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学术思想与人文资源考辨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4-22 11:09:50

庞国栋张万仪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巴渝文化是中国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发掘、梳理的基础上考辨巴渝学术思想与人文资源形成与流变，对构建重庆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易》与巴渝巫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以代表其思想文化观、社会价值观的经典六经为基础，而在汉代被尊奉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易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地位。通过探究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巴渝原生巫文化与“易”存在着某种联系，“易学”也曾对巴渝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

《山海经·大荒西经》称:“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袁坷《山海经校注》:胎宋本作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袁坷说:.‘灵山，疑即巫山。”学者考证也多认为灵山就是巫山。《山海经》多次出现的大巫山、巫山，也被认定就是今天重庆的巫山。一般认为，巫山、巫溪是巫文化的发祥地。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戴(zhi)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戴处，是谓巫戴民。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墙，食也。爱歌舞之鸟，鸳鸟自歌，凤鸟自舞。爱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学者们对巫文化的研究表明巫戴国(《山海经》中称“载民之国”、“戴国”)就在重庆的巫山、巫溪境内，巴文化研究学者董其祥则认为:“据作者(即董其祥)考证，‘巫载’即‘巫蜒’。即《世本》所云:" 君之先，出自巫蜒’，其地在今四川(按:现为重庆)东部三峡地带。巫蜒所在之地即巴族先民所生息之地’，冈。《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袁坷注“巫咸国者，乃一群巫师组织之国家也”。据《巫溪县志))记载，巫溪在上古时期是巫咸国所在地。袁坷说:“‘巫戴民’疑亦诸巫所组成的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精(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

巫文化是多层面的文化形态，内涵十分丰富。巫文化的主要载体巫观被称为上古时期的智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地位。李泽厚说当时与物质劳动同精神的分离相适应，出现了最初的一批思想家，他们就是巫师”。观都是与鬼神打交道的、沟通人神关系、代替上天发号施令的神职人员。“他们的专业和职能就是在人们和超自然物(鬼怪)的世界之间起媒介作用”。袁坷解释“灵山十巫”称:“十巫从此升降’即从此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诸巫所操之主业，实巫而非医也。’”叨他在《略论<山海经>中的神话》中也指出:“能够缘着天梯自由上下于天的人……只有神人、仙人和巫师这三种人了。”阁“灵山十巫”均为巫师，巫师多擅长卜筑，古代巴人中卜笠之术亦颇盛行。论者根据《世本·作篇》和《吕氏春秋·勿躬》“巫咸作笠”的记载，认为“灵山十巫”中巫咸便是一名善于占笠的预言家，并称他是笠占的发明人”。古代有许多关于巫咸的记载，有的说是黄帝时人，有的认为是商代人。《路史·后纪三》称:神农使巫咸主笠。朱熹《楚辞集注》引汉朝王逸注《离骚》:“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

《礼记·礼运》记载，当时“王前巫而后史，卜巫替惰，皆在左右”。《尚书·周书·洪范》也记有“择建立卜笠人，乃命十笠...…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笠《周礼·春官宗伯》则详细记述了巫现的祭祀、占笠活动:“占人掌占龟，以八等(等通笠)占八颂，以八卦占筹之八故，以视吉凶”又记“等人掌三易，以辨九答之名。一日连山，二曰归藏，三日周易。九答之名:一日巫更，二日巫咸，三日巫式，四曰巫目，五日巫易，六日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等而后卜.上春相答.凡国事共答。”这九位掌《三易》者便是巫师。而“灵山十巫”中巫咸列第一，为巫师之首。许慎《说文解字》说“巫咸初作巫”。

三国时蜀汉谁周《古史考》说:.,牺(伏羲)氏作卦始有笠，其后殷时巫咸善笠。”《太平御览》(《世本》:“巫咸，尧臣也。”《尚书·君爽》、《史记·殷本纪》记有巫咸被伊险推荐给商王太戊(殷中宗)为大臣，他“治王家有成”，但与“灵山十巫”中的巫咸或许不是一人。

