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2-17 18:36:21

──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

刘蓬春

一：刘氏宗族示谕碑
　　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属于东山客家聚居区，在洛带镇宝胜村刘氏祖屋“香火堂”的墙壁上有两块石碑，每块长1.17米，高1米，两块相连，总长2.34米，楷书，左行，字体填红，文末镌有一枚简州正堂的官印。石碑录有四个该宗族在清代订立的族规，从未公开发表过。本文将对族规所反映的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下是笔者对族规进行的断句和分段，为保存原文风貌，石碑原文的抬行以/予以标识：
　　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特授成都府简州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记大功二十二次霍，为示谕事/案：据仁七甲民刘兴国、刘盛思、刘盛钧、刘盛伊、刘盛英、刘盛春、刘盛瑢、刘昌兴、刘兴让、刘兴曲、刘兴均、刘兴享、刘/兴/镀、刘兴淳、刘兴监、刘兴育呈称情：“民等始祖立璋公由豫来川，在恩治镇子场桃花寺置买粮业，创造房屋， /祖传至今，一百余年，上沐君恩，下沾祖德，世系得以长延。届兹人众族繁，恐有不肖，玷辱先灵，民等集族会议， /仍遵先祖遗训，兴设尝会，培植风水，保固蒸尝，原期惩不法而赏有功，公议立条规十九则抄粘，并将先年治不/肖之案及合约抄粘，刑券可查，恳恩做主，赏示立案遵行。倘蒙俯准，民等阁族明宣均上叩等情”。据此除呈/批示外，合行示谕，为此示，仰刘姓阖族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须遵守条规，毋许违悖，切切持示。
　　/案沾老屋水田图。
　　立兴条规合同人刘三兴、刘腾胜、刘兆松三大房人等，情因立璋公先年置下田一处，大小堰塘二口，河堰三坐，田地上中下三节，人多分受，插花佃、卖不一，使水不均，强者多栽，弱者不忿。我等三大房人，大同商议，兴立/章程。一议堰塘、河堰春开秋闭，封沟作决，培补堰埂，有分人等，帮工出力；一议当门冬水皆系春开秋闭，各人/埂自己培补封塞，不许放干割，打块块，留水五寸；一议累年使水，限定小满之后，先车两傍高田，后车当门坝子， /延上而下，任照老规轮流使水；一议若逢干旱，先栽冬水后栽沙田；一议有水年间，任照老规，秧田洒谷，若有天/干，两榜洒秧，不许放下乱规；一议大坝河堰，先车大坝沙田，有多，轮流后车中下二坝栽插，大堰之水，永不许车/大坝栽插；一议天干年辰，上节无田之人，众议秧田洒谷，若车秧田，只许洒秧之水，不许多淹；一议大堰两边，宜/早栽插，恐迟水淹，不许开沟放干收割；一议堰塘、河堰四处有田之人，人人有分，不得胡说你我有无；一议年年/公报堰长三人，经理水事。此系三大房家族人等甘愿兴立条规合同，永不得乱规过分不遵。如有越条，经理水/事三人传众是问，任随三大房人等将过分栽插之田到秋收割归众，不得为情不罚。如有豪强，禀官究治，众等/将碾子堰塘租谷作为讼费使用。恐口无凭，立合同规条三张，三大房人各执一张为据。仝在：/公报经理、堰长刘昌亭、昌廷、昌阳公。当/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合同前名。刘成林字。
　　/案粘送究呈底
　　/《首状》：刘宗祠九大房家族民刘宗奎、盛洪、刘昌星、刘兴盛、刘盛钧、盛陶、盛鈊、兴财，为畏祸贻累，首送究办事情。侄/孙刘兴銮，无所不为，各团书有犯约交执。光绪十年偷盗焚杀刘盛清，族众捆送，伊胞兄刘兴隆硬保，书立服字， /逐出永不回家扰害团族，服约讯呈。今遂浪尽无聊，归家霸踞老宅，恃刘兴隆窝留，昼食洋烟，夜间行窃，以致团/族难安，被窃受害之家不少，族众捕拿送究，伊胆吼移送处，不毙回家，定要焚杀窃夺等语，但某族畏逆窃夺施/害，巨祸贻众，只得将逆捆辕，首送究办，剪除一方之害。上叩：被首刘兴隆、銮。/光绪十四年口口初三日批：刘兴銮既迭次偷盗，又复大胆焚杀刘盛清等家，可恶已极，刘兴隆系其胞兄，不加/管束，反纵口口口口口，咎不容辞，着将刘兴銮装笼致死，刘兴隆收卡，永不开释。计此口口刘后。
