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们与羌人

我们与羌人

·黄艾禾
　　处在边缘夹缝中的羌族，某种意义成了各民族间的一条纽带，也成了了解各个民族的一把钥匙。我们发现，你越去了解羌族的历史，就越能懂得汉族的历史──弄清了边缘，才能理解中心。
　　汶川，北川，理县，茂县，平武……自从2008年5月12日之后，这些僻处西南高山深谷间的地方，突然间为所有中国人所熟悉。那一条“龙门山地震带”，从陕西宁强往西南方向伸延，一路跨青川、平武、北川、茂县、汶川、棉竹、理县、都江堰，绵延三百多公里。就在条断裂处，海拔一两千米的山脉河流间，居住着30万羌族人。
　　我们不知道，这个与汉民族一样古老的民族，经历数千年的战乱、迁徙、分化、聚合之后，最终选择在川西安下身来，这里，有多少偶然，有多少必然？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民族与汉民族的几千年纠结。在汉民族的扩张进退中，始终没有断过与羌人的恩怨。或可以这样说，羌人始终处在华夏民族的西部边缘。有时，是羌进汉退，但更多时候，是汉进羌退。
　　由于羌人没有文字，我们看到的所有记述相关史实的史书，都是用汉字写成，对于这些历史的描述，当然也是出于汉人的眼光。数千年来，极少有人把自己置身于华夏圈外，或是站到羌人的角度上来看汉人──从中心跳到边缘去看问题。
　　羌人始终处在边缘。面对华夏民族的兴起，他们被驱赶，被同化，到了川西，他们除了面对东面的强大汉人，还要背对西面崛起的藏人。台湾学者王明珂有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形象地说明了羌族的这种边缘地位。
　　今天的地质学家们解释5·12大地震的原因时说，由于“印度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造成青藏高原快速隆升。高原物质向东缓慢流动，在高原东缘沿龙门山构造带向东挤压，遇到四川盆地之下刚性地块的顽强阻挡，造成构造应力能量的长期积累，最终在龙门山北川──映秀地区突然释放”。
　　羌族，恰恰就居住在“缓慢流动”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刚性地块之间，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人和四川盆地的汉人之间。
　　处在边缘夹缝中的羌族，某种意义成了各民族间的一条纽带，也成了了解各个民族的一把钥匙。我们发现，你越去了解羌族的历史，就越能懂得汉族的历史──弄清了边缘，才能理解中心和整体。而且，越了解羌族的历史，也越能让我们懂得藏族、懂得西南一系列有血脉关系的少数民族，最终，去理解中华民族的整个源流。
　　这个羌族，就这么不同寻常。
　　我们是羌人？
　　──华夏民族的最早形成，是融合了周人、姜人、商人和许许多多部落而成
　　我们从哪里来？这是历史学家们的终极命题，试图清晰地辨析出汇聚成中华民族这条大河的每一条支流乃至水滴，是不可能，但我们仍然以已有的一些成果来尽可能追本溯源。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五千年，实际已经上溯到了夏商周之前。而华夏民族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是在商代，距今三千多年。那时候，甲骨文中已经有了“羌”字。
　　如果再往前寻，按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基因研究成果，进入到亚洲大陆的先民，可能是从东非过来，大约在3万年前，其中的一支进入到了今天的中国境内，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他们到达了黄河的中上游地区。这一支先人，是今天的汉、藏两大民族的共同祖先。也有学者把他们称为“先羌”。
　　汉藏同源，这不仅有遗传基因上的根据，而且也能从语言学上得到证明。“汉语和藏缅语同源，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它们有那么多同源词呢。藏语的‘一二三……十’，与汉语广东话中的‘一二三……十’发音非常接近。今天的上百种藏缅语，它们的数词，全都是这样类似的发音。我们搞语言的，看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的关系是近还是远，首先就看同源词的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学家孙宏开说。实际上，藏语中大多数字的发音在中国东南部的方言中都能找到，而且字义相同。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一一对应。
　　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时候，这一支先民又开始分化了。那时，由于农业开始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汉、藏两支人群这时开始分野。
　　其中的汉人群体，开始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而另一支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再以后，从中分化出来了今天的藏族、彝族等等，而我们要讨论的主角，羌族，也在其中。
　　分子人类学的专家们是从基因图谱中来寻找这些民族迁徙的路线和分化时间点的，他们的根据，是人的染色体中的基因位点，也就是说，当分化出现的时候，就会从人们的染色体中特定的基因位点显现出来。比如当汉人开始分化出来时，他们的染色体出现“M117”的位点突变。
　　不过，在距今三千年前的时候，人们要区别你是不是汉人（或称华夏族），当然不是用分子人类学方法，而是用一种文化判断。
