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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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J9 C/ W1 K. W作者：杨民

http://www.phoer.net 0 Z' b& C1 h" |! N8 F西汉蜀郡“文翁兴学”是巴蜀地区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研究西汉初期巴蜀地方行政,后人一般都会提及此事。不过让人疑惑的是,关于文翁的记载,正史中最早的记载见于班固的《汉书·循吏传》,而不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为何文翁其人没有引起司马迁的注意而出现在班固《汉书》的追记中?对此疑问,余英时先生曾从汉代“循吏”认定标准方面对班、马二人的观念进行过比较,但并未加以深究。本文希望结合两汉之时代背景,对班固观察西汉巴蜀地区的文化视角作一深入考察。

一

http://www.phoer.net 9 O9 @- Q# L- Y西汉的第一所地方官学在西南蜀郡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全国区域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西汉初期朝廷推行郡国并行的管理体制,以及惠帝除挟书律、文帝废诽谤妖言罪等相对宽松的国家政策,为士人营造了与春秋、战国极为相似的生存活动空间。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长安及文化中心的齐鲁等地,游士活跃,人才聚

http://www.phoer.net " B1 v1 U; M8 l; F% K集,诸侯王国以及权臣显贵养士成风。据《汉书·邹阳传》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与处于帝国行政边缘的蜀地相比,中央政府和地方王国选才容易,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学校、培养吏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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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循吏传》提及文翁“兴学”的原因是:“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辟陋”中的“辟”指偏僻,“陋”指简陋。春秋以来,中原人所认识的“天下”,基本分为华夏和夷狄两部分。对于中原人士而言,“辟”、“陋”多是用于形容边远地区的荒凉粗鄙,这些地区往往又与居于此地的土著居民相联系。而这些土著居民,即多是华夏族以外的“蛮狄戎夷”等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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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C5 h2 L! D5 I, p" \. ?文翁眼中蜀地具体的“蛮夷风”,究竟是何内容?班固在《循吏传》中没有详细说明,但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列举各地的风俗时,班固追溯巴蜀地区的历史渊源,认为:“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当地民风“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在与巴、蜀郡毗邻的武都地区,“地杂氐、羌”;又犍为、牂柯、越巂等地,“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另外,汉中地区“淫失支柱,与巴、蜀同俗”。综合班固的描述,我们可推测巴蜀地区的“蛮夷风”大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受到氐、羌等部族的影响而形成的民风,其风俗制度、文化传统与中原并不完全一致。另外一个则是巴蜀特有的如“轻易淫泆,柔弱褊阸”一类地方风气,这不同于周边的氐、羌地区,同时也与中国其它区域有区别。

从公元前316年秦兼并巴蜀地区开始,到汉景帝末年,其间约180年时间,巴蜀大部分地区在秦汉中央政府的直接郡县控制之下。随着“国家”政治力量的深入,以及血缘、风俗、语言等方面的混同,蜀人在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乃至社会意识诸方面都吸收不少中原文化的内容。巴蜀地区在地理上虽然仍被中土视为政治边陲之地,但从族类上看已经不再是“戎翟之伦”,战国以来“戎伯尚强”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这种情况的变化导致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把夜郎、昆明等部族认定为“巴、蜀西南外蛮夷”,将巴蜀地区的居民与“蛮夷”明确区分开来了。在当时中原人士的西南族类及地理观中,巴蜀由“蛮夷”之地变成“诸夏”,已是华夏文明在西南之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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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w5 c" R+ i+ y: e+ X需要注意的是,秦汉中国大一统格局形成以来,中央王朝虽然建立疆域广大的帝国,中央朝廷并不具备全面控制国家、彻底改变地方基层社会的能力和条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区域之间人文风俗、社会意识的差异,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巴蜀居中国西南之地,长期受到中原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有西南地域的文化特质,从战国时代继承的地区性倾向始终存在。任乃强先生在校补常璩《华阳国志》时提到:“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任乃强先生所指出的巴蜀历史这一发展现象,说明战国秦汉以来,巴蜀地区与中原之间,在政治和文化等层面,一直存在着难合易分的敏感关系。这也反映出秦汉时期中原与巴蜀之间的隔阂和距离,并没有随着双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接触得以迅速消解,彼此文化地域性差异仍然比较明显。

http://www.phoer.net 1 O7 p& @3 m6 p西汉初期,巴蜀民众质朴少文,华夏风气稀薄,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于国家的道德意识形态控制,这是构成中原人士认为巴蜀之地具有“蛮夷风”的最主要原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两汉时期,中土人士对西南夷族的文化观念多少有些差异。例如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用了“夷”字,但他的笔调温和,他对西南夷的记录比较

