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家、水墨画家、美术史论家、敎育家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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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09-3-23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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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琦，1918年1月生于四川宜宾县。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曾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又在陶行知主持的育才学校任教，并先后当选为重庆中国木刻研究会及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曾任重庆《新华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民主报》、《西南日报》、南京《新民报》、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美术副刊主编。解放后，历任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主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和《美术》杂志、《版画杂志》主编。曾举办个人画展32次，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出版有《王琦版画集》与《新美术论集》、《谈绘画》、《艺术形式的探索》、《论外国画家》、《美术笔谈》、《艺海风云》等着作。
　　1991年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版画家协会颁布发的“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获日本创价学会颁发的“富士美术馆荣誉奖”，2003年获中国文联与中国美协颁发的“中国美术金彩奖终生成就奖。”2002年，重庆工商大学建立“王琦美术馆。”
　　王琦首先是位画家，是位以刀为笔的版画家。他在一份简短的自传中说：“培养我对艺术的兴趣是我的家庭，使我明白了艺术的目的和意义的是整个社会。”1934年至1937年，他就读于上海美专，“最早接受印象派，后来接受野兽派、表现派的影响”，一度醉心于“绝对自由”的“纯艺术”。1938年，他相继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在延安鲁艺美术系第二期学习，于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开始木刻创作活动，并在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改变了艺术思想，在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踏上了革命美术的新途。
　　如果把30年代初看作新木刻运动的初创期，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看作其成长期，王琦是接过了初创期的先行者们的接力棒，在成长期的路段上迅跑的主力之一，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版画创作骨干和新时期的中国版画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现代版画与时代同步自然形成的四个历史阶段里，他参与了三个阶段的建设，并在创作、理论、组织三个层面上日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年至1948年的十年是王琦版画生涯的第一段里程。他从发表《在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开始，就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的民主斗争为第一主题，以下层人民的劳动生活和不幸遭遇为第二主题，相继创作了《不忘此仇》组画、《野蛮的屠杀》、《嘉陵江上》、《柴市》、《候水》、《民主血》组画、《石工》、《洪流》等一系列黑白木刻。
　　如果说王琦的第一段木刻里程是血与火的战斗进行曲及人间苦难的悲歌，那么他在1950年至1964年的第二段木刻里程则是新建设与新生活的颂歌，也是黑白木刻与套色木刻并举的阶段。《集余粮》、《晚归》、《煤气站》、《锻工》、《炉前大战》、《贮木场》、《雪原峡谷》以及小品《山村》等即为此间代表作。
　　新时期的王琦，在反思中否定了自己那些素描痕迹太重和形式感较弱的作品，以新的刀笔和着时代和人民的脉搏，和着现代审美观的变化而变化着自己的艺术。以有力的象征性形象刻制的《人民万岁》组画，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黑白简明的《船坞景色》，及富有直线节奏的《大街上的旋律》组画，既源于现代的生活，也创造了富有现代感的艺术语言；在丰富中求单纯的古树系列，（如《古墙老藤》、《古榕道上》、《海滨之夏》等）。正如他这位走向晚年的画家那样，返老还童般地回到了第一阶段的黑白世界，并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和清晰的思想，实现了他期望中的“上升状态”。
　　如果不是美协、版协工作的重任和眼疾的侵害，王琦很可能是耄耋之年操刀不辍、艺术翻新的少数版画家之一。
　　他无奈于1988年作最后一件木刻《运河码头》之后，于次年转向或者说恢复了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画和书法。“王琦的水墨画从总体上呈现出与其版画相近的风神，那种清劲的阳刚风骨，学者文风般的精谨微妙，演奏乐曲般的流走迭宕，接近于西画的造形、布局和空间处理，不是正宗的传统水墨画，而是一位版画家出自个性和自我优势的创格，因之又为当今水墨画送来一股清新的春风。”在从木刻到水墨的门类转换中，“传统笔墨不到位并不能淹没他在水墨画坛上客串表演时异彩的一幕。”
　　王琦是位立于中国现实的艺术家。画笔如此，文笔亦如此。他早期的论文虽无特定的学术分类区限，却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他自己更带有探路性质，即为了创作去寻找真理，寻求艺术的目的和意义。特别是1949年之前因需要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他，在“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中，他始终站在为人生、为大众和现实主义的一边。
　　对印象派、西方现代派的研究是王琦的另一重点。王琦对西方现代派是两分法，既反对一笔抹杀，也反对全盘肯定，而主张像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分析。
　　他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尤其对鲁迅艺术思想的研究；他对各美术品类的特质尤其版画艺术规律的分析；还有他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对曾视为禁区的艺术形式问题的集中探索，并因此被当作“鼓吹西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的罪魁祸首错误地受到批判……以及他在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规律的探讨，都是他对中国美术理论的突出贡献。王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术的总体特征是“思想内容的革命性和形式风格的民族性、大众性”，它应该是“中国化的美术”，“民族化、革命化、现代化”的美术。他主张以“思想艺术水平的高低来决定”；谈到艺术质量的重要性时，他说：“思想性的深浅不能决定艺术性的高低，而艺术性的高低，倒能影响思想性的能否体现”。“社会主义艺术的成就和优劣，不仅应该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比其他艺术更显得健康，更符合时代先进思潮的流向，而且也表现在作品的形式、技巧、艺术语言的创新与提高并超越于前人。”（据相关资料整合）

谢谢楼主介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