　　/一议举报族人经理，三大房内择公直老陈人充当首人，三年一举报，九房人等连名呈禀，沐恩批饬充当，以/儆推辞，则顾大义。/一议先祖由豫来蜀，置业镇子场桃花寺侧，相传至今，当日祖辈议定，此业乃发祥之地，兴设祖堂，除留碾子塘/水田四块，约计八亩，招佃收租，作防大小水分杂事支用。至同治年间蒸尝会告成，众九大房均分防事田移交，其春秋/春尝会、笼灯，大房幺房各一个，共四会，应大会出款支用，其些小之事，应春分、笼灯二会支用。倘有买业或讼事，并培植水分杂事、/老屋场风水、田埂事务，停会出钱支用。无事祭祖做会，充当各会总理管钱，若有紧要事件，应族堰长集众议妥方/能支用。各照公事，对祖录帐。三年届满，凭众算明。上清下接，以免弊漏。/一议老屋当门培植屋场风水，有冬水田数亩余，约计数十余块，各有田边，各田有小埂，数十余亩之外，周围/一转有大提埂。祖宗置业多年，朽坏未培提埂。各家分受，各怀奸心，误却春耕，以致三年两不栽插，阖族人众实/难度活，甚至国课无输。今凭九大房长稚人等议妥，将蒸尝各会暂停，提钱培补提埂，疏通水利。其大坝子河堰/照规早扎，如河水发迟，又将河堰冲坏。尝内帮钱三钏，庶可以维民而培风水。/一议道光年间九大房立有合同文约，各执为据，至培补提埂，均归会众支用。依埂面俱要四尺宽，其老埂有宽/有窄，两边均培浦一样宽；倘有水沟，两边各出田，依埂底三尺八寸宽培埂；当门菜地，依地面埂高五寸，各出田/一尺五寸宽，培埂均照老菜地起工，照样平高，方保风水。/一议刘兴亨田边有小古沟一道，前被毁坏，今仍做好还原；土地老会当门有灌堰水沟一道，亦照旧作好还原。其埂周围均照当门菜地起工，竖立石椿，始免毁坏。其各田小埂，各自培补，众不出钱。均照老规，各田留水五寸/割谷。倘有阻挠工程者，准族堰长等指名禀究，讼费公出。/一议今岁开初培补水埂，未曾收水，俟来春堰塘、冬水、河堰水收蓄满，栽插之时，均照合约一律行事，不得另起争端。/一议阁族公举老成公正、暗练明理者充当族堰长经管公事，并与阁族排难解纷，三载报换，以上保下。交班之时，上/届帐目不清，下届不接。凭九房清算，如有舞弊亏挪，归上届赔还。倘横抗不遵，禀官究治，永不准充当首事。/一议族堰长与阖族解难分忧，除莠安良，恐有贪婪受贿徇情偏袒，是为好而滋弊实，又在九房内议举经理人，倘族/内有子孙不法并犯伦等情应捆送者，务须族堰长及经理等大同商议，不得一人擅专，违者议革。耗用之钱，擅专之人赔还。/一议九大房子孙不得欺孤灭寡，以富欺贫，恃尊凌卑。倘有此情，许受屈之人投族堰长、经理等，在祖祠质理明确， /有过之人轻罚重禀，以安朴懦。/一议族内家户甚多，男丁女口繁冗，保无雀鼠之争。或有重件祸事，务须投凭族堰长、经理等于祖祠大同酌议了， /事如不能息，始准呈控，族堰长等随禀。无论大小事，未投族理，即行瞒控，许被告之家投凭族堰长等协饬瞒之家，轻则/赔案，重则禀究，以正族规而敦族谊。/一议族内子孙有微业房屋在院者，若犯偷窃不法被族内人或外人挈获实据，许族堰长、经理等将犯事人房业/归各蒸尝，照规给价，逐其搬迁。倘敢恃横不遵，由族堰长等禀送严究，照光绪十四年族送窝贼伙窃之族裔刘兴/銮为榜样，王主有案可查，以儆不肖刁风。/一议族内子孙上下老屋不许招佃外姓居住，倘家事困穷出售房业，族内无人承买，蒸尝各会承买，田每亩定价钱三十六钏，议定每间/草房定价钱六钏，瓦房每间定价钱十六钏，土每亩定价钱二十四钏，不得违抗争论/多寡。若族内有人承买，仍照时值议，不照尝会章程。恐族为富不仁，借卡顶替，查实投凭族堰长等议罚不贷。/一议族内有无业子孙，籍佃霸踞院内房屋，不务正业，打条想方滋扰族内良善，私行偷窃，犯有实据，族堰长等饬/令主家退押逐搬。若有主家无钱退押，蒸尝各会出钱承顶，族内有人承佃，照规给租。如族内无人承佃，尝会不/给佃租，违者议罚。倘敢估踞，族堰长等协送，庶良莠始有分别。/一议族子孙及招佃外姓有不法妄为之人，犯有盗窃之案，或挟仇挟嫌扳诬族内良善，无论贫富，族堰长等务/须连名启禀，当堂保释，庶免扳累之害。/一议族内子孙有鳏孤寡独、废疾缠绵，实系忠林贫苦无依者，族堰长等务须体恤，设款调剂，以伸亲亲大义。/一议族内三年届满，集族众于祖祠，商议公举殷实老成公正明理之人充当首事，和衷管理，以专责任，不容推/诿。倘有把恃霸当，不算不交者，禀官究治；若果公正练达，留充管理，亦须公同酌议，不许徇情私串，庶事有专归， /责无旁贷。/一议先年约内注明，大堰水不过大坝子，现凭族会议，水道不通，难以栽插，此后大坝子、大堰有来有往不得阻/持。春开秋闭，早扎河堰，碾子塘田亦宜封闭。不具天年干旱，均一律行事，可以保风水，亦可以保全国课。及老屋/上下砂手有风水树、土地庙三处，只准护蓄，不许损坏，如违禀究。/一议充当族堰长、经理，每年各给薪水钱一千二百文，况当一年首人，十年仇人，日后有人借事图报，凭族查理。果/系挟仇，使费归尝会出钱，以免因公受累。/一议自今请示立案之后，凡一切尝会应做事件，均由族堰长、经理商妥，照规办理。倘有不肖子孙出头阻挠，任凭首人禀究。
