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与文之间寻找平衡

在官与文之间寻找平衡

漫谈蒋大海先生散文集《天南海北》

    先做文人而后为官者不鲜见，先为官而后为文人的则不多，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先为文多少给人几分才学的感觉，虽然做了官可以把文忘得干干净净，而做惯了官再来为文，在外人看来就有点走投无路百无一用的意思，面子上过不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思维方式已经与文化人南辕北辙了。所以，对做完官后还放得下面子，耐得住性子来为文的人，我觉得首先应该致个敬。

    为文，毕竟还需要一些真诚，至少在为文的那一刻是这样。

    我就是想向蒋大海先生致个敬。

    认识蒋大海先生的时候我只知道他在做官，现在因为年龄的原因，改任调研员，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官。对于做官之前的事情，从他写的《玄武山记》里偶得一窥，原来蒋先生出生中江，中江中学毕业，少年时候在玄武山上跑上跑下，而父辈也是文化人，算是有家学渊源。无怪乎在《天南海北》里，几乎篇篇文章都出现了那么多的历史典故。文化人以读书为荣耀，即便那些知识在社会上再不值一钱，再不为人所敬重，那份痴情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种病，但是文化人天生就该得这种病，这种读书的病是文化人的通病，烙在骨子里，流在血液里。蒋先生的文章当然不是倚马而得，都属于“追记”一类，追记当然可以有时间查资料，有时间寻典问故，但是这也不是一般人耐得住的。半年多前在大街上碰上蒋先生，他曾表示想把自己游历过的地方记述一下，没想到半年之后，厚厚一本书就摆在了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蒋先生的回归是真诚的。

    先为官而后为文者，有了这份真诚，就是成功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需要把为官过程中得来的视野上的优势嫁接到文章中来。古今中外为文者通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眼界太窄，对把握大势缺少自觉意识或者力不从心，往往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为个人的一点小情绪悲悲戚戚。“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样的句子换了李清照，恐怕也未必写得出来，原因很简单，花蕊夫人的视野比起李清照来开阔得多，高度高得多，只有以花蕊夫人的地位才可以有这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将先生的文章洋洋洒洒，动辄万言，且不说一般人写这么多字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要在这万言之外不胡编乱造堆砌废话，那就更难。蒋先生的文章长，但是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出文气是畅通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习惯性。换言之，如果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不能把视野放得更宽，想下笔万言恐怕很难。

    当然，光具备了开阔的视野是不够的，舍得下力气，能够细致观察，恐怕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所谓文章是大处着眼，小处下笔，就是这个道理。为官几十年，比起普通老百姓来，走过的地方不知要多多少，有的老百姓一辈子未必就能走出方圆百里，可是，能够把一些为官者走马观花的陋习去掉这就不易。这表面上看是一个习惯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人的境遇带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问题。走马观花的表层原因是对生活大而化之，因为他不必那么仔细，对于经常有机会天南海北的人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而对一个为文者来说，观察生活是天生的习惯性。蒋先生这本书几乎都是游记，而走过每一处，哪怕一路上因为客观原因真的只能是走马观花，但落到文字间，却常有很新鲜的细节，这就是观察者与走马者的区别了。

    为官与为文在本质上不同，还在于为官需要理性，作为决断者不宜有太多的个人情感，而为文如不投入情感，那就流于说教。所以，先为文而后为官者为官后多半都写不出来或者一下笔就假大空，而先为官后为文，又容易下笔就是文件体。故而，先为官而后为文，需要一个转型过程。最根本的，就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换言之，对待一件事物，是选择判断式体验还是选择感受式体验。如果转变不好，文中就缺少独特的思想性，缺少纯属个人的思考，缺少感人的东西，“正确的废话”出现在文章中对读者来说是一件很扫兴的事情。

    把理性与感性有机结合起来，比纯感性多三分骨力，比纯理性多五分柔美，打个比方，这大概就是既性感又智慧的美人了。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官意识与文意识之间找到最完美的平衡，非高手不能为之。这里，我还不至于无耻肉麻地把蒋大海先生夸成高手，就是夸，估计蒋先生也不会信，我只是想说，高手都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都是从不是高手到高手的。

注：

   蒋大海：原德阳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有长篇小说《八月雷》出版。《天南海北》为作者第一部散文集。

[ 本帖最后由 杨轻抒 于 2008-8-22 21:56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