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凭说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只是，此次政治运动势头之凶猛，规模之大，与之前的运动都有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作为将被整治对象的刘少奇，不可能没感觉到这种势头的猛烈程度（据史料披露，他曾主动找毛泽东，希望让他解甲归田，成为一个普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救万民不用再折腾。）显然，他犯了幼稚病，他低估了毛泽东把他搞下台的决心。

    到此为止，毛泽东精心策划，在江青伙同林彪的操控下，通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 ：

    第一步造舆论。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支持江青秘密策划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开始，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直接攻击北京市委在内的中央领导层。因《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毛泽东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

    第二步，打倒罗瑞卿。毛泽东听信叶群污告，以罗瑞卿“篡军反党”等罪名被打倒。因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付总理、中央军委付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是在党、政、军任要职的实际掌权人，林彪上台的最大的绊脚石。

第三步，打倒彭、罗、陆、杨，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扫除障碍。

1966年2月初，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被批判。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杨尚昆因所谓窃听事件被污陷。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成立陈伯达（毛泽东的秘书）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毛的秘书）等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只听命于毛泽东，而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独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摆脱中共中央束缚的战略布署，独自掌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权。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为林彪上台准备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拉开惟幕。一场惊天动地、波涛汹涌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4.5.5.4  打倒刘少奇, 红卫兵“造反有理”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后，北京市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也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

一．红色浪潮席卷全国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支恃下，北京的大、中学校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学校的各个角落。红卫兵组织也风起云涌，打着各种旗号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下横冲直撞，为所欲为，无人能管，也无人敢管。红卫兵可在学校随意给老师和学校领导，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帽子，抓出来批判、揪斗、甚至戴上高帽、挂黑牌，押着游街示众。更有甚者，对其动手、动脚、竭尽侮辱、打骂之能事，恶劣至极。整个教育系统搞得乌烟障气，彻底瘫痪。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信。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提出中央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日，毛泽东又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上述问题都作为了全会文件，发给与会者讨论。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冲向企事业单位，冲向机关单位。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的号召下，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机构、事业、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和煽动下，北京大学红卫兵们，搞起大串联，被派往全国各省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去煽风点火，把在北京的经验和做法，散播全国。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们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有样学样，一下子把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了，全国都闹腾起来了。

为了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于1966年8月18日，凌晨5点，毛泽东穿着解放军的绿色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万红卫兵，和各界代表参加的文化革命动员大会，“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随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会前毛泽东走下城楼，走进红卫兵队伍中，警卫团连忙将人海中的毛泽东安全地护卫回了城楼。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百万红卫兵因此而沸腾，他们摇旗高呼，犹如山呼海啸。“毛主席是我们的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泽东高兴地说，“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立了六个小时，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扩展，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形成了大串联的高潮。随后，中央文革小组又连续安排了七次，毛泽东接见各地红卫兵的活动。前后共八次，接见了1300万人。

至此，红卫兵运动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大、中专、中学，甚至大一点的小学生都卷进这股洪流。无论在城镇、农村、大街小巷，田间地头，都有戴着红袖章的学生们。他们高举红旗，列队在城镇街道上，在农村的田间小道上游走、特别是红军长征路过的线上，红卫兵队伍更是络绎不断。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到革命圣地去学习，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燃整个神州大地。为了帮助红卫兵出行，全国所有的地方包括城镇、街道、人民公社、大队都专门建立起接待站、安置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们背上行李步行串联吃、住不要钱。甚至赶火车、汽车也不要钱，只要到车站售票处、出示学校的介绍信，说明到什么地方，就可以领到车票，想去哪儿都行。大大小小车站，人山人海，火车上挤得满满档档，连厕所都挤满了人。爬火车那是家常便饭。和当今印度火车差不多，只是车顶没有人而已，因为火车要穿隧道不安全，印度却是一马平川。

我是第三次，即66年10月1号正值国庆节，随学校──四川大学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那天安门广场周围所有大街小巷，全是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当时那人山人海的场面，那“毛主席万岁”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令人震撼、心潮澎湃，永生难忘。

从北京回成都后，我们年级18个同学组成一个队《川大红色挺进队》，于66年11月12日从成都出发，向目的地──井岗山进发。经四川遂宁──南充(参加劳动作社会调查)──北碚──重庆(参观八路军办事处，红岩纪念馆、渣滓洞、白宫馆)──綦江赶水（过娄山关）──贵州桐梓──遵义(参观遵义会址，红军革命烈士纪念碑)──铜仁…….. 到湘乡….. 到韶山(毛主席故居)….. 到长沙(参观岳麓书院、橘子洲)……到株洲白关……到安源（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挖煤）……. 江西莲花(拜访过解甲归田的甘祖昌老将军)……. 到三湾(红军改编地)……. 到茅坪(参观八角楼、黄洋界)…….. 到茨坪，终于达到了这次串联目的地──井岗山（至今保存着完整的日记等资料）。在井岗山我们参观过博物馆、瞻仰烈士纪念碑、听老红军讲故事…….尽管漫天大雪，但山上的红卫兵们仍然人山人海。1967年2月12日，刚好离校3个月，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井岗山，并把队旗和袖章，赠送井岗山革命博物馆。

