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6-10-15 09:44:01

源自：中国知网 : 何虎生、王超

　　导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中国优秀宗教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对其构建有一定的涵养作用，外来宗教文化中国化的经验，可以为当前实现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重要的示范作用。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姑且不论儒教是否是宗教，但佛教、道教是宗教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当然也包括中国优秀宗教文化，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来源之一，在其构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涵养作用，也能够为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中国优秀宗教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宗教和宗教文化在我国曾一度被片面对待，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的文化价值，包括宗教教规教义、宗教经典、宗教道德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首先，宗教文化是具有宗教性质和宗教意蕴的文化类型。文化是一个国家振兴发展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序开展的轴心。所谓“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能够起到道德教化和精神支撑作用。习近平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宗教文化属于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内涵上，宗教文化 “是宗教的文化义蕴，宗教性质的文化类型”;[2]在外延上，它又突破宗教信仰和教义本身，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和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曾经从文物价值和文化遗产的角度要求保护好宗教文化。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葭县(今佳县)南河底村的白云山庙参观时对庙内老者说：“这些东西 (庙里的雕刻、塑像、石碑和牌匾──笔者注)，都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3](P254)邓小平曾从中外友好往来的角度，高度评价佛教文化和佛教界人士鉴真在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贡献。[4](P22)江泽民从文化相互交融与社会作用的角度指出：“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宗教道德中的弃恶扬善等内容，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要求有积极作用。宗教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也有积极作用。”[5](P388-389)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也从宗教积极作用的角度强调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特别指出了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并通过中国对世界产生积极作用。[6]当然，我们肯定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优秀宗教文化，本文所探讨的宗教文化，指具有宗教性质和宗教意蕴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民俗等类型的优秀文化。
　　其次，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的渗透和持续的影响。脱离中国历史，就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脱离中国历史，也就难以了解真正的中国宗教文化。正如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演中指出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7]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轨迹大体经历这样几个时期：(1)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伟大的思想圣哲，对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孔子对于周代宗教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形成了以 “仁”为核心、具有较强宗教理性的儒学文化。(2)两汉时期。佛教由印度舶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两种文明相互碰撞又相互吸收，丰富了中国文化。道家思想也在这一时期由先秦哲学，逐渐发展为宗教，影响中国文化两千余年。(3)魏晋南北朝时期。内乱纷争客观上促使意识形态异常活跃，使得儒学绝对权威地位下降。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使得佛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中深深扎下根，道教也逐渐成熟。佛道发展引起与传统的宗法性宗教和儒学的冲突，三教争辩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三教的融合，为此后儒佛道三教合流为主的中国文化的鼎盛创造了条件。(4)隋唐时期。社会开明多元，宗教上实行三教并重，特别是佛教的深入传播推动了中印文化的广泛交流，尤其佛教禅宗的形成，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更使得佛教文化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5)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融合创新，儒佛道不仅融合，更寻求创新。佛教文化与儒学文化加大互释的力度，道教逐渐由前期的外炼丹药，回归本真，更多注重修心养生，扩大文化影响。这一时期，三教的吸收与互补，促进中国文化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宗教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影响与渗透，不仅促使中国特色的多元宗教文化得以形成，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化。
　　再次，优秀宗教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P2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是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9]优秀宗教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佛教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讲 “报国土恩，报众生恩”;道教主张“佐国辅命”，《太平经》中讲“助国得天心”，强调把人间的国家建设好，让百姓能够获利，这些体现了佛教、道教的爱国思想;伊斯兰教的圣训中要求信徒 “最好的收入是用体面的辛勤劳动所赚取的……当以为体面谋生而努力工作的劳动者，在夜晚浑身疲乏地回到家中时，他的罪已经得到宽恕”，是伊斯兰教教义中对敬业精神的强调;天主教以 “天主十诫”规范信徒日常行为，其中倡导“孝顺父母，不许杀人害人，不许行邪淫，不许偷盗，不许妄证毁谤人，不许贪图他人的财物”等都体现天主教和谐、法治、诚信、友善的主张;基督教伦理主张“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的舍己奉献思想、“爱人如己”的友善精神、“殷勤不可懒惰”的爱岗敬业理念，“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诚信良善品格等，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所在。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佛、道教已经嵌入以儒、佛、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之中。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虽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却也对中国文化的不断升华与凝练产生了积极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精神标识和思想道德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和立足点，优秀宗教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成为和正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优秀宗教文化能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道德重建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应当赋予宗教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使其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持续性源泉。

二：中国优秀宗教文化可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涵养，取“滋润和养育”之义，它是一种正向的有益的作用，是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对象的作用力，并且它根据对象的特性和需要而提供帮助。[10]
　　首先，中国优秀宗教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营养源。中国宗教文化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时代更迭中尽显时代特性，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契合，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优秀宗教文化能够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营养源。其一，优秀宗教文化的持续性。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历史的国家，历史的持续性决定了宗教文化的持续性。公元1世纪，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道教发源于中国也有1700多年历史，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1807年基督教 (新教)也传入中国。“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6]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丰富自己文化的内涵，一脉相承的中国优秀宗教文化，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营养供给的前提。
