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及其原因浅析

八神 · 发表于: 2017-3-22 10:57:00

源自：《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 年 6 月

　　郡圃是我国古代府州衙署治所园林的简称，作为古代园林的一种类型，成为我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到了宋代，无论是地理志还是文人诗文集中都有关于各地郡圃的大量记载。本文拟就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宋代巴蜀郡圃众多
　　巴蜀郡圃作为府州治衙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为官员提供偃休习射、四时观景、蔬圃稻植、赏花品果、雅集宴饮、倡和题咏的场所。在宋代，郡圃园林往往在寒食、清明节等节日定期向市民开放，纵其游观，成为大众游乐的好去处。
　　《永乐大典》所引《江阳谱》记载了宋代泸州郡圃有东园、西园、北园，规模宏大。如泸州郡圃东园即熙春园。该园“久芜不治”，于是“帅守尚书杨公锄荒洞窒，疏为三径，以畅盘旋。自得礼堂之后得故亭，榜曰抱膝。架桥曰太一莲，以达池亭，亭曰方壶。后复架桥达淇奥，曰八月槎。淇奥之后得书室，移遂志斋颜以揭之。循观音堂而左曰列岫、曰浮月、曰朝阳阁、曰护寒，皆公之所更革也。复自抱膝之左，结茅曰草庐。自草庐直北曰月窟，曰清芬，经达园门曰清风圃。又自草庐而左为桃李场……自桃李场而北，直贯四香亭，夹径为二庵庐，东曰秋岩，西曰春坞。”该圃虽无“径丘寻壑之意”，却有“池台亭榭之美”。泸州西园与东园相比，更得山水形胜之美，该园为帅守尚书杨昉（字汝明）所辟，旁通钤幹厅，右傍小山，后瞰水池，“有岩壑林麓之状”。该园从衙署西面进入，有东川道院，道院之后有荔丹园，“为郡治绝品”。其下作自知亭，取杜甫“红果酸甜只自知”之句。自知亭左右两翼庑廊，东曰橘中之乐，西曰山中之乐。亭后有台，循台而右，缘石磴，越小桥，有云雨观，取范成大所作乐府“借君南定倚栏干，和雨和云仔细看”之语。自观而东，有亭介于园池内、外水之间，池中波光鳞鳞，清澈透明，旧名五柳亭，后改名冰壶。自观而南，寻石径，缘山坡而下，在小山悬绝处有一小亭，名环观。自环观亭而下，与道院相会，继续前行，有环翠、映红、粹芳、锦绣谷诸名胜。锦绣谷下俯瞰深池，如在岩谷之底，这里“异木名花，幽篁灵草，牙排棋布，荫匝柯交”。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各有不同。春则有“牡丹海棠”，“夭桃艳李”，又有“幽兰被径，红药翻阶”; 夏季则有“海榴喷火”、“丹荔含浆”; 秋季则有“黄花荐修龄之酒”、“芙蓉集初服之裳”，又有“丹桂飘香，绿橘登俎”; 冬季则有“江梅一色，傲雪欺霜。”游人若此时“俯栏于浓阴隐映之间，步梯磴于翠阜萦纡之际，撷英揽秀，潄润含芳”，四时之乐，皆有不同。
　　相较于东园和西园，泸州郡圃北园则更得山川之势。泸州北园在北岩之上，有北定堂，堂后有卧龙堂，卧龙堂之后有曲径，直通桃源。在桃源前面有一条蜿蜒的山路，梯山而上，有橘洲、道山、蓬丘、无尽藏诸胜迹，极为清邃。该圃“虽无花木之秀，然两江横陈，群岫环列，奇形异态，在在不同，则又非东、西园所能及”。从中可以想象泸州北园在山势迤逦、岷江绕郭、山水交会的自然环境中呈现出的园林意境之美［1］。《舆地纪胜》也记载：“北岩，在州治水北，与南定楼相对。旧止小庵，尚书杨公汝明鼎新，创为大刹，又于寺北作北园，建北定楼及五峰书院，以为士友会课之所，月书季考，若郡学焉。”［2］除泸州外，宋代巴蜀郡圃分布广泛，诸如达州、巴州、顺庆府、阆州、隆庆府、雅州、潼川府、合州、资州、重庆府、忠州、昌州、梁山军、长宁军、兴元府、洋州等都有郡圃。这些郡圃中既有鱼池、溪流、井泉，也有地形高爽之地，如顺庆府郡圃内有九崇山［2］。昌州郡圃有一个面积很大的鉴湖，围绕湖的周围“亭树对列”［2］，异香堂、平山堂、香霏霏堂、先春阁、春风台与周围的水色天光融为一体，昌州郡圃“以海棠名”，每当海棠盛开，景色更加宜人，仿佛让人置身于“东风嫋嫋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的意境之中。在鉴湖旁有一大片湿地，名芙蓉洲。为方便郡人通行和游观，在鉴湖旁修建了云锦渡，并且“有亭架于墙之两隅”［2］。像昌州郡圃拥有大面积湖景的还不止一处，如崇庆州西湖“在郡圃，盖皂江之水皆导城中，环守之居，因潴其余以为湖也。”［3］黎州有东湖，在黎州宣抚司治旧州圃，湖方广十丈，芙蓉万枝，锦麟千尾，架桥其中，揭亭桥上，名唤鱼亭［4］。潼川府流杯池在“府治后圃”，形如琵琶。两股屈曲，长三丈许。该池开创于唐天复年间［2］，属人工开造的景观。普州乐至县圃南山下有一处天然石洞仙游洞，“可容十许人”［2］。洋州郡圃山水构成更为丰富多样，既有横湖、冰池、竹坞、荻浦、蓼屿等水景湖岛，也有荼蘼洞、篔簹谷等石洞山谷景观［2］。在宋代巴蜀郡圃中，修建了众多的亭台楼阁、轩榭堂馆等，与相应的场景相结合，形成丰富多样的空间形态，其中洋州郡圃建筑最具代表性。“洋守所居园池在西南诸郡中最为佳绝”，“郡圃亭榭，以二苏、文、鲜于四先生诗文为重”［2］，其“佳绝之处，过于所闻”［2］。洋州郡圃有书轩、望云楼、天汉台、待月台、二乐榭、吏隐亭、霜筠亭、无言亭、露香亭、涵虚亭、溪光亭、过溪亭、披锦亭、禊亭、菡萏亭、寒芦港、野人庐、金橙迳、此君庵、南园、北园等［2］，这里每一处建筑名称和建筑形式都恰如其分地起到了点景、点意的作用，并构成了丰富多样的景观形态和文化意境。
　　在宋代，巴蜀郡圃的植物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植物有竹木、荔枝、海棠、牡丹、木犀、二、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原因分析对宋代巴蜀郡圃兴盛原因的分析，离不开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宋代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盛行和繁荣，这为郡圃等官府园林的兴盛提供了条件。