唐兰论《周礼·益人》说:“这里说的本来就是九个巫的名字。”他们与《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所记诸巫“都差不多。所谓‘二曰巫咸’，就是巫咸所作的笠法……巫咸是殷时人，见于《尚书》”。詹郸鑫认为，甲骨文中的“艾戊”是“殷商民族所崇拜并多次对他举行祭祀典礼的巫笠祖师爷”，甲骨文中另有一个“咸戊”，“这个‘咸戊’，正是先秦时代传说中的殷代巫卜祖师爷‘巫咸’，周人尊他为‘先卜”’。这些都说巫咸实有其人，是一位曾在巫山地区活动的、擅长雏法的巫师。

历代将被称为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的“六经”之首(易》视为“为卜雏之书”fttl。一般认为占雏术起源干巫术，“但当它发展到《周易》时，已经在卜益之书的形式下“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而用占雏术预测决事是远古时期巫的职能之一。许地山《道教史》论“巫底职能”时说“预言”“这是巫光远宣朗、上下比义底能力”，又说“巫多兼占卜，故能说预言……”而预测未来的占卜与《易经》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联。

唐兰指出:“八卦的起源，是用算筹(卜算子)来布成艾……也就是像两手布艾的形状。这种方法由巫发明。”而.‘这种算筹，有骨做的，也有玉做的，所以‘巫’字从两个工字。后世改为竹筹，就造了个‘笠’字……《吕览·勿躬》和《世本·作篇》都说‘巫咸作笠，巫彭作医’，这两事是巫术的中心。到春秋时，南方的巫力量很大”。姜亮夫也认为:“三易当是古代三个时期或是三个地方的不同的三种卜笠之书，其九笠的名称，皆称巫，正说明它是古初巫术中的一种，则卦艾之有，盖筹算之具，而巫咸见于殷，因此所谓九笙是殷周以来上世所传卜笠之总述而已……我怀疑八卦是周家的巫者用刻画以记事物的符号”。刘大杰指出:“《易经》是一本巫书，非一人所作，是由那些巫卜之流编纂而成的……为巫术时代精神生产的文献。有的学者认为“是一部具有非常严重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巫学之作”。

巫文化作为多层面的文化形态，其中的卜笙之术演变成抽象的哲学思想—“易”，反映出文明的演变和汉民族思维发展的过程。

由上论述可清楚地看出，《易经》与原始巫文化中的笠术有一定关联，而巴渝地区曾是巫文化的发祥地，上古时期，作为笙者的巫咸是活动于巴渝地区的巫师，“易”与巴渝地区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在后来的封建王朝时期，“易学”曾一度在巴渝地区盛行。

在汉朝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以后，在汉武帝奉行“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策略影响下，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成为左右国家政治，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势文化。儒家思想影响不断扩大，包含“易学”的儒家经学也成为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大成的正统学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长达数千年。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4-22 11:10:14

二、儒家学术思想在巴渝地区的传播

巴渝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周边多是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在崇山阻隔、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巴郡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在战国时期，没有思想禁锢的先秦诸子学说难以扩散到巴渝之地。两汉之际，古、今文经学的争论在巴渝地区没有文献记载。但是儒家学术文化思想在巴渝地区仍有所表现，《华阳国志·巴志》称汉武帝时“自时厥俊，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夙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只是所记之人，其著述未得流传。但两汉是古代巴地本土文化逐渐融人中原文化的时期。《三国志·蜀书·秦毖传》称“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授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文翁乃西汉景帝末蜀郡太守，《汉书·循吏传》也谓其“仁爱好教化……乃选郡县小吏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他在巴蜀地区的文化传播之功，长为后世传颂。

汉末刘备人川，是中原文化与川渝文化的一次大滋撞与大交融。刘备曾受学于经学大师郑玄以及卢腹，而郑玄、卢植都是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华阳国志》称刘备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在其夺取四川以后，中原人士为巴蜀文化注入新质，川渝本籍文士也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了中原文化。

