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三星堆-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作者： 幸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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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中国考古步入黄金时代,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掘出土,又一次创造了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三星堆-金沙文化创造的辉煌成就,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展示了人类社会由原始宗教信仰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的精神历程,他们为人类建立起一座博大无穷的艺术丰碑。3000年后的今天,当它们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人们可以回首和思索,人类是怎样在物质生存与精神寄托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纪念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出土20周年的大会上,回顾7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三星堆-金沙文化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深深的感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考古文化和古蜀发展史上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已取得共识,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当前,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运用新的理论和科技手段,多学科合作深入研究和揭示三星堆-金沙文化丰富的内涵,已成为学术各界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研究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用我国考古学、历史学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借鉴艺术思维方法,研究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的特征,探讨古蜀族动态的祭祀礼仪活动,以及举行乐舞仪式的行为,和礼乐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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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的人工艺术制品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距今约3000年前人类遗留的“奢侈的人工艺术制品”,留下了人类原始文化、原始艺术的印记,也留下了中国礼乐文明起源的印记。远古时期,当人类还无法认识自然力量的本质时,人类需要发现一种能够与这些神圣的事物沟通的器物,它们远远高于用在生活生产中的实用性器物,它们就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奢侈的人工艺术制品”。这些奢侈的人工艺术制品的本源,产生于人类早期意识中人对自然的迷茫和认识观念,巫术仪式、宗教礼仪等族群和早期国家举行的集体活动形式,是维系人类进步的纽带,它们被作为高于物质生产生活用品的神圣力量的化身。经过仪式化之后,这些人工艺术制品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保留下来,承载着一去不复返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历程,来到今天。三星堆出土的人形青铜塑像群就是我们的先祖留下的“奢侈的人工艺术制品”中的一类,艺术学称为“形象”。

http://www.phoer.net % k6 p5 X/ ^: P4 I“形象”一词的原始意义总是和灵魂、影子、精灵等观念混淆在一起的,它最早的内涵是和原始宗教信仰密切联系的。旧石器时代人形塑像已经产生,距今25000年前,法国出土的“洛赛尔(Laussel)维纳斯”浅浮雕,完全是按照一个现实中女性的体型去塑造,它们具有与人类自身完全相同的生理特征,证实了原始雕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肖像即原型”。与文明时期的艺术不同的是,这些形象被赋予丰裕女神之神性,人类学者称其为女巫师或女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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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人形塑像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同样被赋予神性,具有了原始宗教的意义。我国史前人形塑像和绘画,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主要有彩绘和陶塑人像艺术;长江流域主要有陶塑人面像、玉雕人像和玉器上的人面纹等。

http://www.phoer.net . n; ~( u$ Z: d0 m: K  E彩绘和陶塑人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绘和陶塑艺术品中的人形塑像,有全身像、人头像、人面像,最多的是人神(人鱼、人鸟)像。据王仁湘等学者1983年统计,黄河流域地区发现的彩绘和陶塑人形像已有40余件。20世纪80年代,河南密县莪沟北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一件陶塑人头(壶),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塑人像,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1977年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文化类型发现一件陶塑人体像,是最早的人形全身像;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绘”(陶盘、陶罐)出土数量最多,达10件以上;甘肃泰安大地湾庙底沟类型和石岭下类型“人面鲵鱼纹彩绘”(陶瓶2件),是罕见的人首鲵鱼身图像,人形陶塑艺术品主要出土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都有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渐衰。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也有发现,1959年浙江海宁彭城发现马家浜早期文化类型的人面像,是南方发现最早的人形艺术。人形塑像基本上属于肖像型,是人类自己最早的形象。我国许多有学者认为人的形象的艺术再现,与人类原始思维和精神信仰分不开,具有原始宗教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人的塑像仅仅是使用器皿的装饰物。