　　（一）宋代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郡圃园林的兴盛
　　五代两宋时期，巴蜀地区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和繁荣，尤其是成都为“西南大都会”［5］，延续着唐代“扬一益二”的城市繁荣，号为“天下繁侈”［6］，“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7］。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唐代中后期已经松弛的封闭型坊市制度到北宋时就逐渐解体，商业的发展冲破了坊市制度的约束，城市商品交易不再受空间的限制，居民们甚至拆除坊墙，面街而居，临街设肆，坊中设市和夜市都很盛行。随着坊市制度的解体和城市格局的变化，为城市居民释放出更加广阔的公共空间和自由出入的街坊场所，市民才有机会到以海棠花著称的碧鸡坊等坊市内赏花游乐，也才有可能进入到子城内官府定期开放的园林中尽情游玩［8］。唐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北方大量士人、画家来到成都，促进了成都等巴蜀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五代前后蜀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使巴蜀地区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兴盛。前后蜀王在成都大肆修建皇家园林，营造离宫别墅，这对宋代巴蜀郡圃等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巴蜀经济的高度发展，市井繁荣，尤其是号称“西南大都会”的成都“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縠昼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梦见之哉！”［7］这段文字生动地描述了成都城市繁华的景象，巴蜀其他城市也不例外。正是由于巴蜀富裕安定的生活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有雅兴侍弄花草，建设园林，亭台楼阁、奇花异卉，交相辉映，使成都成为一座高度园林化的城市，如因锦江而兴的大慈寺、合江园、西园、东园、赵园等，都是当时成都官民、文人游赏的最佳去处。
　　（二）士大夫阶层的壮大影响着郡圃等园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宋朝以“文治”立国，从建国之始就推行“重文抑武”的文治政策，组建文官政府，加上较完善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对高雅艺术品味的追求，对当时的园林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推动了包括巴蜀园林的兴建和园林艺术的发展。据明代程百二《方舆胜略》记载，早在唐代，滕王元婴刺阆州，“以衙署卑陋，修治宏大之，拟于宫苑”，故阆中有阆苑之称，这种园林化城市建设理念客观上对巴蜀城市园林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巴蜀古典园林的发展进入兴盛阶段。这些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前后蜀），还是官府园林、郊野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等，都承接了隋唐园林的传统艺术风格，为元、明、清乃至现代园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自唐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两次入蜀，大批文人、画家进入四川，促进了巴蜀文学艺术的发展，并对巴蜀园林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宋代，文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高于之前任何朝代，他们寄情山水，寓情于景，通过对园林景观的营造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具有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风格。大量文人雅士徉徜于巴蜀园林，赞美园林美景，甚至亲自创设园林，修建亭台楼阁，广植花木果树，将官署衙府按照他们的园林理念进行规划，对园林内的自然景观和人造建筑加以命名，赋予特定的含义，从而大大地提升了园林的景观意境和文化品味，极大地促进了巴蜀郡圃等园林的修造。
　　（三）宋代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对闲暇生活的追求促进了城市游园活动的盛行
　　随着宋代巴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市民对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的追求日益强烈，对城市文化娱乐活动表现了前所未有的需要，而郡圃园林的开放为城市市民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在宋代，除官府园林局部开放以外，许多私家园林也向民众开放，尤其是成都更是如此。在这些开放的园林中，市民可以随意在园内开展游览、饮宴、观戏、娱乐竞赛等活动，在这样的园林中，市民感到自由舒畅，无拘无束，其活动令人目不暇接，而官府在“与民同乐”中获得市民的好感和认可。对士大夫而言，追求独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而“与民同乐”才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境界，尤其是成都更充分地反映了宋代市民阶层对园林游乐活动的追求。