客观,表现出汉代前期“夷夏等视”的文化态度。班固关于西南夷的记录内容基本同于司马迁。但在《汉书·叙传》中说:“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又云:“西南外夷,种别域殊。”班固把“夷”、“夏”作了种族、地理和文化上的区分,更为关注种族和地理区域的优劣与文野差异,视周边族类为化外之民。考究班、马二人态度的不同,主要在于班固所处的时代,由于胡汉关系的变化,使华夏正统意识得到加强。“夷夏大防”以及“内诸夏而外夷狄”一类的文化心态已经固化,明显表现出我族中心的政治歧视观和华夏至尊的文化优越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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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H- }% K/ \7 A' K  @出于“夷夏之别”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的认知,大多数中土人士相信,“四夷”部族本身不会有像样的文化教育,必须通过“用夏变夷”、“化民成俗”等手段,使之实现文野转变,归化于高文化的地区。广教化、育贤才是儒家一贯的理想和主张。《礼记·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礼记·学记》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汉书·地理志》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班固笔下的文翁,正是这种具有“化民成俗”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地方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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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蜀志》一文中,除了收录文翁兴学的事迹外,还记录了他兴办水利以灌溉农田等“富民”活动。但班固在《汉书》中,只记载了文翁兴学重教的业绩而不录其它,这可看出班固在选择资料时的主观倾向。班固把文翁收入西汉早期著名的“循吏”之列,而“循吏”政治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以“文治”的方式“移风易俗”。在班固的记述中,文翁始终作为一个主导者,被高度评价;相反,作为受教者的巴蜀民众,则是被文翁施以“诱进”之术,被动地“文而化之”。班固使用“诱进”一词,暗示巴蜀民众对官方并不完全配合,必须以利禄诱之。

据《汉书·循吏传》载,文翁的“诱进”手段之一是政治上的。对于愿意远赴长安求学的弟子,或给予郡县政府中地位较高的“右职”,或通过察举外出为官,“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手段之二是经济上和名誉上的,通过地方官学实行制度化的培养,对于入学的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对于文翁的这些举措,蜀地的反应是:“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以中原眼光目之,巴蜀礼乐庠序未修,民众愚顽不化。文翁重教育、尚文治、服民心的政治举措,营造出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础,最后巴蜀民众“由是大化”,成为有德知礼之人。班固的关注重点,是蜀地民风如何由“蛮夷风”向“好文雅”的转化过程。在他看来,蜀地民风的转变,是一个落后地区向文明地区“向化”的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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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循吏传》中记述的“文翁兴学”的事迹,在同书的《地理志》里也有所反映。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两部分的内容出现了冲突,《地理志》载:“景、武间,文翁为郡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幕权势”。为什么班固一边说巴蜀吏民“大化”,另一面又说其“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幕权势”,这些记载内容上的冲突似乎透露出“文翁兴学”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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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和“礼教”,儒家教育的理想是要达到“化民成俗”、“导民向善”一类目的,所以,“德政”必须辅之以“教化”。基于儒家的一贯理念和对“汉德”的赞颂,班固对“文翁兴学”的描述,便出现了理想化的溢美倾向。班固企图将文翁塑造成“仁爱重教化”的循吏典型,以便为“汉德”添彩增辉。但需要注意的是,文翁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仁爱好教化”的人物,还是一位地方的施政长官。在汉初社会元气恢复、民富财多之后,吏治民风久治不端的局面十分突出。同时,由于地方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行政管理的难度和广度增加。官僚政治必须拥有一批精熟文法律令、公文薄记以及管理社会事务有素的专门人才,来满足国家机器的加速运转。具体到蜀地而言,文翁为总治蜀郡军民的太守,其创办汉代早期的地方官学,最大的出发点应是使行政人才地方化,培养具有良好训练的本地基层吏材,以满足办理文书簿记、考核狱讼一类官场日常公务,加强政府各级组织建设,从而强化中央对蜀郡地方的集权统治。在当时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未能全面向经术开放的情况下,文翁在育才中所侧重的,当是长于基层管理的“文吏”而不是纯粹问学的儒生。严耕望先生在《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一文中说:“景武以降,政风丕变,临民之官严亲吏事,至于执术以御掾史,用心及于米盐,操持豪强,纠伺奸匿,察察为明,始称能吏。”同时严先生认为汉代政风“其政则儒,其术则法,故中央大臣如丞相者以儒家为多,实际亲民治事者则文吏为众”。结合严耕望先生所论,以及观察文翁在训练地方吏员时对律令学的强调,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翁已不是司马迁所定义的那种推崇黄老清静无为的“循吏”,而是汲汲于事功的朝廷干臣和能吏,干练精明又忠顺朝廷,代表着从文帝以来专制皇权表现出来的强烈扩张倾向。