　　其二，优秀宗教文化的时代性。中国宗教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具有很强的时代适应性，因而历久弥新、延绵不绝。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教理教义、僧团组织、仪轨制度等逐渐适应中国社会特定的文化环境，发展出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佛教文化的价值追求也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的习俗之中。正如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一、根据佛学的真理;二、适应现代的社会。……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运用在世间，做那应作之事;这才能使佛教在世界人类中，自然地有一种教化的力量。此种教化的力量，能够运动成功，更进一步，即能成很普遍的佛教教化，而使世界民众皆有受佛教教化的机会。”[11](P298-299)新中国成立后，为回应时代的巨大变革，各大宗教进行了制度改革。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实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革除了宗教中的封建性;天主教、基督教通过反帝反殖的爱国运动，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这些具有时代性的变革，“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12](P518)可见，与时俱进的中国宗教文化，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营养供给的重要基础。
　　其三，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例如，道教教义思想主张的 “道法自然”的文明原则，“天道无亲”的公正追求，“鲲鹏展翅”的自由精神，“与人方便”的友善品德，等等，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契合。[13]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天然契合，是其能够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条件。中国优秀宗教文化本身丰富活泼、兼容并蓄、多元通和，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沃土，能够有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的阐扬。
　　其次，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一致发展。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着多方面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保证了二者能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协同发展。其一，价值观念上的协同一致。价值观是人们对于事物有无价值、有何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一种评价、判断标准和基本态度。在一个社会中，起支配作用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念上，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是有共识的，都基本包括仁爱包容、忠义孝悌、公正中和、勤俭节约、诚信廉耻、见利思义、以人为本、众生平等的思想观念。
　　其二，作用主体上的协同一致。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劳动，文化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优秀宗教文化也是一样，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更自由的发展，其作用主体在于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其最终目的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其作用主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二者在作用主体上许多方面是协同一致的。
　　其三，方向上的协同一致。新时期以来，人们对宗教认识越来越全面，对宗教文化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宗教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各界共识。中国优秀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积极的、向上的，与社会发展呈正向一致关联。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作为整个社会占有支配地位和起到引领作用的价值观念，最终目的是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在这一点上，二者也是协同一致的。因此，无论是价值观念、作用主体，还是发展方向上，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协同一致发展的。
　　再次，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环境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提供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环境支持。一方面，中国和谐共生的宗教生态环境，使得宗教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满与完善提供外部支持。中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多宗教的大国。中国历史上没有国教，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被国家独尊过，各种宗教相互制约，形成动态的均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宗教长期共存，却又和平共处，共同作用形成了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环境。这种宽松和开放的宗教生态环境，使得宗教文化的发展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稳定的环境支持。也就是说，从中国历史来看，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与主流文化产生过激烈的冲突，今天宗教文化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产生威胁。另一方面，中国优秀宗教文化自身不断发展变化，这成为宗教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的内部支持。“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4](P395)宗教文化的变化发展，表现为不断发掘宗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加强与其他类型文化的交流、吸收，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支持性主体，可以从内外两方面为核心价值观构建提供环境支持。中国优秀宗教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裨益，主要体现在它可以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营养源，与核心价值观协同一致发展，为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环境支持三个方面，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满与完善。

三：历史上外来宗教文化中国化的经验为当前实现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15]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绕不过外来文化这个问题，尤其是绕不开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但前提是必须中国化。历史上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经验为当前实现外来文化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首先，佛教文化和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一样都对中国文化具有补充作用，前者可以为后者中国化提供经验和借鉴。一种文明的进步必须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自己的补充，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看外来文明对本土文明是否有补充作用，是否实现了本土化。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有一个适应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是佛教对中国文化有补充作用。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特别是原始儒家思想讲人文主义精神，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礼统一的政治观，性善为本的人性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真—美—善的理想境界，学思结合、内省反省的道德修养论，讲的是家国天下，纲常伦理，社会法则等;道家思想讲自然主义精神，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个人生活尊道贵德，宽广能容等。这两种思想中最缺少的是解脱，人有现实的苦难和往生，需要给出答案，现实的苦难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往生需要有一个美好的去处，这样才能解释和抵消今生的不幸，佛教的轮回思想、业谛观念、解脱主义正好弥补了中国文化的这个缺失，是它的补充，“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6]形成了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的儒家思想、自然主义精神为主的道家思想和解脱精神为主的佛教思想，“三为”一体的中国文化体系。可见，正是由于佛教对中国文化有补充作用，接受了中国儒家宗法伦理思想，适应了封建宗法社会人际关系的要求，才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也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并实现其中国化有许多启示。基督宗教文化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如凝结了欧洲和西亚民族观点、习俗的《圣经》，其中的自我意识、原罪感、忏悔精神，造就了西方社会鄙视以往，扬弃现实，向往未来的基督教精神，特别是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引起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新教伦理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经院式的宗教信仰，变成了社会活动的指导思想，强调教徒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劝人们紧张工作，清苦节制，获得上帝的拯救和预选，赋予了新教徒们的充实感和优越感，为资本主义初期发财欲望涂上了神圣的光环。