　　五代两宋时期，成都园林游乐十分兴盛。五代王、孟偏安成都，大修宫殿院亭，“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9］，“台树亭沼，穷极奢侈”［10］。如伪蜀时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无不奢丽。后枕江渎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为池，池中“有岛屿竹树之胜，红蕖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11］。四岸皆种垂杨，或植芙蓉，池中种藕，每至夏秋花开，鱼跃柳阴之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9］，成为中国第一批定期向民众开放的私家园林，在五代时期，成都西郊、南郊沿锦江、浣花溪一带已形成长达十余里的园林区。到了宋代，成都园林范围更加扩大，如成都西郊前蜀时的宫廷梅苑。已任人游玩。南宋冯时行就曾说，他在一个腊月冬日，遍邀亲朋好友十五人到成都西郊前蜀梅苑旧址游玩。虽然梅苑经过百余年风雨侵洗，宫阙已颓，但梅树犹存。有的老梅，树荫可覆盖一亩多地，树干因风而开裂，倒仆在地上，曲折盘旋如龙［7］。除远郊园林外，城内园林更是宋代成都市民的游乐胜地。陆游诗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12］可见宋代成都园林之多，举凡西园、合江园、东园、中园、赵园、刘园、房季可园、王氏庄、瑶林庄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官私园林，其中尤以成都西园最为有名，游乐也最盛。
　　西园是宋代成都府路转运司在后蜀权臣故宅基础上营建的规模最大的园林，也是成都最著名的官府园林。吴中复《西园十咏并序》说：“成都西园楼、榭、亭、池、庵洞最胜者凡十所”，有西楼、众熙亭、竹洞、方物亭、翠柏亭、圆通庵、琴坛、流杯池、乔柟亭、锦亭［11］诸胜，其中尤以西楼最著，“为成都台榭之冠”，充分体现出宋代文人园林与绘画艺术紧密结合的特点。吴师孟《重修西楼记》也说：“成都楼观之盛，登览殆遍。独西楼直府寝之北，谨严邃静，非参僚宾客不得辄上。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下，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自天禧三年（1019年）知益州赵稹开西园纵民游观以来，这里成为成都士庶游乐的好去处。《岁华纪丽谱》说，宋代成都寒食节，官府“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纵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踰月而后罢”。甚至“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11］，反映了宋代成都城市居民休闲娱乐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同时，在西园里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杂戏和木偶戏演出。杂戏在唐代成都即已繁荣，到宋代，成都杂戏公开演出的规模更大，并首次出现由民间酒商出资、在官府园林举办长达数月的杂戏演出活动。庄绰《鸡肋编》卷上说：北宋“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惟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13］从中可见成都西园戏剧演出期间士庶同乐的盛况。
　　《岁华纪丽谱》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8］。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11］太守带头游遨，叫做“遨头”，民众带着坐具跟着游乐叫做“床”，“遨”是成都游乐文化的主要特征。北宋中期以后，成都遨游民风更加盛行。宋任正一也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11］张咏在北宋前期曾二任成都地方长官，对蜀中情况有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他在《悼蜀诗》中说，成都“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11］从他的描述中可见，宋代成都的游乐生活丰富多彩，不仅有丝竹歌舞，也有斗鸡走马、饮酒赌博，还有郊外踏春，街市观花。游乐不分昼夜，酒肆通宵不闭。游乐之风不仅在地域上扩展到主要的商业街市，而且也还表现在居民休闲娱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极大延展上，既有民俗节日的大众狂欢，也有日常酒楼茶坊娱乐的通宵达旦［8］。宋田况也说，近年来治理蜀地的官吏，都把民众游乐作为政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故田况《成都遨乐》诗中多处提到成都“遨游空闾巷”、“顾此欢娱俗”、“登舟恣游娱”［11］，《宋史·吴元载传》也说：“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妓乐。”