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汉江州都督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7-13 15:35:07

⊙ 刘华
　　都督制始于东汉末年，因都督领兵，镇守一方适应了汉末三国干戈频仍的时代环境，而被主政者纷纷采用，在这样的大势下，蜀汉也“于缘边诸郡，皆置都督，领兵屯守”［1］。具体说来，蜀汉共设有汉中、江州（治今重庆市区）、永安（治今重庆奉节县）、庲降等都督，这些都督手握重兵，驻守一方，事关蜀汉政权的安危。但从驻守地方看，蜀汉四大军镇都督中江州都督却设于蜀汉腹地，并不是洪氏所说的缘边，这是为什么呢？本文将对这一设置的原因以及江州都督的活动情况，作简单论述，所论不周之处，敬请指正。

一、巴地的地位与江州都督的设立
　　蜀汉国小民寡，兵力有限，于缘边要地设立都督领兵屯守尚可理解，但为何又在其腹地江州设立一都督呢？蜀汉政权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基于巴地重要地位的考虑。
　　巴地的重要地位首先表现在军事地理条件上。巴地是成都的东方门户，虽然其地广阔，又崇山峻岭，险阻迭出，交通甚不便，但在水路上，因有一条长江贯穿其境东西，交通反而最为便利。利用长江水道，可轻易越过巴地，进入蜀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在国防上是不利的。东汉平定公孙述、刘备集团夺得益州，桓温定蜀等无数次的军事行动，无不是利用巴地长江的便利航运条件而一举成功。因此，控制长江航线，确保成都乃至蜀汉政权的安全，就必然成为执政者思考的问题。
　　江州在巴地中独特的地理位置。江州是秦汉、蜀汉巴郡的郡治，核心地区即今重庆市区。此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嘉陵江、长江在此会合，江州即处于二江夹峙间，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恰可控长江水道。对于此，顾祖禹说得最为详细：“（重庆）府会川蜀众水，控瞿塘之上游，临驭蛮僰，地形险要。春秋时，巴人据此，常与强楚争衡。秦得其地，而谋楚之道愈多矣。公孙述之据蜀也，遣将以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光武使岑彭讨述，自江州而进。先主初入蜀，亦自江州而北。盖由江州道涪江，自合州上绵州者，谓之内水；由江州道大江，自泸戎上蜀郡者，谓之外水。内、外水，府扼其冲，从来由江道伐蜀者，未尝不急图江州。江州，咽喉重地也。”［2］江州的战略地位不仅能完全印证顾氏所说，而在蜀汉统治者眼中，汉中巴地一南一北相连，汉中若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江州驻军可以及时支援。这一点在诸葛亮北伐时最为明显。
　　江州有如此明显的战略地位，蜀汉执政者欲在巴地驻防，不能不选择江州。
　　巴地重要地位的另一表现是经济地位。蜀汉有三大经济区：蜀地、南中、巴地。蜀汉虽在南中有“官赋”［3］（《蜀志·谯周传》）的征收，但“南中好叛乱”［4］，其赋税不仅不能稳定供应，反而很多财富用在镇压叛乱上，在这种情况下，蜀汉必须尽可能保证蜀地、巴地的安全，方能使军国活动正常运转。
　　巴地气候湿润，物产极为丰富。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枝、灵寿。”可以说，蜀汉之所以能鼎立三国，并在益州统治近50年的时间，与包括巴地在内的诸地区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是分不开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巴地对于蜀汉来说，是须臾不可离的。蜀汉政权要想控制巴地长江水道，支援他处，并保证巴地的赋税源源不断地供应军国之需，都必须在江州驻扎足够的军事力量，而江州都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置的。首任江州都督费观于章武年间出任，其后有李严（226年－229年）、李福（229年－诸葛亮卒前）、邓芝（延熙初－251年）等。在江州都督设立后，紧接着蜀汉又设立了永安都督，二都督组成了巴地两道坚固的防线，从而确保了蜀汉东部的安全。

