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张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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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共同体”一词，首先由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布朗提出。他认为学术共同体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应该具有“三个共同”，即“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在现今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学者们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一直观点不同，意见不一。有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基本一致者；有主张人类学包含民族学者；有强调民族学涵盖人类学者。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种情况不仅在学科内部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而且阻碍了学科的对外交流、推广、运用等工作。在这种前提下，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或许是一条解决之道，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冲突，促进学科内部的统一，以崭新的姿态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以独立的学科体系在世界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在思想上应从以下三个“共同”着手：
　　第一，把整体观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共同信念。在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对整体的强调一直以来是重要的传统。民族学、人类学认为某一项文化特质，仅仅是文化或者社会体系中的一环，若只从该项文化特质出发，肯定抓不到实质，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整体，各特质之间、各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协调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人类社会既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也要从生物的角度进行，还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历史维度，更重要的是要注重现实情景。整体论是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共识，也是构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基石之一。强化整体论的信念和认识观，并在研究实践中贯彻，能使研究对象不同，所得观点各异的学者们增强对学科的整体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各类学者站在同一基点上相互交流，加深和拓宽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增强民族学、人类学的解释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民族学、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第二，把人性普同和文化相对作为民族学、人类学中最重要的共同价值理念。人性普同讲求的是人类都属于同一种属，在先天中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个人种都在同等进化，每一个人种都有无限的潜力，都有改造环境、创造文明、传承发展的能力。人性普同论把人类从种族优劣、种族歧视的牢笼解脱了出来。文化相对论强调的是每一种文化都有特殊的价值，文化无高低优劣之分，世界上有多种文化，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评价标准。文化相对论使得人类摆脱了文化由低到高，由劣到优的进化序列。人性普同和文化相对不仅是民族学、人类学界中无上的经典教条，而且还应成为人类所遵守的共同价值理念。这两个理念都要求我们追求平等、包容差异、尊重多元。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中，通过遵循这种共同价值，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可以让学者们包容差异性的观点、尊重多元的声音、追求人格的平等，形成一种和谐共存、互利互惠、共同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使民族学、人类学成为一门开放的有魅力的学科；另一方面，把这种共同的价值理念在思想上内化于心，在实践中外化于行，可以形成一种胸襟开阔、轻松坦然的性格特点。此外，人性普同和文化相对作为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共同体所追求的最高的学科使命，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共同体所履行社会使命的价值所在，更是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根本途径。
　　第三，把田野调查的实践和田野民族志的撰写作为学科共同遵守的规范。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调查逐渐被人类学家们所接受，并很快在世界学术界流行，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成人礼”。当然，对此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然而，此种质疑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最为精细的田野工作中，田野工作的魅力可见之一斑。此种方法的益处，在于“眼见为实”，强调通过参与实际的生活来体验与获取“真实”。它是民族学、人类学进入科学大殿的根本途径，也是民族学、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更是民族学、人类学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撰写的田野民族志也是对“真实”的再现，也只有在完整详实的民族志文本中，民族学、人类学才能完成理论的构建、自我反思、文化批评等。因此，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把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作为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界的门槛，作为衡量一个合格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准绳。也只有把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作为学术共同体构建的方法论基石，才能推动共同体内部学术理念不断更新、应用性研究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