　　/立合同条规《拆屋文》：约人系立璋公所传三大房嗣刘发彰、发秀、成襄、成纪、成亮、成裕、成鸿、成达、昌廷、昌前等，情因先年老屋当门所种树林与下檐/菜园之地，修为房屋之所，阴阳先生罗经所定原与老屋实有关碍，以及老屋左侧本欲公祖茔，后骍龙所修房屋，罗经所定之与祖地亦有关碍。若房屋不拆，日/后被祸不小，伤害实多。不惟退财破产，而且害人损丁。眼今死者死，病者病，所以三大房子孙目击心伤，情实不忍，约齐叔侄弟兄、老幼尊卑人/等，在于老屋香火堂商议。惜死顾生，三大房人老幼同心，祖孙合志，情愿左右两边房屋以及下檐先年所修房屋、碾子笼间或粪房猪圈，概行尽拆，砖桷不留， /兼之当门树木尽行砍伐，日后不许栽种。若有不依从者，三大房人到前一概与他砍去拆了。以及本欲公坟后昌仁、骍/龙所修房屋，原与祖地不利，昌仁房屋既拆，众议帮钱十千；如若来年不拆，其小分文不帮。再有当门左右下檐与本欲公坟后三处，于今既拆之后日后不许/复修房屋。倘有一人胆敢复修房屋横霸，众族人到前预先拆屋，以后与他理论。倘有不遵，众族人等禀官究治，具讼费用，将碾子田祖谷所用。议规以/后，前后左右，不许挖坑开凼，亦不许累粪污秽本欲公之坟地。此系三大房人等甘愿，并无逼勒。恐口无凭，立合同三张，各房执一张，子孙永远存照。/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立合同前名。执合同约人刘成襄、成达、成裕。成淋同在。
　　/右谕通知，正月二十八批如。恳立案粘附。/二月初八日批候，查照前呈出示。/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实贴祖堂晓谕。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2-17 18: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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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氏客家宗族管理的范畴
　　（一）“培植风水”，包括兴修水利设施、管理家族水利资源、维护居住环境的整洁和吉祥。客家人插占落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原住居民不愿居住的生活条件较差的地方，东山地区没有自然河流，水源缺乏，客家移民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必须兴修水利。大型的水利建设不可能由一家一户来完成，只有由宗族进行组织和统筹。刘氏宗族先后兴修了大小堰塘二口，河堰三座。兴修完成后的家族水利工程，成为全族人共有的生产资源和财富，使用和维护这些决定全族人生存状态的资源，也就成为家族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对违法违规的族人进行处理，维护社区的治安和社会稳定。从示谕碑中收录的《首送状》看，虽然清代负责基层治安是保甲组织的责任，但是，从“各团书有犯约交执”可知，族人犯有偷盗等行为是先告知家族管教约束，家族内不能处理，经多数人表决后以家族的名义决定送官究治而不是由团练或保甲负责首送或惩罚。依靠家族的力量进行治安，既可以保全家族的面子，避免引起家族对处理结果的不服和对违法者的保护而导致其它的纠纷，又可以起到警示和教育族人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官府批文对兄弟二人的惩处并未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首先，弟弟偷盗和威胁要杀人报复不当得死刑；兄长对弟弟的偷盗行为不加管束或管束不力，按律只当得“笞四十”；兄长容留已经被逐出家族的弟弟，即使以窝盗论处，也只当得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弟弟被装笼致死，兄长也被“收卡”而且“永不开释”。可见清末在处理家族内部的违法时家族组织具有很大的权力，虽然不能私自定刑，但是只要家族内部多数人同意，不仅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可以适用礼、习惯、家法、族规等法条以外的法律渊源，即使是刑事案件，地方官也往往会听从家族的处罚意见。
　　（三）水利设施堰塘、河堰是决定族人生产生活的共有财富，位于碾子塘的几十亩水田是全族共有的产业，对这些资源和财产进行管理是宗族组织的重要责任。
　　（四）干预族内的不动产售卖，实行近亲先买原则，保护祖业的最终权属和居住地的纯洁性，保持自身独特的客家文化。
　　（五）组织春秋祭祀和节庆娱乐活动，延续客家文化传统。
　　（六）敦族谊、济孤贫，加强族人对宗族的依赖和宗族的凝聚力。
　　（七）重视兴立族规、制定合约，并且将经过官府立案批准后的族规向全族公布使之成为族人世代遵守的永久性家法，达到教育族人遵纪守法和敦厚风俗的目的。