《三国志·蜀书·许慈传》称:“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鸿合典籍，沙汰众学”。古巴国区域人士著述颇有可称者有憔周。《三国志·谁周传》称他是巴西西充国人(古属巴国)，本传谓他“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三国志·杜琼传》称其为“通儒”周著有《古史考》、《蜀本纪》等。《三国志·蜀书》所载多人研治儒家典籍，兼通群书，有的还颇有著述。如李撰(梓渣涪人)，本传称其“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但其书不传。《三国志·姜维传》称姜维“好郑氏学”。《憔周传》中的巴郡人文立，《华阳国志》称其“少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从学术流派上看，川渝之地是以今文经学为主。《三国志·尹默传》称:“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欲条例，郑众、贾遴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传》授后主……子宗传其业，为博士。”尹默因今文经学“不博”而游学楚地学习古文经注，反映出益州学人看重今文经学。《三国志·周群传》称周群为“巴西阆中人”，擅长“观气”，“故凡有气候，无不见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其与谶纬相关的观气术正说明他是潜心于今文经学者。刘备人川以后，古文经学方得崇扬。

邹寸诸位研治儒家典籍的人，虽未形成影响中原的学术流派，但他们吸纳了正统儒家学说，对儒家思想在川渝地区的传播、扩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汉之后蜀学的又一次振兴。刘备虽然曾与著名经师过从，但一生戎马倥偬，未致力学术。取得四川后，由于王业偏安，蜀地狭小，经济落后，人才匾乏，称以复兴汉室为志，实则为图存而不暇;加之称帝后伐吴兵败，不久身亡，因此他本人对蜀汉的文化建树不大。魏蜀吴三国之中，唯蜀国不设史官，《三国志·后主传》“评曰:‘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在史学方面，蜀汉、西晋时期，巴郡境内犹为可观，除了谎周，还出现了经史兼通的著名史学家陈寿(南充人)，《华阳国志·后贤志》称其“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谎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所著有《三国志》被列为前四史，“中书监荀易、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华阳国志·后贤志》)，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史学水平。陈寿还著有《益部省旧传》。

汉末之际，巴蜀之地学术颇为繁荣，标志着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经过碰撞而被其接收人吸纳，从而互相融合.儒家正统思想已深人川渝沃土之中。

三、杜甫的民本思想和刘禹锡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有唐一代，对巴渝地区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是杜甫、刘禹锡两位诗人。他们虽是客籍人士，但在巴渝地区的经历是其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杜甫流寓巴渝地区数年，他创作于巴渝地区的诗歌是其思想内涵最丰富，艺术成就最辉煌的篇章。

一般来说，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杜甫诗歌中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反映，对民生的关注、对人民的同情所体现出的博大胸怀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杜甫在巴渝地区的诗歌很多都蕴涵着“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

民本思想源于《尚书·夏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发挥了这一思想:“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杜甫是一位儒学奉行者。其诗歌反映出他对儒家“经术”的重视:“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相门韦氏在，经术汉巨须”(《赠韦左垂丈》)。他还嘱咐儿子“应须饱经术”。他在夔州所作的不朽诗篇中，有对统治者沉重赋税使人民不堪重负的反映:“城郭悲茄暮，村墟过翼稀。甲兵年数久，赋敛夜深归”(《夜二首》);有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渴望;有对穷困妇女乃至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励哭秋原何处村”(《白帝》)。这些诗歌与他之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后的“渔父天寒网署冻，莫摇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阔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抒轴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誊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一线相连。正是这种“仁者爱人”的情怀显现出的“人文关怀”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对后世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唐时期的刘禹锡不但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目光远大、见解超卓的哲学家。他的《天说》虽然是在湖南朗州(今常德)时所作，但此后在夔州(今奉节)任刺史3年，其哲学观已形成，决定着他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和行为。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继承了荀子《天论》中“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对讨论了千余年的“天人关系”进行了总结。他提出“人定胜乎天者，法也”的观点，认为天的规律是强者制服弱者，人的主要作用在于“法制”。并强调人理胜过天理，天不能干预人世的治乱兴衰，人也不能影响天的寒署阴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非常宝贵。北宋张载“清气成天，浊气成地”就继承了他关于宇宙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气，天是清、轻，地是重、浊之气所形成的论述，是关于天地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刘禹锡的这一思想对朱熹也有一定影响。刘禹锡在夔州写的《因论》七篇，虽不是哲学专论，但‘能注意到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相互对立的矛盾因素，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变化情况，表现了一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其中如(傲舟》就明显反映出对事物矛盾变化的辩证观点。

