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隆中对》的魅力──曹、孙、刘三方决策对比研究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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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德炳

历史上曹、孙、刘三方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开创三国鼎立局面,无不得力于起事之初决策的正确。三方条件不同,决定它们的决策各具特色。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将大大有助于加深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5:26

一

《三国志》卷十二《毛王介传》载,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太祖临兖州,辟(玠)为治中从事。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太祖敬纳其言”。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打着天子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经济上以屯田方式恢复生产,先解决生存问题,进而足食足兵,方可完成霸王之业。同书卷十《荀彧传》载,献帝兴平二年(195年)“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这是劝说曹操不要急于进攻徐州,而应先打吕布,将其逐出兖州,将兖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就像当年刘邦据关中,刘秀据河内一样。以上二人的谋划无疑是正确的,并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胡三省在注《通鉴》里就说过:“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二事乃王介发其谋也。”但与《隆中对》相比,它们毕竟出自两人之口,政治、经济、军事不能浑然一体,且论证不够充分,稍显零乱。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5:47

为孙权制定帝王之业方略的是鲁肃。《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载,建安五年(200年),周瑜荐鲁肃于孙权,“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日:‘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祖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竞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后)权称尊号,临坛,顾谓公卿日:‘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鲁肃首次提出汉室不可复兴的新观点,并指出孙权你不可能行桓、文之事。为今之计是乘曹操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不断向长江中上游发展,占领整个长江流域,然后建帝王之号,与北方争夺天下。鲁肃的方略无疑也是正确的,孙权集团经过长期努力最终也取得了可观的业绩。它篇幅虽然不大,但颇有新见,而且大气磅礴,锋芒毕露,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不足之处是只偏重于军事,而对经济、政治、外交诸方面均未涉及,因此显得不够全面。

与以上二者相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方略(文多不载,请详见《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精确、最完美的决策典范。从内容看,它是一个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民族政策诸方面全方位的战略决策,具有全面性、完整性的特点,而且各个部分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丝毫没有零乱之感。从论证与表述方面看,它严格按照先分析后结论的方法,层层推进,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如从分析曹操在北方的实力入手,引出“此诚不可与争锋”的结论;从分析孙氏对江东的长期经营入手,引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的结论;从分析荆益二州的战略地位以及其主“不能守”,“暗弱”入手,得出“跨有荆益”的结论。总之通过对全国形势的透彻分析,解决了谁是敌人,谁是盟友,哪里是最薄弱的环节,是突破口等重要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跨有荆益”取得根据地后紧接着就应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稳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时变。第三个层次是“天下有变”时机成熟即两线出击,最终完成复兴汉室统一全国的大业。从文字方面看,它用词精准,文笔流畅,通篇似无惊人之笔,却能引人入胜,使人不知不觉间被其强大的论证力所折服,被其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所震撼,从而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隆中对》虽不是诸葛亮写的文章,但也不是陈寿的文章。它是诸葛亮的一篇谈话,仅由陈寿加工而成现在这样的文字。其间的具体情况现在是无法搞清楚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的内容结构,表述方式甚至基本用语绝大部分当还是诸葛亮的。我们知道刘备三顾时间不会太短,这其间诸葛亮完全有时间作充分准备。因此,《隆中对》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的结晶,而绝非“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灵光一闪,更不会是东拉西扯的闲聊。而且我们从诸葛亮的《出师表》可以看出,他的文章绝对一流,决不在陈寿之下。我们还知道诸葛亮是襄阳名士界社交圈中的顶尖人物,人送雅号“卧龙”,其口才的高超可想而知。因此,才智过人,文采风流、口才出众而又经过深思熟虑的诸葛亮的这篇谈话,要成为一篇好文章难道还需要别人太多的加工吗?故我们认为,如果把《隆中对》当作一篇单独的文章看,那么它的署名权自当非诸葛亮莫属。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5:59

二

也许是由于《隆中对》太完美太神奇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以致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和异议,不断为它掀起新的争论和探讨,使它一再成为三国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常讲常新。唯其如此,也就更增添了它的魅力。

人们最初对《隆中对》产生怀疑,是源于《三国志·诸葛亮传》的一条裴注。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后亮为备出谋,使其部众得以加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按此说法,三顾茅庐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隆中对》自然也就子虚乌有了。此事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事得实处》条中早有指正。他说:“《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然亮《出师表》谓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志》亮本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可就见,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如此之类,可见寿作史时,不惑于异说。”就在此文前面,赵翼还指出《魏略》关于刘禅身世的离奇记载,亦属不经之谈。按《魏略》为京兆人魏郎中鱼豢私撰,当时私撰史者由于条件限制,对异国远地情况知之甚少,许多事情都来自传闻,且无法核实,故可信度不大。《九秋春秋》为晋人司马彪的私撰,其说当本之《魏略》,亦不足信。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6:13