1890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出版了《金枝》(The golden bough)第一卷,他对人类原始宗教的基本进程作了勾勒:“巫术──图腾──宗教──科学”。以交感和接触巫术祈求繁衍、生殖、多产的丰裕女神像,在我国也有发现。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墓地采集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绘人像陶壶,为女性大腹全身像,绘有女阴,腹部绘一小人面,示孕妇,表现丰裕生殖崇拜。1982年,辽宁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出土小型裸体孕妇塑像和大型女子着衣坐像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个体的独立人形塑像,被称作“中国的维纳斯”,是丰裕、繁衍生殖崇拜的象征。甘肃永清和甘肃永昌鸳鸯地出土2件人形陶塑,头部为圆体,颈部为圆柱体,连接为一体,与希腊北部阿基利(Achilleion)出土的公元前6000年的女性人形塑像(2件),十分相似,头和颈部都是圆柱体,被作为“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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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8 G0 f$ N% e- q4 w* \. z玉雕人像。玉雕人像最早见于距今5560-5290年凌家滩文化。1987年出土3件玉雕立人像[7],1998年出土3件玉雕坐人像,这些人像同样是原始艺术作品,也被赋予神性,近年来兴起的“玉器文化”研究,把这些形象作为玉神物中巫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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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d% w6 `- N. I- K" b青铜人像群。距今3000年-2800年的三星堆遗址出土大型青铜人像群,是我国、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同一遗址中,人像造型数量最多、最豪华的遗物,在艺术发展史上,他们无疑是我国青铜人像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人类青铜时代人形雕塑最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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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意义──尸子

http://www.phoer.net 1 n$ B$ B7 V" M三星堆青铜人像雕塑是古蜀族群记忆或现实中的人,是写实风格的作品,深深的印记着原始艺术的特征,同时又印记着中国礼乐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这些塑像的特点是写实性强,基本上接近人的原形,立人像的高度也与人体相同,属于肖像型,符合“塑像即原型”的原理。这些肖像型塑像为什么如此突出的被制造出来,他们是不是传说中古蜀人的艺术写照?是不是古蜀人在神圣的仪式中的族属人群的再现?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者们根据他们的特征,从考古类型、神话历史传说中的古蜀帝系、祖先、人种等多方面作了各种诠释。对于他们的身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他们是参加祭祀礼仪各部落首领的形象;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是祖先的形象,是被祭祀的对象这两种观点都是立足于静态的、在某一场景中的观察,如果从古蜀先民的精神行为过程和原始宗教信仰进程来分析,那么,这些青铜塑像,实质上反映出,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即青铜文化时期,祭祀礼仪是表达古蜀人精神文化需求和行为的主要方式;国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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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2 I$ k8 M, u3 J/ h1 Z1 }必要举行的祭祀礼仪,也是一种连续的动态系统。人的塑像是蜀人宗教信仰中高于制造者本身的“神圣形象”,被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把现实世界和神灵世界联系起来。每一件人形塑像,都被作为一个个活的实体,都被赋予与各种神秘力量进行直接接触的使命,他们不但被创造出来,而且被保护起来,演绎着蜀人的发展历史。制造这些人工艺术品的统治者和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宗教观念,人只有通过这些“神圣形象”才能与另一个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相会合,并通过神秘的力量的参与,实现人类的愿望。就象丰裕女神能带来人的繁衍、农业的丰收;奥林匹克的诸神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一样,三星堆的肖像型塑像,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是主宰、统治、决定着现实社会人类命运的祖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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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首先,应该确认这些形象被创作出来,被作为一代一代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是蜀人的自我现身。从一号坑到二号坑的约百年时间里,塑像的存在,就意味着古蜀人的祭祀礼仪活动一直延续着,而且是比较稳定的。从一号坑出土人像、金杖、金面罩、到二号坑立人像、金面罩人头像的出现,再到金沙出土金面罩、金箔神鸟绕日图及各种金器,说明古蜀人表达自己文化精神信仰的方式已达到成熟和规范。一号坑到二号坑时期达到鼎盛期,而后逐渐衰落,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形式在酝酿产生着,也就是说,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人物塑像,是古蜀文化从一个历史的高峰期向另一种新的文化转折时期,遗留的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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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的再现。青铜人像的艺术再现,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不是作为一次性祭品,而是在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的人,体现出天人合一、神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意识。我国礼乐制度的发源,起于对神的崇拜,祭祀有尸,是一种形式,即活人替神或者死者受祭,尸代表着神和死者灵魂再现。三星堆出土的人形塑像群,似乎可以说明我国古代祭祀礼仪中“尸祀”的存在。我国古代五礼之冠──吉礼,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祖的祭祀典礼,祭祀的内容不同、形式也就不同,但都是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动态的行为,祭祀天神用“尸祭”。周礼中祭祀天帝的正祭,在南郊举行“圆丘祀天”,也叫“郊祭”,每年冬至日举行。祭日之前要选“尸”,祭祀过程约由9种仪式组成:行郊、鸣乐、燔撩、(尸)登丘、五齐(献酒)、答酒、舞《云门》、饮福(赐酒)、赐牲肉。《说文》释“尸”:“陈也,象卧之形。”容庚《金文篇》按:“金文象屈膝之形。后葭(字无草字头)夷为尸,而尸之意晦。”尸本义为陈、陈列。古人认为人死后,亡灵尤存,就叫“陈”。在祭祀礼仪中,设“尸”,即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一般由臣下或死者的晚辈充任)。《诗·小雅·楚茨》:“钟鼓送尸,神保聿(yu循之义)归。”郑玄笺:“尸,节神者也。”《仪礼·特性馈食礼》:“主人再拜,尸答拜。”《公羊传·宣公八年》:“祭之明日也”汉何休注:“祭祀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夏立尸,殷座尸,周旅酬六尸。”唐李华《卜论》:“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变,战国荡古法,祭无尸。”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尸祭是古代的一种礼仪,从虞到周,方式不尽相同,一直延续,战国时消亡。虞舜时期废除禅让制,建立王位继承世袭制,设“尸”可以体现出王位继承祖制。尸祭最初是对神的祭祀(“节神也”),周礼建立后,除了祭祀天地要设“尸”,宗庙祭祀也要设“尸”,按等级划分,成为一种仪制。尸祭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高级别的祭祀,对“神”之祭和享祭祖先,要用乐舞送尸或事神享乐。夏代礼乐《九夏》中的《肆夏》,就是“尸”到来、登位时奏的乐曲。祭祀神或天子的受祭人“尸”,对神和天子称臣,一般应该是后一代君王。

