确实品德高尚，值得赞扬。为毛泽东的复出，功不可殁。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等多种决议案，最终选举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红四军前委。至此，毛泽东第二次从政治低谷中走出来，重返党的领导岗位

5.3.3  中央苏区第三次起落：

毛泽东的第三次”滑铁卢”，相比前二次而言，受影响之重、损失之大，对中国举命造成的灾难也是空前绝后的。他失去领导权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革命战友们辛辛苦苦创建的中央苏区沦丧，数万优秀红军儿女的牺牲，身经百战的不屈红军堕入历史险途之......不仅他本人如此，但凡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同志，都受到严重处分。如苏区时被打倒的“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就是因为他们支持毛泽东，而遭受了残酷斗争并受到撤职等处分。

毛泽东与中央在革命路线上主要分岐是什么？主要是在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上。中央的意见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毛泽东则坚持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农村包围城市。

当时，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留苏派中央负责人反对毛泽东的主张，讥讽道：“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1933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的遭遇更加恶劣，完全丧失了说话的权力，仅挂着个有名无实的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虚名。

由于失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导致第五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江西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被迫开始红军万里长征。在这一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决定革命前途的遵义会议，才算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才开始让历史再一次选择毛泽东，才使中国革命力挽狂澜扭转了时局，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