二、江州都督对蜀汉的贡献
　　如上文所言，蜀汉设江州都督有其必要的原因，而江州都督设立后的实际作为，也达到了蜀汉统治者的目的。江州都督的作为主要表现在：一是支援诸葛亮北伐；二是维护巴地的稳定。
　　诸葛亮率军驻扎汉中，致力于北伐事业，共8年时间（227年－234年），在此期间，因汉中军事活动频繁，又蜀汉总兵力有限，诸葛亮所率的汉中驻军远满足不了其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江州都督多次率军支援汉中。据《李严传》：“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这次北出即是建兴六年（228年）的首次北伐行动，因大军悉出，故调李严镇守后方。虽然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但李严最终还是去了。《华阳国志·巴志》载李严欲在江州凿穿二江最狭处的鹅颈项，此处只有一千多公尺，因“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便是，罗开玉先生说李严此次没有奉命去汉中，当误。［5］八年李严又率军赴汉中抗击曹真军，并“属府事”，支援是年诸葛亮的出军。可以说，李严任都督期间，参加了诸葛亮在汉中的所有大的军事行动。李福任江州都督时，虽不再亲自率军赴汉中，但江州都督的贡献是送出江州驻军。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军，动用十万兵，远超出前些次的数万、五万。［6］可以想见，江州都督所统兵力被调用的情况。
　　蜀汉可以根据形势调动江州驻军支援其军事活动，但江州都督大部分时间驻扎于江州，经营巴地。为实现巴地安全的目的，江州都督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加固基地。李严刚到江州后，即着手对江州城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据《华阳国志·巴志》：“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李严大城是相对于秦国张仪小城而言的“。张仪筑的江州城，应是土城，经过年深日久的消磨，其遗迹已不可考。但据近年考古发现，可知其城范围不大。依山而筑，其中心在今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上至小什字之间，方圆不过二平方公里”。［7］李严所筑周回16里相当于今7公里，范围“可能仅限于朝天门至南纪门一带，上不超过今天的人民公园或大梁子”［8］，北线即重庆半岛的山脊线。尽管如此，李严所筑大城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老城。
　　费观镇守江州五年时间，而扩建江州城始自李严，这是为什么？治重庆史者并没有去探究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次扩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一，费观时，因刘备伐吴失败，损兵折将，国力大耗。尽管如此，蜀汉还需在永安大兴土木，以守住这个边境要塞。李严刚任永安都督就“造设围戍”［8］，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江州也想大搞建设，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二，李严到江州时，正是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史载南征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9］（《蜀志·诸葛亮》），这也就是说，此时扩建江州城，有财力上的保障。其三，诸葛亮已率军驻汉中，为配合诸葛亮的北伐，李严从永安调至江州，当知后事。知后事包括兵力和物资供应。李严时还是中都护，永安、江州驻军皆受其指挥，为保证汉中军事行动，李严移屯江州后的江州驻军要多于费观时。为容纳不断开进的驻军，江州扩建就势在必行了。诸葛亮每次出军对后勤的要求都很高，因此李严这次当知后事，还要在江州大量囤积巴地物资。李严之所以要区别一般郡县，另筑城保护粮仓和其他仓库［10］，恐怕就是聚集在江州的物资太多了。其四，李严具有领导筑城的经验和能力。李严在永安即领导建设防御工事，有一定的经验，而李严本人的能力也很突出。正如诸葛亮所评那样：“部分如流，趋舍罔滞”［11］（《蜀志·李严传》），即部署处理政务像流水一样有条理，决定应做的事和应舍去不做的事时，毫不迟疑滞凝。总之，在李严时扩建江州城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由于李严城较大，适应江州的需要，因此此城一直沿用至南宋。李严的大城计划，其在任时，只完成了苍龙、白虎门以及仓城。后被调走，余下工程由其子李丰完成［12］。该城完工，大大增强了江州的防御功能，战略地位也更加提高。