最近,有学者对《隆中对》的真实性再次提出置疑。认为从《隆中对》内容看,如果把它们同当时形势对照,不难发现《隆中对》所说的计划在建安十二年对刘备言直如梦话。因为首先,诸葛亮与刘备各自身份所限,初见面时不能做到“交浅言深”。其次,亮当时不能显言夺取荆州,因为刘备正处在嫌疑之地。再次,以孙权当时的实力和与刘表的关系看,刘备以数千之众谈“联吴”,是一厢情愿。……所以,在建安十二年讲“联吴”,“取蜀”,至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遐想,诸葛亮敢说,刘备是否肯听呢?《隆中对》只有一句不与曹军争锋的话,在当时是合理的,不过这句话不必诸葛亮说,刘备心中也是明白的。……由此可见,《隆中对》所云之计划,在很多地方是比附刘备集团后来的发展过程而杜撰的。当然,公平的说,这个杜撰的发明者不是陈寿,而是蜀汉的当权者。

按此说法,原来《隆中对》是蜀汉的当权者事后杜撰出来的。下面就让我们就杜撰论所列的几条根据逐一进行探讨。

首先,杜撰论认为刘备诸葛亮初次见面,不能做到“交浅言深”,亦即他们二人初次见面,交情太浅,根本不可能谈论如此重大的话题。翻开历史即不难发现,此前为人建言方略者,“交深言深”者有之,“交浅言深”者亦不乏其人。前者如萧何之说刘邦(详见《汉书》卷三九《萧何传》),毛王介、荀?之说曹操。后者有邓禹之说刘秀,鲁肃之说孙权。《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称,禹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第一次与刘秀见面就向他进说了“立高祖之业”的大计,这不是“交浅言深”吗?上文所说与诸葛亮同时代的鲁肃第一次见到孙权就向其建言放弃汉室,割据长江,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大计,这不是“交浅言深”言又是什么?何况与鲁肃相比,诸葛亮的计谋还堂堂正正打着复兴汉室的大旗,而鲁肃的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谋反”言论了。为什么鲁肃的话无人怀疑,而诸葛亮的话则被认为是不可能说出来的呢?再说刘备经司马徽、徐庶介绍,对诸葛亮心仪已久,三次登门拜访,求贤之心何其迫切;而诸葛亮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下决心出辅刘备:可见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其实神交已久。因此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能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地密谋天下大事,这难道是不可理解的怪事吗?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6:30

其次,关于诸葛亮不能显言夺取荆州的问题。我们要反问,谁说诸葛亮是在“显言”夺取荆州?事实的真像是诸葛亮与刘备见面后,“因屏人曰”,分明是在“密谋”,何“显言”之有?可见“显言”说本身与事实不符,根本不能成立。

再次,杜撰论认为刘备以数千之众谈“联吴”是一厢情愿,当时讲“联吴”、“取蜀”,至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遐想,只有一句不与曹军争锋的话是合理的,不过这句话不必说,刘备心中也是明白的。按照这种说法,《隆中对》所有的话都是不合理的,就算诸葛亮敢说,刘备未必肯听,只有一句话合理,但又是一句废话。那么请问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呢?难道什么也没有说?难道是在拉家常吗?如果诸葛亮真的只说了一大堆刘备连听都不肯听的梦话和废话,这样的谋士要他何用?刘备还会请他出山吗?

最后,杜撰论断言《隆中对》计划很多地方是蜀汉当权者比附刘备集团后来的发展过程而杜撰出来的,但却又拿不出任何事实依据来加以证实,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推断。我们知道历史论断是要以史实为其基础的,没有史实的支撑,单凭推断,哪怕是看起来似乎很合理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何况杜撰论的这个推断本身就未必合理。

