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任凭说

5.4  艰难的选择──革命接班人

5.4.1.  毛泽东选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

毛泽东一生选择了五位接班人。刘少奇是第一个。

早在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在那次会议上，陈云等领导同志认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职务和领导责任。

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新年晚会，并欢迎少奇同志从华中归来的消息。说明毛主席对少奇同志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刘少奇从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越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一帮军功卓著、贡献、影响及声望巨大的领导人，直接上升到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地位，并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也表明，少奇同志在党内实际上已上升为第二把手了，意义重大。

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论党》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就必须解决许多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问题。“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其次，刘少奇还在《论党》中，第一个给“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定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也视刘少奇为最得力的助手，并把刘少奇当做他的接班人，每当毛泽东有重要事情，离开政洽中心时，他都会把临时领导大权托付给刘少奇，代替他主持全面工作。比如，1945年他离开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50年他出访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时，都是这么做的。

1957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典礼时，赫鲁晓夫忽然问毛泽东：“你的接班人考虑没有？”

毛泽东回应道：“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赫鲁晓夫点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邓小平）很厉害。”(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他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并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1960年， 蒙哥马利仿问中国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他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但遗憾的是，建国后因农业合作化、三面红旗、三年灾荒年等一系列问题，引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岐、矛盾、冲突，后在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议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中加剧了这一矛盾，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偏见。于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彻底打倒，摧毁了所谓的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这个被人民选出的国家主席，则在林彪、江清等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悲惨离世

5.4.2  毛泽东选中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

5.4.2.1  林彪人生经历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 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林彪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林彪的堂兄，长九岁)、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返乡后父母要他当教师，林决心弃教从戎。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

1926年10月军校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暴动），改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战斗后，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1938年2月奉命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

1938年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主力军。

1948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出一整套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确实是毛泽东的得力战将，名符其实、卓越的军事家。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共和国元帅。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

1965年冬、林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陷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加速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抢班夺权，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３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5.4.2.2  毛泽东心中的林彪

林彪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湘南，参加湘南暴动。后随朱德、陈毅一起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时任营长。

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娃娃模样的军人在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得知这个人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于是感慨道：一般的营长也只是领兵打仗，没什么政治头脑，而面前这个娃娃营长却满是“红色割据”的道理，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一样，当时就认为“这个娃娃堪当大任”。后来，毛泽东时时提携、指点林彪，使林彪成为年纪轻轻的军事指挥员，并一步步成长为开国元帅。

林彪为人聪明，也很讨人喜欢。1929年6月8日在白砂会议后，本来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红四军内部存有严重分岐，他是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陈毅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林彪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支持，毛对林也十分关注和器重。林彪还在1930年元旦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暴露出他对革命前途看法悲观，不知道“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为此毛泽东于1月5日专门回信，指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红军长征途中，林彪曾给彭德怀写信，希望他出面指挥红军长征，并表示全力支持……

随后在追随毛泽东的几十年里，在历次重大事件中，他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无条件地支恃毛泽东。

例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趁机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庐山会议以后，已是国防部长兼军委付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的林彪，于1959年11月27日，发布军委总政治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文件，其中专门讲“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领袖的作用和意义”：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把反对个人崇拜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

──文件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对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这完全是造谣诬蔑”。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段话显然是歪曲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混淆正常批评与反党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把给毛泽东提意见的人，“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

他的说话和所作所为获得毛泽东的认同和好感，也为毛后来选他做接班人奠定了基础。

又如在7000人大会后，怎样评价三面红旗和三年灾荒时期产生的原因时，林彪的发言颇有深意。1962年1月29号上午，林彪发言了，他不同意刘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他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干扰时，就会出毛病。” 林彪变像指责刘、邓、周没按毛的意见办造成的灾难，挑起毛和刘及其它中央领导的矛盾。因为毛泽东本来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毛听信了林彪的意见，毛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三面红旗是好的，是刘、邓没把事情办好，又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并反过来压他毛泽东。林彪这一挑拨利间作法影响十分恶劣，为中国未来政局变化种下祸根，并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和灾难性的后果。

在后来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激化，毛已经决定把刘少奇换下。而在井岗山时期就倍受毛泽东欣赏的，聪明、又会打仗、对毛绝对忠诚的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就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毛泽东才有意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把林彪扶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的宝座。

5.4.2.3  文革中毛、林恩怨

毛泽东经过几年的精心筹划，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拉开帷幕。毛泽东在幕后指挥，支使其妻子江青，与林彪合作掀起这场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春天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的了只有几个人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文，从此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紧密地连在了一起，这一政治合作导演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成立陈伯达（毛泽东的秘书）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毛的秘书）等人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只听命于毛泽东，而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独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北京市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也受到冲击。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支恃下，北京的大、中学校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学校的各个角落。红卫兵组织也风起云涌，打着各种旗号的红卫兵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下横冲直撞，为所欲为，无人能管，也无人敢管。红卫兵可在学校随意给老师和学校领导，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帽子，抓出来批判、揪斗、甚至戴上高帽、挂黑牌，押着游街示众。更有甚者，对其动手、动脚、竭尽侮辱、打骂之能事，恶劣至极。整个教育系统搞得乌烟障气，彻底瘫痪。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

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信。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出中央有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日，毛泽东又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上述问题都作为了全会文件，发给与会者讨论。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纲领性指导文件。

1967年初，在林彪、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唆使下，张春桥、姚文元1月4日，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6日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通令，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通令》报送给中共中央，并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还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1月9日，向全国广播了《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2月5日，夺权后的上海市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阶段。此后，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相继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全国陷入瘫痪一片混乱，不少地方出现武斗…….这一混乱局面持续直到1969年。