　　二是积极设防，武力镇压。巴地形势最为特殊的是少数民族众多，且许多地方大姓也是少数民族人。左思《蜀都赋》说：“左绵巴中，百濮所充”［13］，百濮具体来说是“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14］。这些少数民族多分布于巴郡东部（枳、临江二县）、巴东郡、涪陵郡，而这些地区物产丰富，又远离郡治，势力更为强大，江州都督要维护巴地的稳定，必须密切关注上述几地的事态。邓芝为都督时，曾将治所移治阳关。阳关是巴地长江上的重要关隘，由战国时巴人所建，籍以抵抗楚人侵逼，军事价值由来已久。关于阳关地望，有不同的观点，刘琳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阳关当在今长寿境内［15］。现考邓芝出屯阳关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涪陵等地的叛乱（下详）。涪陵局势的不稳，不仅邓芝已发觉，蜀汉朝廷也有所知备，所以在延熙六年，就地迁芝为车骑将军，不久又假节，让其全权处理巴地事务，所以阳关在长寿境内更可信。
　　长寿时属枳县，邓芝率军驻守于此，就是为及时平息可能出现的叛乱。实践证明，邓芝的措施是有效的。延熙十一年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16］（《蜀志·后主传》）其传亦云“：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邓芝出军迅速，所至克捷，所以才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是役后，邓芝根据其对涪陵社会形势的了解“，移其豪徐、兰、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17］据《晋书·地理志》：涪陵郡有户四千二百，此次移民达五千家，表明涪陵的叛乱势力被彻底清除了。
　　从邓芝“枭其渠帅”、“分羸弱配督将”看，这次反叛的主力是少数民族大姓。唐长孺先生认为其中的“徐”姓“、范”姓为賨人［18］，刘琳先生认为“蔺”当作“兰”，也是賨人［19］。再据常璩对这些人在西晋时的分布记载看，可以确定这次反叛的是賨人大姓。
　　涪陵的賨人大姓为何要反叛呢？任乃强先生说是受兵役所逼。［20］涪陵人的兵役确实繁重，东汉时就常取其民为赤甲军［21］，蜀汉也曾征其民赴巴东、汉中、南中服兵役。但从记载看，蜀汉征调涪陵兵，只见于诸葛亮时，而此次涪陵人的反叛距亮卒已有15年之久。笔者认为，这次反叛的最终爆发，是相关因素不断累积的结果。巴地是蜀汉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巴地所丰产或特产的物资中，涪陵郡能产者占一半，茶、丹、漆、蜜、蜡等重要物资，更是主产涪陵郡。这在巴地诸郡中是唯一的。总之，涪陵人口最多，大姓势力最大，控制着当地的经济。随着蜀汉常年累月的征收赋税，尤其是蒋琬执政后期，姜维出军频繁，导致涪陵人的赋役不断加大，“患国之人”［22］（《蜀志·谯周传》）越来越多，最终反叛就成为必然了。
　　为执行国家的命令，江州都督以武力为后盾，确保巴地赋税的上供不断，但不断加大的赋税规模所引起的民怨，作为“临官忘家”的邓芝不可能不知，所以他先积极设防，等到叛乱爆发，可立即挥兵出击平叛。
　　综上所述，巴地虽然大规模的动乱很少，但江州都督能始终保持警惕，保证巴地的基本安定，不仅使蜀汉政权能够倾心北伐而无后顾之忧，还在必要的时候，以兵力支援蜀汉的北伐活动，这在三国史中是值得注意的。
　　①巴地有巴郡、巴西郡、巴东郡、涪陵郡，相当于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东北部。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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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罗开玉．诸葛亮、李严权争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2006，（6）
　　［6］卢华语．蜀国兵力与诸葛亮北伐用兵考［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2）
　　［7］琦羊．古代的重庆［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1）
　　［12］庄燕和，鲜述秀．重庆城的由来和发展［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2）
　　［13］［南朝梁］萧统选．（唐）李善注．昭明文选［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118
　　［14］［20］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42
　　［18］唐长孺．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J］．历史研究，1954，（4）．

源自：《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2月

孟良 · 发表于: 2009-8-1 16: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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