［15］其他诸如成都“俗尚嬉游”、“家多宴乐”［7］、“岁时游乐”、“遨头行乐”、“驰骋游遨”等记载，充分反映了成都游乐文化的独特个性。两宋时期，成都游乐活动丰富多彩，如春游锦江与浣花溪，以及登山游、寺院游、园林游、赏花游等吸引了众多市民甚至近郊民众参加，形成“遨游空闾巷”、“车马拥行道”的壮观场面［11］。如北宋初，每年二月二日踏青节，大地回暖，百花盛开，成都士女纷纷出郊踏青，“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16］，最初没有固定游乐的地方，官府还时常派士卒监视，“虑有强暴之虞”。自张咏镇蜀，立即撤掉士卒，认为与其“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于是每逢踏青节，从万里桥开始，为彩舫数十艘，张咏“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江”［17］，即“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成都士女“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复倍于往年。”［18］从此开启了成都太守率郡府僚属结队游江、百姓聚观的先河。至赵抃任成都守臣时，“彩舫至增数倍”［11］。除二月二日踏青节外，成都其它重要节庆大都在官府的主导下进行［8］。正如韩琦所说，张咏知益州，“蜀风尚侈，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12］。成都城市游乐的兴盛，促使官府园林定期向民众开放，寺观园林、郊野园林、私家园林任人游玩，客观上反映了宋代官府园林向公共园林过渡的历程，无疑是宋代大变革时期社会进步的反映。
§　参考文献
　　［1］（明）解缙等.永乐大典［G］.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 2217
　　［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李勇先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卷 153、卷 156、卷 161、卷154、卷 158、卷 190、卷 155、卷 161、卷 156
　　［3］（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M］.巴蜀珍稀名胜古迹汇刊.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5年，卷 7
　　［4］大清一统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宋）扈仲荣等.成都文类［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 46
　　［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 123
　　［7］（明）杨慎.全蜀艺文志［M］.刘琳，王晓波校点.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p940、p497、p1369
　　［8］粟品孝等.成都通史［M］.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p145、p524
　　［9］（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p3323
　　［10］（清）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p721
　　［11］李勇先主编.成都旧志［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 3 册 p360，第 12 册 p642，第 4 册 p31，第 4 册 p29，第 1 册 p497，第 3 册 p14，第 3 册 p97 －99，第 3 册 p97，第 4 册 p30
　　［12］（宋）韩琦：《安阳集》卷 50《张公神道碑铭》，明刻安氏校刻本，第 6 册
　　［13］（宋）庄绰.鸡肋篇［M］.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p20 －21
　　［1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G］.第 30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p520
　　［1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p8950
　　［16］（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 62
　　［17］（宋）陈元靓.岁时广记［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 1
　　［18］永乐大典方志辑佚［M］.马蓉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p3116、p532 －533

⊙　作者简介
　　李闻杰，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园林专业。（四川成都，邮编：6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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