恩格斯赞美新教伦理 “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14](P762)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诞生。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梵二”会议，天主教发生了重大变革，以人本主义和人学中心的思想取代了传统的神本主义思想，强调“人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创造者、中心与宗旨”，这是对传统宗教以神为核心的框架的历史性转换。强调以宗教之间的对话取代宗教之间的冲突，充分肯定了伊斯兰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开始了一个 “宗教理解”、“宗教对话”的时代。提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取消了1569年公布的《禁书目录》，撤销了对伽利略的谴责，并成立了教廷科学院。“梵二”会议的改革实现了天主教从传统宗教走向现代的新局面，无论是宗教理论和总体框架，还是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对科学的态度，都有了一种转变。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种转变，它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基督教的一些片面理解。我们要认识到基督教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属性，要认识到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我们要吸收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它的理性思维和法治精神，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文化为根基、西方文化为补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其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也为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中国化提供了示范作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自认为是 “至上道”，高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产生过激烈冲突，甚至出现“三武一宗灭佛”的极端事件。传统佛教教义中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讲求众生平等，“沙门不敬王”，不讲孝亲，僧人不婚娶;而中国传统社会讲求君臣父子，忠义孝悌，讲求由父辈到子辈的血脉传承。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情况，佛教不得不修改传统教义，逐渐吸取作为中国国家哲学的儒家伦理思想，使之与佛教的道德主张相互调和、互相融合。“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10]从佛教中国化这一典范可以看出，外来文化要想取得本地发展的机会，并且又在发展之中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融合，就必须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
　　基督教在晚清时期大规模传入后，与佛教类似，也与中国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很多，就两种文化的不同来讲主要有：信仰体系上，基督徒的上帝信仰与汉人祖先崇拜的冲突;价值观上，基督徒的荣耀上帝与汉人荣耀先人、子承父业的冲突;行为方式上，基督徒和汉人因侍奉上帝与祭祀祖先、婴儿归主与传宗接代、男女混杂与男女大妨的差异和冲突。这种冲突在晚清时期十分激烈，以至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记忆犹新，对此防范甚严。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在辛亥革命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减弱，西学的作用十分明显，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东西文化融合和互补的问题，是利用人类现有文明成果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教育、科学、社会规则许多是按照西方制度制定的，学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文化，我们要有理性认识，既要防止其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也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无疑，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要实现在中国本土的包容性增长，是需要不断调适的。第一，它要尊重中国文化，放弃欧洲中心论，自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第二，一些核心的理念要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释，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第三，西方文化在形式上也要有一个大的改变，用中国特有的文化形式来表现西方文化，进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而非闭合的系统，“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0]中国也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中国文化更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文化。无论哪种外来文化，哪个层面的价值追求，只要找到中国化的合理途径，都可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所裨益。
　　再次，佛教中国化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外来文化中国化需要兼顾三个层级。中国文化受儒学影响，历来有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多元文化观。异质文化想要进入中国，并真正融入中国，需要重视三个层级的问题。第一，寻找相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是否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地方。明清之际的穆斯林为使伊斯兰文化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实现在汉族区域伊斯兰教的传布，一些回族学者不懈寻求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他们尝试用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来创造性地解释伊斯兰教信仰和思想，使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撰著教义理论，这些回族学者多被称为 “回儒”，他们的努力被后人称为“回儒对话”，最终实现了“回儒共明”的和谐局面。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钥匙。
　　第二，寻求变通：外来文化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需要进行变通。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中国。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进行天主教中国化努力的先驱。他明白，若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必须获得中国士人与民众的理解。最初，他尝试过用“佛化”天主教的办法来传教，未能成功;后来转而采取 “排佛补儒”的策略，将天主教教义同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以及孔孟思想相糅合，如将中国的“昊天上帝”与天主教的 “天主”等同。天主教为了实现在中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本色化的工作，不断尝试研究和吸收儒、佛、道的思想。[16](P191)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外来文化不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实现变通，就很难在中国生存和发展。
　　第三，实现会通：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应相互会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强大的文化必定具有包容性，能够与外来文化实现融会贯通;反之，弱小的文化必定是不具备包容性，而是具有较强的排外性。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6]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有一个“寻找相通──寻求变通──实现会通”的过程，终极追求的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历史上外来宗教文化中国化可以为当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现提供借鉴，佛教的中国化即是最好的典范。外来文化在中国能否实现中国化，需要特别注意以上三个层级的问题。这三个层级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社会应对外来文化时，所呈现出 “接纳—消化—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不仅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新的高度，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更为丰厚的滋养。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充分体现了当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兼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中国优秀宗教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滋养，也可以为外来文化中国化、本土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2]方立天.文化宗教的理论探讨[J].中国宗教，2005，(11)
　　[3]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4]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 [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　作者简介
　　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王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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