杜撰论的这个推断是通过将《隆中对》与鲁肃的《吴门对》(这是作者给鲁肃方略的命名,本人对此是认同的)加以比较来进行的。其理由是《吴门对》对孙权来说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放弃北征而西征是合情理的战略。相比之下,《隆中对》不具备可操作性,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遐想和梦话,是当权者事后的杜撰。。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推断方式施之《吴门对》,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建安五年时孙策新死,孙权刚继位,当时的情况按《通鉴》的说法是孙权虽有江东六郡之地,然深险之处,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可见此时的孙权羽毛未丰,立足未稳,因此,这个时候跟他讲脱离汉室,割据长江,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岂不更像梦话吗?就连孙权自己不是也说“此言非所及也”吗!而且从建安五年到十三年,孙权数次攻打荆州,虽杀死了黄祖,但并未敲开荆州大门,比之《隆中对》制定的次年,刘备就取得荆州之一部,到底谁更具有可操作性不是很清楚了吗?既然如此,为何断言《吴门对》是合理的真实的,而《隆中对》反倒变成不合理甚至是杜撰的呢?可见,这样的推理本身就自相矛盾,无合理性可言。从推理的思维方法看,杜撰论的思维方法也是十分奇怪的。比如《隆中对》方略的目标经过努力基本得以实现,但这一事实却不能被用来证明《隆中对》方略的合理与正确,反而被用来证明它的不合理和不存在,甚至说它是被杜撰出来的。试问这样的推理模式难道是正常的吗?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6:44

说到这里我们还想指出,《隆中对》和《吴门对》都只是建国方略,而不是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杜撰论把它们理解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所谓方略,我们的理解不外就是方向和重大战略决策。《隆中对》方略的方向就是灭曹兴汉,并在精确分析北方、江东、荆、益二州形势的基础上,作出跨有荆益,联吴抗曹,两线出击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从刘备当时的处境看,这些对他说来似乎很遥远,但神奇的是就在次年时局的发展却为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而他也果断地抓住这个千载良机打破僵局,一步步向既定目标前进。这种神奇性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时局为何这样发展,虽然诸葛亮并未对此作过预言,但我们仍可从《隆中对》中窥探出种种迹象。如《隆中对》说荆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其主不能守,并劝刘备先下手,可惜刘备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孙权虽早有此意,然力量有限,一时还打不开荆州大门。只有强大的曹操在彻底消灭了袁氏势力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一举扫平荆州了。而曹操的此举既可能给刘备带来灭顶之灾,也为他的命运带来最大的转机,因为正是这种严峻的时局,促成了孙刘联盟的实现,从而使刘备在与孙权共同抗曹的赤壁之战中打破僵局,终于取得了荆州之一部。又如《隆中对》认为应将东吴视为同盟者,虽然杜撰论认为刘备以数千之众而谈“联吴”是一厢情愿,然而时局一变,孙权不是主动派鲁肃前来商谈联盟事宜了吗?可见《隆中对》淤将东吴视为同盟者,是由在强大的曹操面前,孙、刘只有联合才能生存这一基本情况所决定的。再如《隆中对》说“刘璋暗弱”,蜀中“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后来时局的发展不正是刘璋集团内部的分化为刘备的入蜀提供了可贵的机遇吗?因此,我们认为《隆中对》方略是诸葛亮在精确分析北方、东吴、荆、益二州形势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他虽不是预言家,但时局的发展很难超越他所设想的基本格局。这就是《隆中对》的最具神奇性之处,这就是《隆中对》无穷魅力之所在。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7:04

三

如果我们把曹、孙、刘三方决策的实践历程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三方决策都是正确的,但又都只实现了一半。如曹操只统一了北方,孙权的势力仅止于长江中下游,刘备则先“跨有荆益”,接着又丢掉了荆州。自从三方鼎立局面出现之后,就形成了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时期,全国的统一那是西晋以后的事了。

由于三方的条件不同,不仅三方决策的内容不同,而且三方决策的实践历程也带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三方所打的旗号各不相同。曹操的旗号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实际上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即打着汉天子的旗号干自己的事业。这个旗号初期很重要,但随着曹操势力的壮大,实际上已没有什么作用,最后终被抛弃。孙权在打什么旗号的问题上始终是十分暖昧和耐人寻味的。鲁肃建议他“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他亦有此心,嘴上却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他虽早就视曹操为国贼,但直到赤壁之战前不但没有打出反曹旗号,反而与曹操保持一定关系。赤壁之战前夕,孙、刘联盟成立,他虽一度打出反曹旗号,但后来为了夺荆州又不惜背叛联盟而向曹操请降,直到夷陵之战后,他认为已经巩固了对荆州的统治,才又打出了反曹旗号。可见,孙权在打什么旗号的问题上,开始时是十分谨慎的,后来又是反复无常的。这种投机行为虽然能为他带来许多实惠,但对大局不利,可以说是有得有失。与孙权不同的是刘备诸葛亮始终高举灭曹兴汉的大旗,他们这样作虽不能像孙权那样左右逢源捞取小利,但对动员民众提高士气作用极大,三国中蜀汉的政治动员工作是做得最好的。