作为一个有深刻见解的哲学家，刘禹锡不少诗篇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莫道桑榆晚，微(为)霞尚满天”等，都是常被人们引述的充满哲理的诗句。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9-4-22 11:10:35

四、涪陵易学—南方的学术圣殿

在宋一代，理学盛行，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颐曾在巴渝地区讲学、授徒。程颐被贬滴到涪州后，数年中，他完成了《周易程氏传》，其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对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对涪陵“易学”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宋时期，巴渝地区的易学已有一定规模，并成为中原“易学”向南方传播的一个中间站。

涪陵“易学”的代表人物谁定是本籍人士，曾问学于程颐。<宋史·谁定传》说他“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囊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曼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汁，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日读易洞”。谯定初所从学者郭囊“世家南平”，南平在今重庆纂江界内，《谁定传》称“郭囊氏……蜀之隐君子也”。郭囊师承始祖为西汉成都著名卜者严君平。后谎定在家乡讲《易》授徒，形成涪陵学派> ((该定传》又记“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盎往求之?”……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重庆人)、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宋史·艺文志》载有其弟子张行成《元包数总义》二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翼玄》十二卷等，张浚《易传》十卷等书目，却未载谎定著作，使我们难以窥见他的哲学思想。《宋史·刘勉之传》说因谁定“邃《易》学，遂师事之”。《宋史·胡宪传》“学《易》于谯定”。二人是承其学说者，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已指出其流派的传衍脉络。清末经师皮锡瑞称“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经学历史》)。而朱熹曾从刘勉之、胡宪受业，可视为憔定再传弟于。憔定在学术史上地位颇为显赫。其后本籍的渊(huan)(涪陵人)、度正(《宋史》称其为合州人)继其业，求学于朱熹，归来阐扬其学，本传说他“著有《性善堂文集》”。阳枯、阳岳(铜梁人，《宋史》无传)为渊、度正弟子，其学术流变，脉络清晰。阳仿曾编有《文公语录四书》、《伊洛心传录》、《朱文公易问答语要》、《文公进学善言》等，但均失传。涪陵在南宋后期成为当时四川的学术中心。涪陵“易学”盛极一时，远承上古《易》的思想，中受理学浸润，是巴渝学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地位极高的时期。

明朝中后期，梁平县来知德为当时著名易学大家，所著《易经来注解图》是其数十年潜心研究之作，被称为“来易”。《明史·儒林传》称:“来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幼有至行，有司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举于乡……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所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诸书，而《周易集注》一篇用功尤笃。··…盖二十九年而后书成。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干、巡抚郭子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力辞，诏以所授官致仕”。《宋元学案》卷五十三称来知德“著《错综图》……先生之言，与程子、阳明有异同者二端”。又引其自述:“某少壮之时.妄意圣贤，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著有《易经集注》、《大学古本》、《人圣工夫字义》、《理学辨疑》诸书，与程、朱、阳明颇有异同”。这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巴渝学者。

巴渝文化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思想。在学术文化领域，巴渝地区曾出现过不少学有造诣的学者，客籍人士在巴渝地区也留下了光辉的诗篇与著述。疏理和研究古代巴渝文化思想，挖掘其人文内涵，对认识重庆人文精神的文化背景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l][3][7]袁坷:《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6,219,397页

[2]董其祥:《巴史新考续编》，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2004年，第2223页

[5]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6][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8]袁坷:《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9][1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6,5556页

[10]《八卦与占笠破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11][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页

[13]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1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15]潘富恩施昌东:《中国哲学史稿》，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源自：《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1期

　

　

孟良 · 发表于: 2009-8-1 16:15:40

太长啦,没时间看啦,顶一个还是不错的

重庆皂角山李氏 · 发表于: 2009-8-11 06:39:56

历史上“巴蜀”原本是很难分开的！

本文有很高的学术、人文价值，但将“学术思想与人文资源考辨”局限在“巴渝”一域，生生将“蜀”与“巴渝”割裂开，就极大地限制了写作空间，很遗憾啊！不知作者写此文时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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