三：刘氏宗族管理的特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刘氏家族管理的特点：重视兴立族规家法对族人进行约束，利用经济手段惩罚违规违法行为；重视官府对宗族权威的确认和支持，宗族首领虽然不是国家官员，却都要由全族公推后经官府承认；将族规在官府立案，向地方政府申请堂规批文，取得了有限的族内司法权；族堰长和经理等形成族内的骨干和管理阶层，负责族内的常规事务，重视高辈长者和近亲中的近亲关系在约束族人中的作用，实行以房为基础的族内民主制；族堰长和经理互相监督、牵制，防止管理者专权霸道；强调族内初步司法权的必要性，禁止族内违法违规案件不经家族审决就送官究治；违犯族规者要受惩处，明确规定族堰长和经理违犯族规也要送官究治；十分重视对水利设施和生活环境的管理，由族长兼任堰长，把“培植风水”放在全族事务的重中之重的地位；重视血缘亲情和客家文化的传承，强调族人聚居地的纯洁性和族人地位平等、宗族对族人具有关照扶持的义务。

四：刘氏宗族组织与清代地方政府的关系
　　（一）宗族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地方政府的确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也仰仗地方政府的权威
　　道光二十六年族规约定，由三大房的房长出任堰长，共同组成家族领导班子负责族中日常事务，凡有大事或有人违背“培植风水”的规定，须由三房经理即堰长传众共问，实行的是房长负责、族人共理的族内民主管理制度。光绪二十年的族规虽然也强调三大房、九大房的作用，但是已经主要由经理人、首人、总理、首事、族堰长等共同管理族中事务，他们都要由九房人公举、联名上报官府批准立案才算合法，任期都是三年。光绪二十年族规还一再反对族长专权，规定充当各会总理管钱，若有紧要事件，须族堰长集众议妥方能支用，如有舞弊亏挪，必须赔还；倘横抗不遵，将禀官究治，并且永不准充当首事。族堰长、经理三年届满，若果公正练达，留充管理，亦须公同酌议，不许把持霸当，否则，亦将禀官究治。
　　（二）家法族规与国法的关系
　　清政府对宗族势力和家法族规的态度，经历了从抑制打击到支持的发展过程，到嘉庆年间，由州县衙门批准家法族规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但是，家族的管理依然只是补官治之不足而不是地方自治。从刘氏族规可以看出，清代四川地方官在处理治安等违法事件时，充分照顾家族的意见，使国家法律向家族势力和家法妥协；经过官府立案认可的族规在族内可以具有法律的效力，其中包括族内公约和案例，家族组织对族人的统治加强了；宗族所订立的族规和有限的司法权，必须经官府立案批准方为有效，又显示了政府的权威和对宗族的控制、利用以及宗族对政府的依赖和臣服。这种依靠家族进行治理和承认国法之外的家法的权威，使国家政权与家族权威紧密结合，家族组织成为封建专制国家坚实的统治基础和基本细胞，家族与国家成为血肉相连的利益共同体，既体现了官府的权威和行刑的合法性，又充分利用和照顾了家族的意愿，使基层的治理很有成效，保证了地方的治安和稳定；家族协助地方政府对族人进行更细密、更有效的统治，使国法具有弹性，也使国法容易滥刑，形成了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最终造成了对国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削弱，也容易造成家族内的以强凌弱和冤案。清政府对家族势力的妥协和退让，还标志着由于国家统治力的下降，不得不依靠家族的力量来弹压地方的事实。
　　（三）保甲与宗族组织的关系
　　从族规可以看出，虽然家族的权威、家族对地方的控制和与官府的关系亲密程度实际超过保甲组织，但是清政府对宗族组织的态度还是既充分利用又小心防范，明确申明其权限，防止家族势力影响和取代基层政府组织的地位。从简州官府在批文中对申请为族规立案的刘氏宗族的称呼可以看出，官府虽然要依靠家族的力量来统治，但是并不承认家族就是一级行政组织或基层编制，清政府所承认的基层组织还是保甲，强调居民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不仅仅是宗族之人，政府统治的是保甲制下的居民而不是家族组织，所以，虽然申请者是以家族的名义来立案，所申请的也是以家族的组织来管理家族之事，但官府批文对刘氏宗族的称呼却是“仁七甲民”而不是“刘氏族人”。但是，官府对族规的认可和《首送状》中所反映的情况，也标志着政府承认保甲制是通过家族来维持地方治安，保甲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削弱，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实际上要大于保甲。
