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民主机会及其丧失

我谈宪法、宪政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即宪法或者宪政是一个契约。从这个逻辑出发，我认为，古代希腊罗马，以至到近代英国，宪法实际上主要是贵族之间的契约。而到了现代它就是政党之间或者说政治势力之间的契约。

对于宪法这样的契约，我注意到达成契约有这样几个条件是需要的：首先，契约的主体不能过分地多，否则，你就不知道跟谁达成这个契约。此外，在达成契约过程当中，有一种力量是需要的，就是中间的力量或中立的力量。我们俩协商一个契约，可能怎么也谈不成或者谈成了也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保证执行或者实施。这时，第三方的力量，高居我们之上的，促使我们守约的力量就是需要的。这是我对宪政的基本理解。

以这样的思路理解清末和民国，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之后我们有哪些机会？我们如何丧失了这些机会？在机会中我们究竟犯了哪些错误？我们以后应当怎样更好地做？这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的。

实际上《钦定宪法大纲》那个时候是中国实行宪政非常好的机会，做得也相当好了。九年预备立宪，现在看起来九年预备立宪不慢，但是那个时候就说慢，实际上真的不慢，已经很快了。我尤其注意到清末立宪中的那几场请愿运动，各省主要官员都参与进来了。这种情况对于达成宪政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参与进来的人并不是很多，主要的很有影响的地方大员和皇帝（太后）之间进行着协商和角逐。但后来朝廷组建了皇族内阁，以及孙中山等的革命党兴起将这个好机会给断送了。怎么不行了呢？这涉及到整个历史上最大的，致命的错误，即革命和暴力。暴力革命把一切都冲垮了。在暴力革命面前连脑袋都不保，哪里有可能进行从容的协商和博弈。清王朝虽然顽固，但毕竟立了宪，就算是假戏，我们也可以逼它做成真的。但暴力革命一起，为了保命无所不用其极，哪里可能立宪。

暴力和宪政之间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宪政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是商量的过程。暴力不是商量。我们双方都拿着利器，这不是商量，这是打仗。暴力革命就是你死我活。

辛亥革命之后也有相当好的机会，有人说孙中山搞暴力，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孙中山非常辉煌的表现，他非常主动让出自己大总统的位置，非常配合南北议和。我认为这也提供了相当好的机会。如果历史真的要重新设计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以孙中山革命党为一方，以袁世凯以及主流的原来的清政府一方，这样达成契约，慢慢调和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也把机会错掉了。各种原因交合在一起：一方面袁世凯不懂得宪政和民主妥协因素，他想绝对控制，获得绝对权力。革命党这边又不懂得与政敌共存：你执政我就给你捣乱，想办法将你搞垮。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方面就不能和谐，不能共存，也就无法建立宪政。宪政不仅仅有对立政党之间的监督与对峙，更有政敌之间的合作共存。袁世凯把宋教仁给杀了，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中国又丧失了一次机会。假设孙中山不是拉出议员发动二次革命，而是利用真像暴露以后袁世凯的被动局面持续不断地利用舆论和议会向袁世凯施加压力，我们也有走向民主宪政的机会。

后来到了北洋的时期，按照我的思路，这个时期已经很难了。因为这个时期被发动起来的宪政的主体已经过分地多了，很难在实际上达成协议了。更重要的是，军阀在这个过程当中纷纷独立起来，在角逐过程当中又都以暴力为后盾。这种情况下难以进行充分的协商民主，都以暴力说得算，这就很难了。

另外一个机会是国共合作。在抗战胜利以后，我认为那也是一个机会。那个时候国共以暴力为基础，当然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注意到国共和谈那个时候双方都在参与，社会力量也施加压力，促使双方谈下来，美国在这里头进行协调，实际上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马歇尔九次上庐山，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可能有这样几个教训需要汲取：首先是暴力和暴力革命。这个东西必须得摒弃，一旦暴力革命展开，或者利用军事政变。这就不能协商了。因此必须反对暴力。这是必须注意的。第二是必须得有妥协精神。在博弈的过程当中要给政治对手的机会，不能你死我活。宪政是共存的机会。要给对手留有机会，考虑他的生存和尊严。第三个错误是关于君主制。我们过早地废除君主制。我认为这在整个世界上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具体到中国，君主制的存在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一方面使我们有了固定的博弈或妥协的对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秩序不至于全面崩溃，处于无政府状态。如果那样，宪政主体过于庞杂就没有办法形成机会。具体谈到清末，实际上革命党完全没有考虑一种发展趋势：一旦把皇帝给推掉之后，剩下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本来就有军事实力。要把皇帝给推翻掉之后，名分也到了到袁世凯这里。他又有名，又有实，如何才能控制？如果不推翻皇帝，皇帝有名，袁世凯有实。到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革命党和皇帝配合起来压制拥有实力的袁世凯，这样中国民主宪政的机会就非常可观了。也就不会发生后来袁世凯寻求当一个世袭大总统或者是世袭的皇帝这种事情。当然，清末的一个特殊困难是皇族是满族人。

我们没有注意到：实际上皇帝可以在民主宪政中利用起来，并成为捍卫民主宪政制度的一个因素。具体谈清末，实际上那个时候的皇帝是非常弱了，朝廷仅仅是孤儿寡母──一个孩童，还有隆裕皇太后。皇帝仅仅拥有一个传统的空名，绝对没有任何威胁。但这个名位却可以抑制实权的袁世凯。但是我们没有利用这个因素，革命党难以接受这个因素，把名和实全给了袁世凯，这个时候就不能控制了。

另外，对民主的过度信奉。我们没有注意到：民主必须在宪政约制之下才行，没有宪政不可能有民主。有宪政，哪怕基础很窄也是好的。而到了最后，就更难办，尤其到共产党那个时期。政党寻求社会一切矛盾发动群众，没有矛盾制造矛盾发动群众，加剧社会的分裂和斗争。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把社会弄成原子状态，完全的分散状态，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最后恢复秩序一定得需要暴力和专制政权，没有别的办法。

提到妥协，有的同志质问：你的力量在哪里？凭什么让人家跟你妥协？跟你让步？力量在哪里？我看不见得只有枪才有力量。思想就是力量，信仰就是力量。当一个社会，尤其到现在这个时候，民主普遍被人接受，关键是被执政党成员和军人接受。我理解正统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我不相信共/产/党员他们当中有超过10%的还信。民主现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我说：你不能把对方给整死。这当然包括两个含义：首先是针对政府的，你得给这样的机会，别人说了话，给人家关在监狱。这当然不行。而对于民主人士，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真的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的时候，民主人士也要考虑对方的生存和尊严。你说彻底清算，将他们全都杀掉。那好，趁着我还执政，我先把你杀了。所以说，我讲妥协是双方面的。是两重的。

妥协是双方面的。是两重的。

交换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