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

源自：中国民族报  : 李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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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生成的理解，应基于对概念的把握。“共同体”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对“共同体”的定义、界定呈“百家争鸣”之势。但基本的概念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团体或集体形态，在共同的血缘或共同的地缘内或不在共同区域内却共享相同的历史与信仰等，出于对共同的利益追求而进行的结合。
　　近年来我国在外交层面出现的高频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共同体”的很好诠释。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博鳌亚洲论坛，到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会议，再到联合国大会，习近平主席不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并反复强调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以习近平主席为代表的我国政府在有关国际问题治理方面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最初的外交关系意涵，同时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意涵，其内涵与外延更加拓展与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个领域所具有的延展性，体现出该词汇本身具有的鲜活生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也即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要素综合实现的过程。而回到“共同体”概念本身，共同体所关注的共同要素就是“人”，就是讨论与实践“人”何以“在一起”。这与人类学及其所生成的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有相通、共鸣之处。
　　一、“在一起”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人类学从学科创立至今，在探讨如何理解文化方面功不可没。在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进化、文化传播、文化功能、文化相对等观念及其所作的跨文化比较、文化互动、地方性知识等的研究，可解构某些既有文化及其研究的惯性思维和惯性认知，避免陷入单一的文化价值判断，从而可以开阔视野，深化思考。
　　例如人类学的文化研究秉持文化相对的观点，认为各个文化皆是独一无二的，无高低贵贱之分，皆能在特定的社会中存有价值。对一种文化的理解，必须置于此种文化内部，才能真正理解他者的文化。就此，人类学天生积淀了对他者和他者文化的关怀。
　　文化相对成为消解文化冲突的理念，形成不同文化间的、无功利的相互尊重，促成多样文化的共生。以文化相对理解下的文化多样及文明差异，并非暴力和冲突的根源，而是文化与文明互补和创新的基础。以笔者对澳门的不同人群的个案研究为例，在这一调查中所呈现的就是人类多元文化与文化和谐共存的例证。证实人类的发展需要文化差异的存在，人类一方面需要认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认识这些差异来理解人类的共同需要，以求发现为全人类所共享的价值。
　　人类学继承一路发展而来的学科成果，以敏锐视角捕捉当下我国的变化。笔者提出过我国在继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文化转型。尤其是我国在由地域社会转为移民社会的过程中，全球化与地方化、西方与非西方、冲突与整合将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并存，成为文化转型取向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给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提出更高要求。在转型过程中，向传统学习，向本土文化学习，向世界各地多元文化学习，对探索文化转型方向及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何以可能
　　
　　回溯我国的历史进程，其中就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实践。张光直先生对中国文明的特色作了最好的表述，即将中国作为延续性文明的存在，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断裂性文明。他分别从生产工具、人际关系、文字的应用、城乡关系、财富积累与集中、权力的获得、意识形态等要素将两种文明相比较和区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国的延续性文明中，延续下来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断裂性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通过技术、科学形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继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延续性文明的定位之后，李亦园先生也以“致中和──三层和谐均衡宇宙观”作为中国文化内在规律的理论模型。提出中国“融于一体”的文化主旋律在于将文化视为是延续的，将个人与宇宙视为连续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能包容不同的成分，对“多元”尊重、欣赏和吸纳。
　　从我国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实践来看，我国传统中自有延续文化的智慧因子，我们理应对我国延续性的文明存有信心。正如汉学家史景迁所言，寄望于黄帝子孙在第十二世纪创造人类文化高峰的九百年后，再开创一次文化的高峰，并为人类的前进开拓全新的境界。晚年的汤因比也期待中国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除自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实践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雪球”理论、“文化自觉”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提供了理论指导。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及徐杰舜先生在费孝通先生“雪球”概念基础之上提出的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准确把握了中华民族、汉民族的文化结构与发展过程。费孝通先生还提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以反观自身文化的优势与不足。费孝通先生进而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诠释人类文化对话的新图景。
　　并置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主体要素“人”的聚焦和人类学学科对“人”的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学学科话语间充满了丰富的意义达成。在人类学的文化观中找寻对多样文化的价值理解，在我国延续性文明中吸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实践，在文化自觉等理论的探索中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生成的理解，增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维度，以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