　　从商、周到战国，是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并日益强大的时期。这时的羌人与汉人的关系，从史料记载上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占据河南中原的商人，当然是农耕民族，而推翻他们的周人，起家于陕西，到克商之时也已是农耕民族，不过当时他们也有游牧的羌人──姜人，作为强大的同盟军。姬姓的周人与姜人互相结合为婚姻联盟，历代周王都要娶姜女为后，而“姜”与“羌”，在甲骨文中常常就是一个字。所以学界有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姜人就是羌人的一支。
　　华夏民族的最早形成，是融合了周人、姜人、商人和许许多多部落而成，今天的许多汉族人，往上寻根，也许会找到一个“姜人”祖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羌人”的后代，或说，血管里流着羌人的血──当然，这里所说的羌人，或许与今天的羌族，还不能完全等同。
　　谁不是“汉人”？
　　──汉民族的自我认同从修长城开始
　　周朝时期的羌人，与今天四川的羌族是不是直接的传承关系？在我们采访的学者中，许多人是这样回答：他们可能是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虽然中国的典籍史书中关于羌人的记载相当多，但以此就证明这就是今天羌族的源头，却又不够有可靠确凿的说服力──或许，有一天我们得到了分子人类学上的证据，才会恍然大悟。
　　如果先暂且把今天的羌族人群的源起先放在一边，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从华夏民族开始聚集形成，为什么会在古籍里有那么多条“羌人”的记载？台湾学者王明珂有一个观点：这是华夏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以辨析什么不是汉人，来形成汉民族的自我认同：知道了汉人不是什么，就知道了汉人是什么。
　　“由西周到春秋时期，一个以‘农业’与‘定居’为标记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将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上的人，无论是先来或后到者都凝聚在一起。相对的，北方那些蓄养动物的、常迁徙的武装化人群，则被视为野蛮的异族。”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论述道。而华夏自我认同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长城的出现。长城，将农业区与牧业区分隔开，也成了“这时华夏所愿意积极保护的资源区的极限”。
　　当人们说到这种“华夷之分野”时，往往是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来看的，但王明珂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他说，这是人群间在争夺资源。中央党校的徐平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说，半干旱的牧区，每隔一定的年份，会发生大的灾害，如雪灾或旱灾。而另一方面，草原的承载力也是有限度的，人口太多牛羊太多，都会造成难以维继。每到北方牧区出现这种情况，游牧民族就会南下发动对农耕地区的掠夺战争。
　　这时，地处农耕平原的汉人，就开始修筑保卫自己的长城了。最早的长城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而秦始皇修的长城成为最有名的长城。而汉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真正形成，一般大家都公认，正是自秦汉时期开始。
　　看一看那时汉人对“非我族类”的称呼：鬼方、混夷、犬戎、戎狄等等，都有些“非人类”的贬义。在受儒家君父观念浸染的汉人们看来，这些羌人们，首先“无君”，又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而且在父兄死后还可以将后母或寡嫂娶过来，实属是“野蛮人”。
　　那么与“野蛮”相对，就是“文明”，就是汉民族对自我的认同，或是价值观念：一个尊卑有序、集权统治、重视人伦关系、以道德为纲的农业文明价值观。
　　学者们都注意到，这时候出现在典籍里的“羌”字，实际指向的人群并不很固定。有时它与“氐”、“戎”、“夷”、“番”等互相混用。学者们今天常常为这个“羌”或“番”指的是今天的羌族还是藏族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几个字，都是指的非汉族、非农耕、“非我族类”的人群，而且，这些都不是自称，是汉族人对他们的称呼。
　　但是，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同是对非汉族的“胡”或是“羌”，汉人们的对策有所区别。对于北方胡人，即匈奴人，汉人修筑长城来抵御。平时，在长城两边开设边关互市；战时，会派军队越过长城深入大漠作战，但是，从来不会在那边长久住下来，汉人心里很清楚，这里的草原是与汉人的农田完全不同，那不是自己的地界。
　　而对于西部的“羌夷”，汉人看到，他们的地界是可以争夺的。羌人往往是半农半牧，他们种麦的河谷地区，就成为汉羌间的战场。王明珂注意到，羌人的地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向西迁沿。在商代的甲骨文中，羌人的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一带；到了秦汉时期，“羌人”居住的“羌中”，大概在陇西、临洮一带。到汉朝时，当汉人的势力扩及到青海的河湟地区时，多次的汉羌战争，又让“河湟羌人”成为中国人心中典型的“羌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唐朝时，汉羌是在玉门关作战。羌人区的位置在不断西移，这种地理上的变化，按王明珂的看法，正是华夏民族西部边界的形成过程。这条西部边界，随着华夏的日益强大而逐渐西移，一直移到农、牧区的地理交界处，移到华夏民族所能控制的极限，最终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