http://www.phoer.net 9 d; k0 M4 A$ \3 i( c三星堆出土不同的塑像,是祭祀礼仪中活人“尸”的形象的再现,(后世不再设“尸”,用神主或神牌代替)在完成一次礼仪活动后,被作为神圣的器物收藏起来,任何人连同本人都不能随便观视,两座坑显示的“瘗埋”或“埋藏”应是后人所为,因此集中在二个坑中,遗存到今天。周朝帝王宗庙祭祀有“毁庙”制度,即对始祖之外的远祖,平时不再祭祀,神主移入“祧(tiao远祖)庙”中,藏在石函或专设的室内,三年把远祖的神主请出,一起大祭曰“袷xia祭”,五年一大祭曰“噘祭”。三星堆时期蜀人是否已建立宗庙,目前还没有发现遗迹,因此,青铜人像作为“神主”,还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而作为“尸”的形象解释恰当一些,“尸”的含义与周代不完全相同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但作为祭祀主体的特征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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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4 o1 Z8 ?1 C0 C2 O; Q$ c/ q% q, s" \. s《汉书·艺文志》中“杂家者流”记有《尸子》二十篇,注云:“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选入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集解以刘向《别录》说:“商君被刑,(尸)佼恐诛,乃逃亡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六万余言。卒,因葬蜀”。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古史论述》中有对此事专门论述,认为《尸子》由蜀人流传下来。尸佼在蜀写此书,对中原和蜀国曾经流行的“尸祭”,作了记载,三星堆出土立人像、人头像之多、之豪华,应该是对文献的印证。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人头像13件,跪人像1件;二号坑出土立人像2件,兽首冠人像1件,跽坐人像3件,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1件,人头像共44件,其中金面像4件。这些相貌基本相同而装饰不同的人像雕塑,可以引证“尸”的存在和意义。在蜀人祀神礼仪中,人头像即受祭人的化身,这些人像可能是多次祭礼仪式中“尸”的形象,在最高祭祀仪式──对神或先祖的祭祀中为臣。二号坑出土人头像中,与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动作完全相同的兽首冠人像(K2③:264),如果同时出现在一次祭祀活动中,身份很难确定;大、小立人像手的姿势不同,也不会是同一次仪式中的“尸”的形象;如果出现在不同的或者二次以上的祭祀活动中,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其它同类型的人像如4件金面像、数十件人头像等也是如此,由于每次祭礼活动中的人像不能重复使用,所以制造的人像数量很多,装饰也有所不同,他们反映出古蜀人举行大型祭祀礼仪活动,既是连续性不间断的,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已经比较成熟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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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的性质。我国古代祭祀的内容非常复杂,形式不同、用器不同,乐舞不同,周朝以宗法为核心的礼乐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周礼中的“吉礼”,包括对天神、地祗、人祖的祭祀。“祀天”包括天帝、大雩、五帝、日月、星辰。祭祀仪式用“尸”,由活人扮演,作为天帝化身,代表天帝接受祭祀献享。“祀地”包括地祗、社稷、四望山川以及封禅等。