其次,各自的起跑线不同。毛玠、荀彧的决策制定于初平三年(191年)和兴平二年(195年),那时还是军阀混战初期,曹操的敌人虽多,也很强大,但都没有正确的决策指引,“无经远之虑,”终被逐一消灭。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言“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胜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鲁肃说孙权事在建安五年(200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已完全巩固了对东吴的统治,并且有力量不断向荆州发起进攻。诸葛亮为刘备制定《隆中对》方略与前二者相比,分别晚迟了十五年和七年。此时的刘备不仅寄人篱下,更可怕的是他的对手不再是碌碌无为的军阀,而是实力和才能都大于他的曹操。然而力量弱,起跑晚的刘备实现《隆中对》方略的速度却大大超过他的对手,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梦想。这除了《隆中对》本身的正确,刘备、诸葛亮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外,曹操在关键时刻犯了一个大错误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8-3 12:37:21

再次,犯错误的情况不同。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一举取得荆州后,即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按谋士贾诩的建议先巩固对荆州的统治,加强荆州的防务,然后向上游的益州发展。二是顺水推舟,一鼓作气攻下东吴。如果是第一种选择,以曹操的力量和智慧,守住荆州应当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取益州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但也许是荆州的夺得实在是太容易了,这种廉价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再加上他天生喜欢冒险的性格所使然,他拒绝了贾诩的建议,决定大张旗鼓东征孙权。岂知此举正好促成孙、刘联盟的实现,并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从而使刘备取得荆州之一部,第一次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更令曹操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种骄狂心态驱使下,他还得罪了刘璋的使者张松,致使张松劝说刘璋脱离曹操转向刘备,从而为刘备的入蜀提供了良机。故刘备的“跨有荆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曹操的失误送上的一份大礼。而曹操的失误,除骄狂失智,还有认识上的原因。即他低估了东吴,把孙权错看成刘琮式的人物,再就是看不清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的动态,且低估了他们的能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东吴、益州形势的分析是何其精准,而是否有这种精准的分析,对于决策者又是何其重要!刘备集团在实践《隆中对》过程亦犯过错误。首先是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缺乏全局眼光,“大意失荆州”。更严重的是刘备为了替羽报仇和夺回荆州,竟一意孤行讨伐东吴,结果兵败夷陵,使蜀汉元气大伤。相比之下孙权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失误,而且取得了可观的业绩,但他的机会主义使得他的历史形象很难光彩起来。

最后,三方决策者的历史命运不同。毛、荀的决策虽被曹操“敬纳”,但他们二人后来都为忌刻的曹操所不容,分别于建安二十年(215年)和十七年(212年)被黜和自杀。他们的决策是成功的,他们的命运却是可悲的。鲁肃既是《吴门对》方略的制定者,又是它的得力执行者和忠实维护者,特别值得一提的,一是他不为自己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当曹操兵锋东指严重威胁到东吴的安全时,他率先提出联合刘备“共治曹操”的主张。二是他始终坚持维护孙刘联盟大局。鲁肃死后,孙权对鲁肃劝其借荆州一事颇有微词,这除了说明他的不厚道之外,也可看出鲁肃晚年维护联盟大局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与前二者相比,诸葛亮则不仅是《隆中对》方略的制定者,而且为实现这个方略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纵观他一生的历程。有两个时期最值得称道。一是赤壁之战前夕,他才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为促成孙刘联盟共抗曹操奔走呼号殚精竭智。二是夷陵战后刘备托孤之时,面对当前的重重危机,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自已的聪明才智和道德情操均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充分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唐长孺先生曾说:“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完人,从当时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词的”。是呀,这样的人,人们对他的事业也许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但对他的高尚情操和完美人格,就连他的敌人和对手也不能不产生发自内心的景仰和崇敬。总之,诸葛亮的《隆中对》,作为他那个时代最完美最神奇的决策典范,至今仍放射着理性的智慧的火花;诸葛亮在实现《隆中对》的奋斗历程中所展示出的道德和人格的光辉,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人们景仰的楷模;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其魅力将是无穷无尽的。

杨德炳,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源自：《襄樊学院学报》2007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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