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基督教史研究综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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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
　　要研究蒙古族基督教发展史，首先就要了解基督教本身的内容及其发展过程。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区，由于居住在两河流域的犹太民族受到罗马统治者的压榨，作为一个异端教派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并逐渐形成一支独立宗教。起初只在城市中组织小的社团，信徒多为贫苦农民和奴隶，受到罗马统治者的极端敌视和残酷镇压。公元2～3世纪，传播范围逐渐扩大到罗马全境，各地社团也开始统一，出现了教会组织，一些中上层社会人士介入教会，逐渐掌握了领导权，他们主张效忠当权者，鉴于此，罗马统治者开始扶植基督教发展。公元313年，罗马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公元392年，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化成东、西两个帝国，政治分裂加速了宗教分裂，公元11世纪，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东、西方两派教会，西部教会因以罗马为中心，自称最具普世性，遂称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东部教会因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具正统性，遂称正教，即东正教。16世纪上半叶，由于天主教内部腐化，导致欧洲爆发了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衍生出很多新的教派，打破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基督新教由此产生。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学术界在使用“基督教”这一概念时不统一，各有所指。科学地讲，基督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是指凡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即包括了罗马公教（Catholic）、正教(Orthodox)、新教(Protestant)三大教派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内的宗教；狭义的基督教即专指基督新教。由于历史原因，华人中长期以来都习惯把新教称为基督教，大陆的新教教会也从不自称自己为新教，只称基督教或耶稣教，而将罗马公教称为天主教，正教称为东正教。为了防止概念上的混乱，与专指新教的基督教相区分，现在学术界开始较多采用港台华人的习惯称谓，即将广义的基督教称为“基督宗教”。本文中，“基督教”均指广义基督教。
　　二、基督教入传蒙古
　　关于基督教传入蒙古的起始年代，传统观点认为是蒙元时期，即13世纪成吉思汗统治时期。但《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邢亦尘的《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一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基督教传入蒙古应早于蒙古帝国时期，可提前到唐代，理由是唐时雄踞西域的突厥盛行景教，而杂居其间的蒙古部民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莉莉的《基督教在早起蒙古部落中的传播》一文对聂思脱利派于5世纪末、6世纪初传入中亚，并在兴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族中广泛传播也作了相关的论证，并在文中引用了由沙畹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西突厥史料》，“具见景教在591年前30年时，已传播于康居一地突厥人之中，盖诸人于童年时刺此十字也。”《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乌恩的《基督教在蒙古族中传播的若干问题》也认为，根据东罗马史学家们的记载，聂思脱利教派在公元6世纪传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理由是“6世纪末，波斯与突厥发生战争，一批突厥战俘额头上黥有十字”，说明当时有一部分突厥人已经信奉基督教。并且在文中记述了有关蒙古人信仰基督教的最早文字记录，“11世纪初，聂思脱利教派驻呼罗珊主教在一封信函中称，克烈部王已经接受洗礼，他请求派一位传教士到其统治地区，为20万人洗礼。”相关文章还有《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王小英的《从传教士东来看蒙元统治者的基督教政策》。
　　唐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的是基督教聂思脱利教派，主张两性两位说，反对神人一体说，被判为异端，后流亡到中东、西亚地区而传入。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令灭佛，连同所有西来宗教均被禁止，景教遂在中国内地渐趋绝灭。但仍在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几个游牧部落中传播，包括后来统一蒙古族的乃蛮部、克烈部和汪古部等。12～14世纪，信仰聂思脱利教派的蒙古人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部族。
　　基督教作为攀附蒙古统治阶级的外来文化，蒙元时期在蒙古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时有两个基督宗教系统：一为聂思脱利教派；二为天主教圣方济各会。时人称“十字教”，称基督教堂为“十字寺”，称信徒为“也里可温”（有学者认为源于叙利亚语，意为“上帝”；有的认为蒙古人袭用了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也有认为是蒙古语，意为“奉福音者、福份人、有福缘的人”或“拥有特权之人”；还有人认为来自希腊语。说法不一），元代把基督教两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
　　蒙元时期的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其命运也必然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随着蒙元帝国的衰亡，基督教在中国内地曾一度销声匿迹，在蒙古也呈现消退之势。学界普遍认为“在整个明代，基督教在蒙古社会基本绝迹”。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希都日古《关于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一文对明代蒙古人所信奉的景教和伊斯兰教问题进行探讨，并运用史料论证了元朝灭亡后景教没有绝迹，在退回到草原的蒙古人中，仍然有人在信奉景教。