　　（四）清代东山客家宗族组织的性质
　　从刘氏族规和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山客家刘氏家族组织是以共同的血缘和始迁祖为纽带，共同的居住地为空间条件，共同的家族财产和水利资源为物质基础，以族长、高辈大房统领的家庭为组织基础，以族规家法为手段，蒸尝、龙灯等共同的文化生活为联系，以官府的承认和支持为后盾，以敬宗收族、发展生产、保障生活、稳定治安、沿袭文化为目的的对血缘亲属进行全面管理的村庄社会组织，虽然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却具有行政的特点：通过家法和家族首领在官府的立案和申报得到官府认可的治理权，实际上成为政府对基层社区管理权的下放和委托，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和扩充了保甲组织的作用，使保甲组织成为户籍制的躯壳和附庸，而家族组织则具有了有限的司法权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管理权，还具有基层行政组织不可达到的行政效率和对居民的有效管理。这种利用血缘纽带进行的管理密切了编户齐民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稳固了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对社区以致全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对减轻国家基层政府的行政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管理方式的副作用则是往往使国法丧失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如果控制不当，家族势力也容易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威胁。

※　注释
　　“东山客家”研究的创始人钟禄元先生认为，“东山”是成都所属的一块丘陵地，南北直径四十公里，东西约25公里；四川大学谢桃坊先生认为，“东山”之名最早出现于清初广东客家移民大量移蜀之后，其地理范围泛指成都市区以东到龙泉山之间的浅丘地区，包括现在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大部分、成华区的东部以及新都、金堂、清白江的一部分，面积约460平方公里；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中学地理教师胡开全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龙泉山东侧金堂淮口镇白塔寺的一通明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的碑文中有“东山白塔寺”一语，怀疑可能“东山”这一概念明代即已有之，而范围似乎包括了整个龙泉山东西两侧。学术界一般认为，“东山”的地域概念，可以专指突起于成都平原东缘和南北走向的龙泉山脉，也可以泛指从龙泉山脉到成都市区的600多平方公里的东山浅丘地区。现在通常所说的“东山”一般为泛指，这里至今聚居着50余万使用客家方言的居民，就是学术界所谓的“东山客家”。

§　参考文献
　　[1]马建石，杨育裳·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卷二十六“刑律·人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京）, 1992: 773·
　　[2]马建石，杨育裳·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卷二十三“刑律·贼盗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京）, 1992: 717·
　　[3]马建石，杨育裳·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京）, 1992: 762·

刘蓬春，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旅游文化的研究。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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