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基本上达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把林彪扶上正式接班人、中央第二把手的位置。

随着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1970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个年头了。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今年应该是这场“大革命”运动“收获”的时候了。他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想修改宪法，想用这些方式将“文革”的“成果”固定下来。

但形势的发展，出乎他预料。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正式确立接班人才一年的时间，1970年不但发生了新的政治斗争，而且这场残酷斗争，恰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给已经被大动乱搞得乌烟瘴气的政坛，一刀子捅开了一个天大的窟窿。

因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领导结构，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毛泽东的图意，是他在总结过去的“教训”后，为防止再次发生两位主席(党、国家)的纷争，造成“大权旁落”，他要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一眼便看穿了林彪的用心，为此，毛泽东数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他说：“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还引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在毛泽东反反复复讲得如此明确之后，林彪及其党羽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使毛泽东非常气愤。从70年春天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日渐明显、尖锐。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实际上在此问题下掩盖着许多的心计和权谋。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一个风景秀美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发生过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多事之地。在这里，林彪曾大肆恶意附和，整过他人。他并不知道，庐山对于他来说，同样是一个不祥之地。

林彪一上庐山，就抛出一个讲话，暗藏要设国家主席之意。林彪的党羽随之四处鼓噪游说，宣传他们的主张，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加之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本就存在矛盾，实际上也是争夺领导权问题：江青做着女皇梦，是她打着毛泽东招牌好不容易才把刘少奇搞下台，怎么会把革命成果拱手送给林彪呢？于就是江青一伙人趁机出面，到毛泽东面前告状，痛哭流涕地“反映”林彪集团的极不正常的异常动向。最后，十分敏感的毛泽东相信江青的话，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的党羽受到严厉批评，林彪阴谋宣告破产，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几年隐忍和辛劳付之东流。至此、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激化，已不可调合，导至后来林彪集团准备暗害毛泽东不成，而驾机逃走的“9.13” 事件。

　　9月6日，这个风云激变的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毛泽东最后发表了令与会者振聋发聩的讲话，用他那特有的、尖锐却不失潇洒的言辞，批判了林彪及其党羽的闹剧。在这次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干将受到了批判，纷纷被迫做了检查。最惨的当属“半路出家”的陈伯达，此前他还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他，刚刚改换门庭归附林彪，想借这次全会有所表示，就落得个受到批判又受到审查的地步。

这次风云跌宕的会议，以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结果结束了。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没有点林彪的名，但他极其敏锐地看清楚了，这是一场新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这场斗争的双方，是毛泽东，和他新选定的接班人──林彪。

会后，在发起揭发批判陈伯达的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多次尖锐地点名批评林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本人加以批评。

在这场斗争所涉及的几方中，林彪集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兵折将，伤了元气。其旗下几大干将纷纷被点名，被批判，被迫检讨，或被打倒。经此一战，林彪集团不但势力大减，而且已经感到，未来的斗争可能会更加险恶。

对于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上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错误”，而是林彪集团野心的真实大暴露。毛泽东感到愤怒，感到失望，更感到问题的严重。因为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用来保障他的路线继续进行的重要政治砝码，也是衡量他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原因。林彪竟敢利令智昏地与他分庭抗礼，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向着这样冷酷的方向发展，使已年过七十六岁的毛泽东，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得知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显示江、林两大集团之间早就矛盾重重，叶群的行为她也预示这场斗争的结局，林彪斗不过江青，因为江青背后有个毛泽东。

     

5.4.2.4  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焦点

林彪是毛泽东的学生，亲密战友、最得力的军中战神。

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历程，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才把林扶上革命接班人宝座，怎么刚上台不久就产生矛盾，而且发展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主要在这三件大事上发生分岐引起的。

第一件事，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和江青是一伙的，他们有共同对付的目标──刘少奇，但各自的心怀鬼胎。到刘少奇被打倒后，矛盾就开始暴露出来了。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

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陈伯达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只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

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改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没有参与(康生十分狡滑)。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

表面上看仅仅是由林彪支恃的陈伯达起草，还是毛泽东支持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实际上是两个集团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和信任，争夺主导权的争斗。在这一争斗中，林彪输了，江青赢了，毛泽东倾向江青。

第二件事，是关于“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据汪东兴回忆：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

汪告诉总理，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第三件事是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写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中央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主席敏锐地发现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很策略地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批判，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在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全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抓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搞好党内的团结。后来，毛主席根据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南方巡视讲话中提出，希望全党同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搞阴谋诡计的实质。他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虽然对陈伯达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多数同志，包括对林彪在内，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态度。毛主席说：“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可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拒绝了毛泽东邀他谈话的请求，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71年8、9月间，他们在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及毛主席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他们反革命集团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暗杀毛主席；二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当毛主席察觉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夺取了全面胜利。

5.4.2.5   惊心动魄的又一个庐山会议。

其实在9.13事件之前若干年，林彪就在做夺权的准备。

首先，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争取毛泽东的绝对信任。

鼓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其次，对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例如“彭、罗、陆、杨” 及文革中大批被打倒的开国元勋、元帅……..

其三是，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作好思想和舆伦上准备。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1967年1月风暴时，林彪开始组织并实施他的夺权夺权计划：“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同时，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持了总参、总后及陆军、海军、空军的党政大权。

毛主席对林彪的上述举动很是反感。早在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不一样的地方。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

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3月7日，毛主席要汪东兴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汪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