巴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所限,远离中国文化中心区域,同时在秦国上百年的统治之下,长期熏染秦人重利轻义之风,亲于法而疏于儒。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蜀承秦后,学校陵夷,质文刻野。”《汉书·地理志》言巴蜀之民“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幕权势”。这是蜀地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这种基于历史传统和地域性格形成的文化风气,不可能在文翁兴学后就有根本性的变化。《后汉书·廉范传》载廉范在东汉章帝建初年中(76-83年)任蜀郡太守时,蜀地“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以致“(廉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从此记载看来,虽然廉范任蜀郡太守时,离文翁在任时已逾两百年,但蜀地“好文刺讥”的“刻野”风气仍然存留,因此更应该检讨当时文翁兴学的具体效果。文翁教民读书法令后,我们发现,蜀人依然未能笃信儒家提倡的“道德”,而且蜀人“贵慕权势”的途径,是通过仿效司马相如留学京师和以文章博取功名,表现出明显的追名逐利心态。由此看来,《汉书·循吏传》和《汉书·地理志》所记内容的冲突,说明文翁教化的实际功效,还只是达到如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初级阶段,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理想成效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由于后世儒生所关注和强调的,一般是地方儒学“大传统”而非风俗等“小传统”,所以文翁“仁爱好教化”的特征,在很大程度被渲染,成为其本人行事和地方文化中最有亮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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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w4 t# i* Z) K& l- A8 o' B从两汉史料中,我们发现地方官学培养出来的高才名士并不多,因而不能过高估计西汉地方郡国学校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影响。后人对“文翁兴学”影响的认识,是一个随着时代风气逐渐放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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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z5 g, W2 L3 ?西汉武帝虽然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但地方官学的兴办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状况、师资条件以及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基本上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号召而已。不过,汉武帝“隆儒”的政策转型改变了汉初只选士不育才的作法。武帝以文翁兴办地方官学为典型,兴太学、广教化,将儒家教义推向全国,但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强调“夷夏之别”和“用夏变夷”的儒家,还未完全取得绝对的独尊地位,司马迁的感受并不明显,积极从事教化工作的循吏也未成为普遍的典型。在武帝以后,随着西汉数代君臣的不断推动,武帝当初建立新文化秩序的效果逐步展现,儒家提倡的仁政原则大面积普及,政府官员逐渐儒生化。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实际亲民治事者则文吏为众”的现象得到改变,地方官员的文化启蒙职能受到到中央朝廷的重视,西汉循吏多出现在昭、宣之时,便是明显的例子。文翁去世后,据《汉书·循吏传》载:“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这只是地方性质的认同和纪念。直到约一百年后,“元始四年(公元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于是文翁似乎才在中央朝廷的追述和推动下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到了班固所在的东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学术的控制更为强烈,儒学的独尊地位和权威已经完全确立。“以德化民”、“导民向善”的教化方式,由于得到朝廷的鼓励和提倡因而更加流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忠、信等“名教”观念被循吏们充分宣扬。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载:“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与司马迁长于史学不同的是,班固出身儒学世家,是一位具有儒家正统眼光的史学家,他认同中原政教中心的地位,坚持以礼仪感化蛮夷,鼓励周边那些有心归化的地区和民众。因此“文翁兴学”的意义,被上升到“别夷夏”、“进夷狄”的层面来理解,可以这样说,是时代思想风气的变化塑造了班固的眼光,他又将此眼光投射到文翁身上。

汉代以来经学研习的成就程度,往往是评价一个地区文化程度高低的标准,这无疑影响到班固对历史资料的选择。文翁所处的时代,是儒学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同时也是儒学通过官方渠道大规模渗透进入巴蜀社会的开始。西汉中期以后,蜀地儒学发展迅速,出现不少儒学精英人物,例如东汉章帝时蜀郡成都人杨终,通晓《春秋》等儒家经义,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而且一同参与了章帝在白虎观组织的考论经义活动。

由于政治权力对经学的推崇,西汉中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区域性逐渐削弱。班固在追溯前汉的文化历程以及建构巴蜀地区的学术文化传统时,着意强调“文翁兴学”对蜀地文化的开创性意义,将文翁本人追记为一位推动儒学化蜀的关键和模范人物。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笔下“县邑吏民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一类的描述,使文翁身上整齐异俗、兴隆教化的儒家气息,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成为地方官吏的理想标尺,而其作为地方官员兴学的实际动机则被忽略。班固过于突出地方官员“德”、“礼”的色彩,而淡化其“政”、“刑”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随着后世蜀人对文翁长期的追思缅怀和祭祀崇拜,以致于“文翁兴学”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蜀地摆脱“蛮夷风”、确立华夏文化正统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文翁本人“以文化蜀”的儒生形象渐渐深入人心,甚至成为蜀地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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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r.net . k* U) w' F5 W4 \& B# j/ j) g$ A) }: ~杨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6期

同样追名逐利，呵呵，这样说司马相如，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