蜀人祭祀的主要对象是“神”和“祖”,“尸”的形象代表一代一代蜀之领袖人物的传承,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相当于夏代二里头时期,下限至金沙遗址。考古学文化主要遗址有三星堆真武村仓包包遗址(被定为夏代)、月亮湾遗址,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金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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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坑出土人像中没有立人像,人头像13件,其年代应该早于“祭祀坑”,是埋葬之前用于祭祀的遗物。人像的特征以及其它器物类型特征,表现出等级分化虽然已经出现,但祭祀的规模和档次,却远不如百年之后。但是一号坑与二号坑之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征比较明显,可以说明古蜀族文化的独立性,以及这百年期间物质、精神文化的快速发展。

http://www.phoer.net " i; L3 ~5 D# Y0 N二号坑以立人像为代表的古蜀族已进入国家文明发展阶段,如果上述人像为“尸子”的分析成立,那么立人像应是当时蜀人的最高统治者,对祭祀的诸神和祖先称臣,充当蜀国祭祀礼仪受祭祀的活人的形象。二号坑揭示的内容非常丰富,显示出这些器物应当是国家礼乐制度用器的珍贵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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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与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却不象一、二号坑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性,而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转型期的传承和创造,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型和新的文明因素。三星堆出土的大型立人像或人头像目前在金沙遗址没有发现,为什么呢?一种解释是由于发掘的中断尚未能发现这类器物,寄希望于今后发掘出土;另一种解释,从目前已发现的祭祀遗迹和遗物出发,可以认为,金沙时期的祭祀礼仪,已有别于三星堆时期,古蜀人的文化观念正在发生着一次质的变化,形式也随之而变。“尸”依然是活着的受祭人,但不再作为“奢侈的人工艺术制品”被制造出来,而是被其他类型的器物所代替。金沙出土一件木质雕塑人头像,可以作为“神主”塑像,“神主”塑像与青铜人像功能上的差异,在于前者本原于人与自然都是有生命之物,塑像的意义被赋予沟通天与人、人与神之间联系的使命,他们是活着的物化的自我。而后者仅仅代表被祭祀的神祖,是与西周时期的“先帝宗庙祭祀”礼仪中,设“神主”意义相同。因此,青铜人塑像的消失与木质“神主”的出现,反映出从三星堆到金沙时期,古蜀人的祭祀礼仪发生了重要变革,可能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两件石磬的出现,更进一步说明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祭祀礼仪活动中音乐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特别是一件石磬上留下“股二鼓三曲尺形”打凿痕迹,以及平行四边形纹饰,是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有人工加工工艺痕迹的石磬,它似乎预示着商周之际,南北祭祀礼仪用乐制度在金沙时期的古蜀达到融合。刻有3只神鸟绕日图的带柄青铜璧和4只神鸟绕日金箔器(璧形)的出现,可能预示着古蜀王朝祭祀礼仪旧有模式和规范正在被打破,而新的形式正在酝酿之中,或是已经出现,璧的制造材料和功能发生变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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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类艺术品──“形象”作了分析,阐明了青铜人形塑像被创造出来,是作为一代一代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是蜀人的自我现身。青铜人像的艺术再现,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不是作为一次性祭品,而是在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尸”的形象,他们是神和先祖的化身,主持祭祀者不论是巫师还是蜀王,都是最高领袖人物。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旧有规范开始打破,并出现新的因素。

幸晓峰，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源自：《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