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的一个最重大事件。我们是站在越南和前苏联一方与美国作对抗,由此促成我国取得国际上认同的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科学成果。这种好事,朋远来先生说是用来“修理中医”,这肯定不是朋远来“憎恨”科学的本意,而是一时的对“科学” 本意理解的疏忽。科学实质更多的是针对一种现实的具体东西进行实验、观察、分析,并且对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手段、预测,能经得起一些时间公认的验证。从这种角度看,西医药是属于“科学”, 中医药也是属于“科学”。而且正因为中医药从古到今一直是针对现实的大批活人、中草药等进行实验、观察、分析,对治病提出的解决方法、手段、预测,必然要经得起一些时间的验证,才可能被一些人选择,所以宋正海先生才说在传统国学自然中,只有中医药才唯一合法传承到现在。 3)如果青蒿素治疗疟疾是属于科学的中医中药,我们就不同意张功耀教授对朋远来一文编者按说的“和中医中药没有任何关系”的论断。请看张功耀的理由是,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在所有中医典籍中没有依据,否则,1693年,康熙皇帝“打摆子”就可以用那些“验方”去治了;当时的宫廷御医都被皇帝老子的那一场疟疾弄得人心惶惶,最后是法国传教士解决了问题。不然的话,康熙皇帝恐怕挺不过那一场灾难。请注意,这里张功耀教授衡量科学标准的关键词是:中医典籍──主流的书籍,皇帝老子──主流的权威,宫廷御医──主流的专家。科学有主流的,但主流不全等于官僚化。主流是色动的,科学也是色动的;官僚化是类似超政治、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主流阶层,是用一个人终生以当官谋生来决定行事的取舍。如果中医是这种官僚主流化的中医,朋远来先生称它为“无耻中医”,也没有错,张功耀等人批判这种“中医”也没有错。 4)例如,张功耀说是法国传教士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病。如果传教士用的是西医,说明西医有疗效,西医是科学的;如果中医排斥西医,这种官僚主流化的中医当然是无耻的,奇耻大辱的。其次,传教士的主业是传教不是医生,不是主业医生的传教士用科学的方法能治好人的病,如果主业中医生排斥有真才实学的非主业医生,这种官僚主流化的中医当然也是无耻的,奇耻大辱的。 5)任何的非主流都不能成为后来的主流,这不符合科学的本意。李新洲教授在《时空的密码》一书206页说,拓扑斯“是一种反潮流的革命。拓扑斯虽然是非布尔型的,甚至排中律也不一定成立,但它并不是非分布型的”。这里“布尔”这个人的成就,从非主流走向高深的数学殿堂、走向人人喜欢电脑的应用,为“朋远来定理”──无耻定理或奇耻大辱定理的成立,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因为李文林先生在《数学史概论》一书中说:布尔连中学都没上过,更谈不上大学文凭。布尔的父亲是一个鞋匠。布尔小学毕业后就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先在几所乡村小学代课,而后自己开办了一所小学。布尔通过顽强的自学,搞懂了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等主流专业权威、专家的著作,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分析中的一般方法》,出版了《逻辑的数学分析》和《思维规律研究》两本专著,可见科学不是类似超政治、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一种颜色连续的官僚阶层化,而是落实到实处的有间断又有连续的主流阶层化的发展。科学不需要无耻、也不需要奇耻大辱。因为科学是需要吸收非专业人士的新鲜液血的──当然这种非专业人士,首先要像布尔那样搞懂主流科学权威、专家的著作,然后才有可能作出让社会经得起验证的公认的科学创新。 6)从布尔范例出发,所以科学的中医中药并不是指张功耀的这类批判:《药性赋》、《汤头歌》、《本草纲目》、《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上都没有类似的记载,就不是中医中药;也不是宫廷御医和给皇帝老子看病的专业人士,才是中医中药。在我国古代的儒、释、道家里面,都有不少人在与人群打交道中,顺便给人治病,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这里,只要是中国人,只要对中医中药有贡献,也应算作中医中药,而不是无耻中医,也不是奇耻大辱中医。 三、朋远来定理解读 我们能以朋远来先生的《青蒿素──中医的奇耻大辱》建立的朋远来定理是:“科学是以人为本,用类似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专业工具或物品,落实到实处的工作──科学主流是色动的,官僚化的部分则会带来无耻和奇耻大辱”。朋远来定理扫荡中医的奇耻大辱,实际是朋远来先生为当代科学中医的到来在扫清道路。 (1)朋远来先生说:中医不混帐,谁混帐?我并不是因为古代中医的医术低下而横加苛责,我中华民族一千六百年前就已经发明抗疟良药,苛责实乃不合理。我今天要骂中医是大混蛋,乃是因为后世中医历来流派林立,门户森严;抑彼扬己,不遗余力;非我派之学说,往往斥之为异端,不能兼容或因门户成见,或因自欺欺人,或因浑浑厄厄, 一千多年前已经发明了的克疟良方,竟然尘封一千六百多年才被重新挖掘,耽误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1)如果我们从布尔范例出发,那么朋远来先生推出的科学中医的布尔人物是葛洪。朋远来先生说:葛洪乃一修道炼丹之人,是个杂家,其《肘后备急方》是民间验方、偏方,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理论无关,被后世各大主流中医视为旁门左道,从没受到重视,更别说付诸实践。一个简单的事实呈现在面前,即从晋代到清朝,治疗疟疾的数十个药方,极少提及青蒿。提到青蒿的,也被中医的用药方法消灭掉了,仅剩《肘后备急方》一个验方。所以,从青蒿治疗疟疾这件事上,我们也能一窥中医的特色。这个特色难道不言而喻不是主流中医含有官僚化的部分,但这不能盖住科学中医的眼睛,葛洪就乃是色动中医的一处非主流的科学颜色。 2)科学中医是“验方”, 科学西医也是“验方”,这种局限性是色动医学拓扑斯的位置决定了的,而不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决定了的。例如朋远来说:1693年,清康熙帝患疟疾,当时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后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而康复。那么西医的金鸡纳皮素是否就不是“验方”,而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治疗疟疾的万灵药方呢?也不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和前苏联两国的科学家就用不着求中国的中医了,他们采用金鸡纳皮素不是万事大吉。北京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组长,也用不着汇总2000余种内服外用方药编辑《抗疟单验方集》,采用金鸡纳皮素不是万事大吉。这说明刘月生第一定律对科学中医和科学西医,都有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