我们整整走了三个月，行程近两千公里，最多的一天我们在大山顶上走了140多里，最困难时我们一天只走十几公里，因脚肿痛走3、5百米又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又不能住下休息，因为我们决心赶在毛主席生日、12月26日前到达韶山。我们的队伍18人从川大校园出发，到井岗山茨坪仅剩四人。其余半途分道扬飙，他们中一些人经受不了风餐路宿、翻山越岭，艰难行程，放弃步行，转为乘车去了。特别到达井岗山前几天，雨雪交加、公路积雪达二三十厘米厚，汽车都不敢上路了。在走路行进中仍冻得瑟瑟发抖，几乎精疲力竭，加上脚红肿、血泡粘着袜子、又冻又疼…….. 说实在的，在这两千公里的跋涉中，我们接受了红色洗礼，也真正体会到红军长征时的苦难的滋味，我们虽然苦，但我们总没有饿肚子。但我们不知道，到达井岗山的数百万红卫兵中，像我们这样，在徒步串联中还要印、发传单，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参观革命遗址、访问老红军，并老老实实地坚恃步行到底有多少？不过，估计在那对毛泽东无限崇敬、虔诚、疯狂的年代，所有单纯、幼稚的大、中学生们，也都会跟我们一样，一步一步地冲向社会，走向各革命圣地包括井岗山、遵义、延安……才有漫山遍野的红卫兵们用稚嫩的双脚，来丈量祖国山河的雄伟、壮阔。历史将永远记得这悲壮的一页。

二.  刘少奇之死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决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发展更加迅猛。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文革运动的保皇派们的反动行为。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党政机关、工农业领域甚致军队院校和部队首恼机关。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受到批斗，机关、单位的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唆使下，张春桥、姚文元1月4日，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1月6日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通令，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通令》报送中共中央。并建立了造反组织，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月9日，向全国广播了《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在载时的编者按语中，肯定了夺权后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革命的、崭新的面貌。11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去经毛泽东批准的 指示、由中央文革起草的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2日，上海市召开庆祝中央贺电誓师大会。2月5日，夺权后的上海市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发表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宣言。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根据中央的意见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阶段。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相继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陷入进一步瘫痪的境地。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后，1月中下旬，全国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许多地方在夺权过程中发生武斗，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秩序、生产、生活的混乱状态，全国呈一片混乱不堪局面。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这种抵制和抗争，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也有大批支持原领导的群众，组建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称之“保守派”，被造反派诬称为“保皇派”。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反对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与造反派对立、对抗，矛盾十分尖锐。

1967年初，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了二月抗争。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叶剑英元帅右手掌骨拍碎了，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1967年7月.20且，武汉的 “百万雄狮”和造反派“ 工人总部” 矛盾尖锐，毛泽东、周恩来、谢富志，王力乘专车到武汉解决他们之间冲突，并住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周恩来住在旁边百花1号。因王力发表支持造反派“工人总部”的讲话，说“百万雄狮”是保守派，引发“百万雄狮”不满。百万雄狮的部分群众，冲进东湖客舍在主席居住的旁边，把王力抓走，造成王力被斗被打。百万雄狮还组织百万人抗议游行，差点诱发大规模武斗。当时局面混乱、情况紧急，杨成武和汪东兴赶紧把毛泽冻从东湖客舍转移出来，并用空军飞机把毛泽东送往上海。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7.20” 事件。这时全国很多地方也已经发生武斗，特别是重庆、成都也发生两派规模大持枪武斗，甚致出动坦克(军工厂产品)、军舰（渡船改装）。重庆潘家坪一次武斗双方死伤几十人，大部份是大、中学生…….这一段时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混乱最严重的岁月。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挑起这些混乱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后，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机制。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刘少奇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67年1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设圈编造刘平平出车祸，通知王光美到医院，途中抓捕王光美。毛泽东对这件事应是知道的。

但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问刘少奇:“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没表态？

刘少奇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这显示刘少奇在如此艰难的日子，他想到仍然是广大党员干部，想到的是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哪怕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人品呀！

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这是刘少奇被毛泽东的最后召见。就在毛泽东同刘少奇谈话后的几天，刘家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就是毛泽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高明的政治手腕。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刘少奇，提供了条件。