　　时至1840年鸦 片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门户洞开，清政府历时百余年的基督教禁教政策彻底瓦解。传教士们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逐步打开了在中国传播“福音”的通道，基督教再度深入内蒙古地区并产生重大影响。基督教三大派别（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都曾在近代的内蒙古地区获得了一定的传播。纵观蒙古族的基督教发展史，天主教较之基督新教而言机构组织严密，传播范围更广，蒙古族信徒较多，影响也较大。
　　2006年《宗教与民族》（第四辑）中宝贵贞的《蒙古族与基督教—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提及，比利时传教士隆德理司铎所著《西湾圣教源流》一书是有关近代西方传教士到达内蒙古地区的最早记载。书中提到早在清乾隆年间天主教已深入到内蒙古中部察哈尔盟一个叫西湾子的小村子，建立了小教堂。此后奉教者渐多。1840年，罗马教廷宣布成立蒙古新教区，以西湾子堂为总堂，设蒙古主教。1842年天主教法国遣使会确定了向蒙古族传教的方针。1864年，罗马教廷改派比利时、荷兰两国的“圣母圣心会”在中国长城以北蒙古地区开辟传教区。1879年天主教教皇良第十三把内蒙古划为中国5大教区之一。1883年，天主教的势力更盛，罗马教廷为加强传教活动，将蒙古地区再次划分为三个独立教区，即东蒙古教区（热河、昭乌达盟）、中蒙古教区（察哈尔、集宁）和西南蒙古教区（绥远、宁夏），有1.4万余名教徒，大小教堂203座。1940年，罗马教廷把内蒙古地区的天主教教区划分为热河、西湾子、宁夏、绥远、大同、赤峰、集宁七个教区，各教区信徒总数已达到22万人，教堂265座，至此，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达到鼎盛。
　　新教各宗派于明末清初又陆续传入。据记载，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布道会传教士季雅各到内蒙古中部张家口、库仑以及恰克图等地传教布道，始为基督新教传入内蒙古地区。1879年基督教传入原绥远地区，在各地设立教堂，发展教徒。此后，其他基督教会陆续入内蒙古地区传教，到1920年，基督各差会在内蒙古地区共建立了13个宣教师驻在地、50个布道区、16所总堂，发展蒙汉教民近千人。
　　三、蒙古族基督教史研究概况
　　今天，蒙古族基督教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纵观一系列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仍比较薄弱，大部分是微观研究，对基督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引起蒙古地区社会变化的研究还不充分，关于基督教在近代内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对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尤其是缺乏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蒙古族基督教问题进行整体而系统地研究。目前尚无专著出版，仅在一些史料或著作中有相关著述。
　　笔者将学界近年来取得的蒙古族基督教史研究成果分为两部分作一梳理，这里仅就搜集到的与近代以前蒙古族基督教信仰问题相关的论文作一介绍，其他相关研究综述见《蒙古民族基督教史研究综述之二》。
　　乌兰其其格于2004年在《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4期发表《内蒙古基督教史国内20年研究综述》为研究蒙古族基督教史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资料，其中对近代之前内蒙古基督教信仰的相关资料作了较系统的叙述。还有，房建昌于1989年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内蒙古基督教史》，邢亦尘于1990年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上发表《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乌恩于2003年在《蒙古学信息》第2期发表《基督教在蒙古族中传播的若干问题》，宝贵贞于2006年在《宗教与民族》第四辑发表《蒙古族与基督教—历史与现状》，（德）夏嘉思（Klaus Sagaster）陈一鸣翻译《当代蒙古的宗教与族群的同一性》发表于2003年第4期《蒙古学信息》等文章，对近代之前蒙古族基督教信仰问题有所提及。
　　研究近代之前蒙古族基督教信仰的相关文章有：1981年，盖山林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1985年，芮传明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第0期发表《蒙古征服时期的基督教和东西文化交流》；1987年，（日）佐口透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第4期发表《百灵庙敖伦苏木的教堂》；1992年，王丽英在《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第4期发表《试论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及其影响》；1993年，马淑贞、郝贵远在《内蒙古师大学报》第3期发表《基督教传教士在蒙古诸汗国和元代的活动》；1993年，正茂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元代汪古部基督教浅探》；1995年，徐飞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兴盛的原因》；1995年，盖山林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代基督教遗迹》；1996年，高永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发表《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1996年，徐黎丽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1996年，蒋远柏在《广西师院学报》第1期发表《元代宗教政策宽容性成因浅析》；1996年，牛汝极（法）在《民族研究》第3期发表《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1999年，张莉莉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1999年，策·财吉拉胡在《中华医史杂志》第