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越位之思”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胡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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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越界、文化汇通和文化超越构成了跨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展现了“越位之思”的魅力以及诗学空间展开的景象。
　　在现代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以及“跨文化研究”是一些沉重的话题。一方面，中国被动出离古典，被动进入世界，被动进入全球时代，被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与剥夺。另一方面，经过20世纪百年的沧桑波澜，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跨文化研究不仅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花繁实茂，诱惑或激励着几代学人探赜索隐、虔心问道，从而塑造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格局与气象。
　　“比较文学”，是一个蕴含着历史悲剧感的议题。“比较文学就是比较流亡”。“流亡之思”，乃是比较的幽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传统欧洲文化的辉煌大厦化为废墟，欧洲学者不是流浪到亚洲和非洲，就是飘洋过海远走美洲。这些携带着古典学术方法和欧洲文化精神的学者离乡背井，在流亡中缔造了“比较文学”。1933年，古典学家和罗曼语学者奥尔巴赫流亡土耳其，在没有图书馆和国际资讯的困绝状态下凭记忆撰写了《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他与其他流亡学者一起奋力开启了全球人文主义：将古典语文学贯彻到文学研究中，以超越民族界限的姿态，来研究人性以及世界历史。这就是以流亡为喻的比较诗学所固有的内在韵味。而且这也是中国20世纪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以及世界文学研究之中所固有的内在韵味。
　　中国现代学者必须面对一个因“脱域”而错位、断裂甚至迷乱的“时空体”。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这是现代性的严重后果之一，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用一个德国美学的词汇来说，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都是一种“越位之思”。
　　“流亡”是被动的越位，“脱域”是主动的越位，在流亡与脱域之中永不止息地越位，在永无止息的越位之中永无止境地开拓诗学的空间。
　　“越位之思”乃是“原创之思”，或者说一切思考的本质都是“越位”。“越位”，又译“出位”，其原意是指一种媒体欲超越自身的表现功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体之表现形式的美学状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贯穿在中外古典美学之中的基本命题，说的就是“越位”。“越位之思”，意味着艺术媒介存在着互相渗透的可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存在着互相认同的可能，而异质的文化精神存在着互相汇通的可能。互相渗透、互相认同和互相汇通的“越位”，势必导致“自我免疫”的风险。也就是说，在“越位”之中，它们难以自保纯洁，难免彼此污染，注定会支离破碎。而这也是20世纪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学所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
　　从此，“象寄鞮译”，“童牛角马”，“不夷不惠”，“同异俱溟”，远源杂交而不辨你我，这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文化新传统以及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学术文化的格局与气象。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张力之下，近代学术先驱构想了三个中国图景──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世界文化的中国化”，在这种文化全球化的涌流与回环中，中国古典意境美学自我解构势在必然。温柔敦厚、静水流深、飞花似梦的抒情意境，转化为壮怀激烈、浊浪排空、石破天惊的史诗境界。于是，比较研究构成了一种应对威胁风险和顺应机遇风险的文化策略。文化越界、文化汇通和文化超越构成了跨文化研究的三个维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展现了“越位之思”的魅力以及诗学空间展开的景象。这是远源杂交、东西涵濡和古今汇通的成果，中国现代诗学风气为之一振，涵濡雨露，遍地英华。
　　宗白华和陈寅恪等的思考呈现了“越位之思”的幅度和诗学空间拓展的广度。他们的探索表明，在现代性复杂的境遇下，我们不能自满地或者僵化地理解和运用自体文化资源，而是要借他者为镜子，自我审视，自我建构，自我伸张。以古典来鉴照当今，从而以他活我、以今活古，这是现代百年中国文化建构的基本教训。
　　陈寅恪破解了历史与诗学之间的纠结，呈现了历史与诗学的起源和限度，尝试以“史”“诗”互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隐喻体系，寓说中国现代文化精神。这未尝不是一种以隐喻诗学表达且通过历史叙事来呈现的全球人文主义。宗白华揭示了古典文化精神渊源及其局限，把诗学空间拓展到了伦理道德维度，用广泛至极的“同情”描摹了审美的世界主义。借着审美地重构的诗书画节奏感，中国美学精神流兴不息，韵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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