“作为一个由全国人大选举出的共和国主席，却连自己的申辩权也被剥夺”(摘自刘少奇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从刘少奇亲生女儿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说出她的心里话。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准确地反映当时政治海洋的狂风暴雨。

我们再看看刘爱琴在书中写的当时的情况：我父亲神情严肃地望着家人，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可我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我父亲对我们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然而谁又听他和理会他的要求呢？相反，所谓“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先后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所有的人都不能为他说一句公正话，谁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其后果就是“反革命”。

4月14日，我父亲针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交出一份答辩材料，有力地批驳了戚本禹所谓“八个为什么”。工作人员将其抄成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撕成碎片。他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

斗争愈演愈烈，到处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大小赫鲁晓夫”、各种“反革命”以及“保皇派”……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武斗，生产被破坏，法制遭践踏。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规定了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都要受到保障，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这封信依然是如泥牛入海。9月13日光美妈妈被逮捕，我的弟弟妹妹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家里只剩下父亲这位积劳成疾、病魔缠身而又被打伤难以行动的孤独老人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捺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他们折磨得时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五十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

父亲只有七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可见“四人帮”的用心何其毒也。

当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

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北京指令:遗体就地火化。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六九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

    刘爱琴说出真像后，人民才知道，一个开国元勋、共和国主席、一个刚直不阿的一心为民的革命领袖，就这样被残酷迫害至死。真惨不忍睹，千古奇冤。

敢问苍天，天理何在！！

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为刘少奇鸣冤叫屈。“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好在历史伟人邓小平，敢于顶着党内极左势力的反对，终于代表人民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更有习近平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时，公开公正地为刘少奇的历史功勋做了客观评价。

人民永远怀念、崇敬的刘少奇主席可以冥目了。

4.6  人民心中的刘少奇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书写的。无论谁也休想掩盖历史、篡改历史、否认历史、歪曲历史，无论过了多少年，历史的本来面目都将大白于天下，接受后人的评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谁要违背这一历史规律，谁将受到惩罚、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从建国以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和政见分岐是巨大的，现在客观、冷静地地分析，其实刘少奇没有错，有错的是那些搞阴谋鬼计，妄图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其实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就可发现端倪。我们认真仔细的分析一下，在整个文革中，除了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鼓惑外，少有党政干部、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参加造反派的。就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大部分是被裹协的，还有相当多有头脑的学生，对造反派行为也是十分反感的，他们在运动初期被打为“保皇派”，中后期被调侃为“消遥派”或“自由派”，始终与造反派格格不入。真正跳得起劲的，终究是极少数。在工人、农民，其它阶层的人士中，组织、参加造反派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少人数占比数量不大，但有毛泽东的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有舆论工具的宣传、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在文革初期，反对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和人员的数量，也是极其庞大、惊人的。武汉“百万雄狮”真应归属这种组织。其实很多武斗，就发生在“造反派”和“保守（皇）派”之间。当然，在后来的夺权斗争中，造反派内部各派别之间，为争权夺利发生武斗已是家常便饭、且愈演愈烈。

    说直白点，支持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基础和实力，远远超过造反派的力量。哪怕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每次100多万、声势浩大，气势恢弘，但在基层工人、农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前，也不堪一击。所以、在所谓“二月逆流”时，全国造反派瞬间土崩瓦解，就是这个道理。在76年总理去世后，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也是这个原因，广大人民群众爆发出来的能量，也是惊世骇俗，惊天动地、势不可挡。

所以，刘少奇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个在7000人大会上，“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为民请命、敢于直言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三年灾难时期，国家极度困难中，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敢于取消公共食堂、敢于搞联产承包到户，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不惜牺牲个人、愿意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想保全大批革命干部、保护党和国家利益而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才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永远打心眼里爱戴他，永远怀念他，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第五章   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5.1  毛泽东生平简介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八。七会议），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毛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局重大历史转变。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获胜。1950～1952年，在国内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取得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可喜成绩。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邀请党内外人士提意见、建议，但一些人过激言论，引发毛泽东不满，于是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发动了反击右派运动，一批党、内外批知识分子彼打成右派，受到惩罚。

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号称三面红旗。因冒进和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全国性大饥荒，对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和灾难性破坏。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因彭得怀的万言书，导致他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造成灾害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灾荒问题愈演愈列。

1962年初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后，并在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到62年底经济开始好转。这却埋下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重大分歧和矛盾隐患。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为此于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主义当权派” 。

1966年，由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错误的估计，把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混乱、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曾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但收效甚微。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5.2  毛泽东的革命事迹

5.2.1  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之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使得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卢德铭任团长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8月12日，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水城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

1927年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人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沙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毛泽东指挥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急。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8月，毛泽东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1931年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