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高举的旗帜

2009-06-06  颜昌海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整版文章，分析20年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文章说，现在沸腾的民怨也不那么明显，甚至经济复苏也比其他大国快。民意测验表明中国民众仍有大量不满，但总体信心在上升，中国领导人也以更自信的语调谈论“中国模式”。但过去20年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旨在自我完善、“与时俱进”并以此抵御民主化的改革措施，长期而言意味着它无法保持现状。

文章接着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成为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唯一一个对二战以来全球性民主化进程构成真正威胁的因素。文章说，中国用来解除全球民主化武装的基本法宝是经济强劲发展加政治上严控。这些措施中包括提高干部、官员素质，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建立更平稳的最高权力交替机制，对党内不同意见比以前宽容，用集体决策取代一言堂等等。虽然执政党允许的政治开放有明确的底线，那就是不许讨论自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准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存在，但这种灵活性改变了它在许多中国普通百姓眼里的形象。

文章说，除了政治上“与时俱进”之外，政权的持久力还在于中国家庭收入普遍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类似发型、衣着和婚嫁的“规范”等当局对老百姓生活的监控已不复存在，精英圈的学术辩论变得更开放，互联网的普及也强化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感。尽管当局对网络的严密监控仍是问题，但年轻一代相信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以前宽敞得多，自由得多。正是由于诸多行政改革加上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的配合，分析人士大都认为今后十年中国执政党的统治不会受到重大威胁；但是，它会受到要求进行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的压力。

文章说，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多党制或许存疑，但普遍认为需要更大的新闻自由，对公民组织更开放。中国今天的年轻一代正在逐渐摆脱不问政治、只重实惠、自我中心的形象，尤其是去年四川大地震之后，年轻一代血脉中的理想主义得到彰显；中国的大学生象西方同龄人一样关心环保。即使中国领导人也更频繁地谈论“民主”，虽然他们的“民主”概念跟改革派追求的民主，或者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不同。

其实，英国人或许不知道，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高举的一面旗帜。

早在1922年举行的中共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追求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众多的民族优秀分子被这一目标所吸引，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因为高举了这面旗帜，才争取了民心，打败了坚持专制、独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民主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的文章；文章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后来，毛泽东将之形象地总结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党外无党”的“党”，还指政治上可以合法存在的反对党，而不仅仅是指“参政党”。

中国共产党人还就民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论述。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这不但把民主选举的思想清晰地勾勒了出来，还把两种不同的选举明确地区别开来，是十分中肯的。

民主选举的投票权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代议士和执政党；人民有选举权，同时也有被选举权，权力部门并不是谁的专利品，而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开放。而专制政治往往也会采取选举的形式产生权力机构，但无论是选举人还是候选人都是上面定好的，选举不过是一种装饰，做做形式，走走过场罢了。

针对“国情特殊论”，中国共产党人在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中，就给予了有力的驳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这对那些总以“国情特殊”为借口抵制民主思想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当头棒喝。

针对“新闻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在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新闻自由既是人民应当享有的自由权利，也是对执政者进行舆论监督，使其不敢懈怠下来和防止腐化堕落的必要条件。

针对“还政于民”，中国共产党人在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无保留地交给人民。”主权在民，国家也不是哪个党派的，政府不过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对人民负责的，为人民治理好社会的一种权力机构。

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共产党人在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这篇社论，无情地撕下了专制者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假面具：他们的那一套大道理看似会吓死人，实则不过为自己的专制利益计。而民主是为各个阶层、各个政党提供了利益博弈、利益平衡的机制，虽然这样社会表面上有些乱纷纷的，议会里更是唇枪舌剑的，但正因为如此才避免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民主才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可见，早在60多年前，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思想包括它的精义，都比现在的所谓“民主人士”都认识得更加透彻，更加深刻；对于如何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子的民主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也早就有很成熟的见解。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民主”就是民主，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者中国民主、西方民主之分。

但是，中国目前仍缺乏传导民怨及制约滥权的机制，司法仍不独立，民主价值观被某些人刻意分化成所谓“中国的”和“西方的”。对此，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认为，在中国，那些认为中国可以或应该更广泛地采用西方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的人，一般被称为西化论者。他们所极力主张的民主、自由、宪政、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等，不管是这些术语本身，还是它们所代表的具有一定特征的社会治理机制，基本上都是源于西方的东西。而反对西化论者，属于理智残缺，并为私利驱动。

张雪忠教授认为，西化论是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强行纳入国际条约体系之后的产物。晚清时期的中国不但幅员辽阔，物产也颇为丰富，但在西方国家的入侵之下却显得不堪一击，这使不少中国人从天朝永昌的迷梦中惊醒，并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寻找救亡图存的强国之道。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模仿乃人类行为之首要原则”。在对西方国家的抗争连遭耻辱性的失败后，一些人开始认为中国应向比自己强大的敌国学习。这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此后的各种西化论主张，其出发点基本都是为了使中国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或者使国内政治更为清明。

但是，西方化论者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乃至攻击，有些人甚至将他们斥为汉奸或洋奴。对西化论进行批评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可称为知识性批评者；知识性批评者主要是针对西化作为手段与强国这一目的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无端揣测西化论者的动机和意图。第二类可称为情绪性批评者；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过多的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中国人当然会一直对西方国家保持警惕甚或敌视，因此不少中国人容易将对西方国家的敌视，转化为对与西方有关的事物的敌视。第三类是私利性批评者；这些人并不一定对西方的事物怀有真诚的敌视，也不一定是不理解西方制度与国强民富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更清楚的是，中国制度的西化必然会改变国内原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从而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他们而言，维护自身利益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煽动和利用西化论的情绪性批评者对西化论者进行攻击和围剿，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西化论的私利性批评者或情绪性批评者，由于根本不关心西方制度与国力及良治之间的关系，或者因为理智的残缺而不能分析和理解这种抽象的关系，他们对西化论者的批评就不可能围绕这种关系而进行。对他们来说，不管是维护自身的私利还是发泄自己的情绪，最可行的途径就是诋毁西化论者的名誉和人格，并将西化论者一律斥为洋奴或汉奸。

在这些理智残缺或者受到私利驱使的人看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利益受损，需要负责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主张民主、自由和宪政的人。

例如，当美国的军舰频频出现在南海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清除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但他们从来都不愿劳神解释一下，对国内持不同意见的同胞进行迫害或镇压，怎么能起到拒美舰于南海之外的效果。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他该做的不是对一些在内政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同胞磨刀霍霍，而应该对政府提出建议或批评。

这些人在对西化论者进行人身攻击时，总是毫无顾忌地放纵自己盲目的情绪，但在自身的政治安全和利益上却始终能保持欺软怕硬的清醒和狡黠。反驳那些将西化论者骂为洋奴或汉奸的人，人们只需要问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谭嗣同可以说曾是中国最为激进的西化论者之一，他是否因此就是一个大汉奸或大洋奴，而残忍地将其杀害的慈禧太后则是一个果敢而英明的爱国者呢？

笔者的水平不如张雪忠教授远矣，只好将他的话如上抄袭。只是针对英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缺乏了解，所以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高举的旗帜；对民主的在中国的理解和实行方法，中国共产党也早就有答案──那就是，叉叉，叉叉，把你叉叉叉，把你叉叉你又怎么样？

不敢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