2期发表《宗教信仰对蒙古医学的影响》；2001年，邱树森在《回族研究》第3期发表《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争》；2002年，邱树森在《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发表《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湮灭的原因》；同年，又在《暨南学报》第5期发表《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同年，又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2002年，申友良、周玉茹在《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发表《基督教与元朝的社会生活》；2003年，孙悟湖、孙庆章、蒋尉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元代宗教文化略论》；2004年，宝贵贞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2005年，王小英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从传教士东来看蒙元统治者的基督教政策》；2006年，马建春在《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发表《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2007年，任宜敏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元代宗教政策略论》；2006年，希都日古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
　　附文章目录
　　一、系统论述蒙古族基督教信仰的文章
　　1、乌兰其其格《内蒙古基督教史国内20年研究综述》《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
　　2、房建昌《内蒙古基督教史》《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此文为内部资料未阅读到）
　　3、邢亦尘《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4、乌恩《基督教在蒙古族中传播的若干问题》《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
　　5、宝贵贞《蒙古族与基督教—历史与现状》《宗教与民族》第四辑 2006年
　　6、（德）夏嘉思（Klaus Sagaster）陈一鸣翻译《当代蒙古的宗教与族群的同一性》《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4期
　　二、研究近代以前蒙古族基督教信仰问题的相关文章
　　1、盖山林《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2、芮传明《蒙古征服时期的基督教和东西文化交流》《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85年第0期
　　3、（日）佐口透《百灵庙敖伦苏木的教堂》《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4期
　　4、王丽英《试论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及其影响》《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5、马淑贞、郝贵远《基督教传教士在蒙古诸汗国和元代的活动》《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
　　6、正茂《元代汪古部基督教浅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7、徐飞《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兴盛的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8、盖山林《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代基督教遗迹》《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
　　9、高永久《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
　　10、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1、蒋远柏《元代宗教政策宽容性成因浅析》《广西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2、（法）James Hamilton 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13、张莉莉《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4、策·财吉拉胡《宗教信仰对蒙古医学的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15、邱树森《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争》《回族研究》2001年第3期16、邱树森《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湮灭的原因》《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
　　17、邱树森《唐元二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流行》《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18、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9、申友良、周玉茹《基督教与元朝的社会生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20、孙悟湖、孙庆章、蒋尉《元代宗教文化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1、宝贵贞《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2、王小英《从传教士东来看蒙元统治者的基督教政策》《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3、马建春《元代也里可温的族属与分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24、任宜敏《元代宗教政策略论》《文史哲》2007年第4期
　　25、希都日古《关于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